圖為嘎麗婭。

　　矗立在綏芬河的嘎麗婭雕像。

　　本報記者 袁 泉攝

　　1945年8月10日傍晚，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漸漸傳開。

　　8月11日，她走進黑龍江綏芬河日軍要塞勸降。

　　她是嘎麗婭瓦西裏耶夫娜杜別耶娃，身上流淌著中俄兩國的血液，人們習慣叫她張嘠麗婭，大人疼愛地叫她嘎拉。

　　8月11日，嘎麗婭的母親菲涅和弟弟張樹烈目送她離開，再也沒能等到她回來……

　　那一年，嘎麗婭17歲。

　　2009年，嘎麗婭“重生”。

　　綏芬河市民用青銅為她塑起一座雕像。雕像就立在她最後上山的地方。她站在6米高的基座上，花崗岩形如石崖，嶙峋峭立。熔岩流出石縫，火焰在她身後升騰，化為雙翅，淩空招展。那火焰象徵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她揮舞著臨行前媽媽送她的新頭巾……

　　雕像的基座上鐫刻著：“我們的友誼就是相互理解、信任、共同的價值觀和利益。我們將銘記過去，展望未來。”這是俄羅斯總統普京給綏芬河市民回信中的一段話。

　　這段話以中俄雙語刻寫，孩子們的小手就能撫摸得到。

　　一條盛滿抗戰記憶的路

　　循著嘎麗婭最後的足跡，記者踏上通往天長山要塞的山路。天長山就在城北，但對於綏芬河，那是一個巨大的謎，人們肅然相對，卻知之甚少。

　　南起吉林琿春，北至內蒙古海拉爾，在曾經“滿蘇”“滿蒙”近5000公里的國境線上，日本關東軍當年築起龐大而隱秘的軍事工事，進可攻，退可守，隨時準備對蘇開戰。

　　綏芬河位於國境前沿，是黑龍江省東南扼守中東鐵路的國門。1903年鐵路通車，才誕生綏芬河這座城市，才發展起沿線的哈爾濱等城市。14處日軍要塞群中，10處分佈在“滿蘇”東部邊境，綏芬河僅30余公里的國境線就築有3處要塞，由日本關東軍3支國境守備隊固守。

　　山上極靜，大塊雲團浮動在陽光中，山林一時明亮，一時又陡然陰晦。當年嘎麗婭上山的路還在，已不能行車，那是關東軍用砂石夯築的路基。當年的灌木叢，變成滿山次生林，橡木、紅松比手腕還粗。沒路就趟枯草，窸窸窣窣。

　　接近山頂，有兩棵對稱的老榆樹，有人稱這裡“榆樹門”，是天長山要塞的主要入口，是嘎麗婭最有可能到達的區域。戰爭恍如昨天剛剛結束，不時可見破碎的脛骨、頭蓋骨、肋骨。多年來，這裡挖掘出大量遺物、遺骸，手章、槍械，女人的荷包、孩子的鞋底……

　　在剛剛解凍的山間行走，一股細微的腐臭似乎揮之不去。草中有炸毀的工事，混凝土壁竟達3米多厚，堅如岩石。各式地堡密密麻麻，露出槍眼炮口，巷道窄軌相連，四通八達。

　　經查史料，築壘正面約40公里，縱深35公里，地下工事難以統計。

　　當地百姓説要塞“只見過勞工進去，沒見過出來”。所謂勞工，基本是戰俘，穿著破爛軍裝，用悶罐車一列列運進山。由於戰備不用炸藥開山，全靠人力一錘一鎬開鑿岩石，夯築堡壘。

　　1934年日本關東軍司令官菱刈隆大將簽發“關作命第589號命令”，全面啟動邊境要塞修築。東寧要塞留有狼狗圏遺跡罪證，勞工屍體喂狗，並已經發現勞工萬人坑。侵略者盤踞中國東北14年，苦心經營要塞就達11年。將綏芬河城北兩座山峰命名為天長山、地久山，寓意不言自明。

　　17歲的嘎麗婭走向這裡的時候，8月的天氣帶給她的也應是一股寒意。製造了無數冤魂的魔窟，在戰爭即將結束之時，仍裹挾成千的生命進行最後的垂死掙扎。

　　一次寫入歷史的折返

　　綏芬河站在歷史的轉捩點上，嘎麗婭也站在這個點上。

　　如今嘎麗婭雕像前，綏芬河的一條支流緩緩流過。跨過河流的鐵路橋梁陳跡俱在，那是曾被列強所爭奪的中東鐵路。

　　1945年8月9日淩晨，綏芬河聽到邊境傳來炮聲，有人説“聽來像颳起了大風”。炮聲敲響了侵略者末日的喪鐘。蘇聯紅軍分兵從4個方向進入我國東北，幾天前，日本廣島原子彈已經炸響，戰爭天平向盟軍的一側傾斜。

　　10日，綏芬河宣告解放。11日，根據蘇聯紅軍通告，為“清剿日本人”，綏芬河東街一律轉移到西街腰毛屯和阜寧鎮，限期完成。事發突然，東街的漢族、俄羅斯族、朝鮮族居民來不及帶太多財物，男女老幼成群結隊，穿過中東鐵路，暫往西街轉移。

　　嘎麗婭跟著父親，先趕著僅剩的兩頭奶牛穿過了鐵路。因為奶牛得喂食，那是全家的命根子。

　　穿過鐵路後，嘎麗婭回頭看見母親和15歲的弟弟張樹烈被蘇聯紅軍攔著問話，就讓父親趕牛先走，自己折返。原來蘇聯紅軍讓他們去司令部登記，嘎麗婭也得過去。誰知，這一折返，嘎麗婭的人生軌跡來了個大轉彎。

　　嘎麗婭的母親菲涅一頭栗色頭髮，淡褐色眼睛，是俄羅斯族。伴隨著俄國開發遠東的步伐，菲涅幼年就隨家人沿烏蘇裏鐵路修建到濱海邊區。為了生計，16歲隻身落戶中國綏芬河，在俄僑家做傭人。

　　嘎麗婭繼承了母親的端莊美麗，身上也流淌著中國人的血液。父親張煥新生於山東省掖縣，從小跟叔叔“闖關東”“跑崴子”，做以貨易貨的毛皮生意，説得一口流利的俄語。1922年落腳綏芬河，做了名列車押運員。

　　就在這年，張煥新遇到了17歲的菲涅，開啟了終此一生、跨越種族的生死之戀。婚後，菲涅隨張煥新改了張姓。1928年，他們生下中俄混血的女兒，也是他們唯一的女兒，起名嘎麗婭。嘎麗婭有兩個哥哥，一個弟弟，全家人視她如珍寶。

　　姜謙莉老人回憶嘎麗婭的樣子：留著長長的辮子，愛打蝴蝶結，愛穿連衣裙、小靴子，喜歡唱歌，“愛笑，不笑不説話”……

　　很多人記得嘎麗婭，少女時代，她已亭亭玉立，眉目清秀。很多人會回憶起她，老舒拉姐妹七個家裏窮，嘎麗婭就張羅朋友們接濟她。宋國棟老人當時年紀小，記得嘎麗婭帶他到院裏摘李子吃。

　　記者追尋嘎麗婭的最後軌跡找到當年的蘇聯紅軍臨時司令部，今天那棟建築已經蕩然無存。

　　張樹烈回憶，當時司令部院裏已經站了四五十人。過了很久，還沒輪到他們登記，正巧一名蘇聯紅軍軍官匆匆走出，用俄語向人群問道：“你們這裡誰會説日本話？”

　　人群中有聲音回答道：“嘎拉！嘎拉會。”

　　一座負隅頑抗的最後堡壘

　　綏芬河鎮子不大，俄羅斯人都相互認識。嘎麗婭人品出眾，大家都認識她。

　　3年前，嘎麗婭從露西亞俄僑學校畢業，會俄語、漢語。由於1933年日軍侵佔綏芬河，推行奴化教育，不論中國學校還是俄式學校都增設日語，嘎麗婭的日語成績也很好。

　　那是一個亂世，世界雲波詭譎，邊城冷暖先知。早在1932年，日本就有計劃地向中國東北“實驗移民”。大量增加的“開拓團”作為準軍事組織，絕大部分部署在東北抗聯遊擊區和漫長的中蘇邊境。

　　偽滿時期，綏芬河設立有偽街町公所，由日本人擔任街長。相應的機構也大量增加，日本憲兵隊、偽警察隊、鐵路警事隊、特務機關魚龍混雜。越來越多的日本僑民出現在鎮上。

　　當密集的炮聲傳來，街市的地面沉悶地震動，鎮上的日僑感知大戰將臨。隨著幾場小規模戰鬥潰敗，駐紮的部分日本武裝乘汽車和火車逃往牡丹江。遺落在綏芬河的日僑等在一片惶恐中，所能想到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號稱“堅不可摧”的天長山要塞。

　　駐守要塞的關東軍精銳幾年前已調往太平洋戰場，但仍留有不少駐軍。他們依賴牢固的工事，囤積著大量戰略物資，宣稱足以困守1年以上。宋國棟老人的一位日本鄰居，在國道局開軋路機，他親手掐死了妻子和兩個孩子，自己僅拎了把斧頭上山。

　　更多的日僑匆忙帶好乾糧，陸陸續續往山上跑。最後一任街長愛甲嘉津磨組織了150名日本婦女、兒童、老人及200名在鄉軍人逃向天長山要塞。

　　有資料顯示，在這個時間節點上，綏芬河臨時混編的留守日軍加上偽警、憲、特人員，抵抗兵力大約2500人，但輕重武器的配備並未減少。憑藉“北滿永久要塞”據守自保，2500兵力足以抵抗3萬多混合兵種的進攻。

　　蘇聯紅軍攻擊天長山的嘗試遭遇了要塞猛烈還擊。蘇聯紅軍只好暫時封鎖天長山，機械化部隊在集結，坦克整裝待發，重炮陣地部署完畢，調準炮位。

　　強攻意味著傷亡，也意味著殃及平民。與此同時，戰機不容貽誤，時間在一分一秒過去。綏芬河戰局，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取得主動。

　　一個平靜的生死抉擇

　　場景再次拉回蘇聯紅軍在綏芬河的臨時司令部。一位蘇聯紅軍軍官冷靜而迫切地問誰會説日語。所有的視線一下子聚焦在嘎麗婭身上。

　　勸降日軍是當時非常現實的考量。嘎麗婭跟著軍官勇敢走進屋子的時間是8月11日。而在中國時間8月10日傍晚，日本方面已決定投降的消息通過無線電波傳遍了世界。不論在重慶，還是在延安，大約晚飯後，廣播裏就一遍遍播放這則消息。

　　遠在邊城的嘎麗婭一家未必及時獲知，但蘇聯紅軍將領一定準確掌握這一情報。不只綏芬河，記者在沿邊境一線的虎頭要塞、東寧要塞，都聽聞到當時的勸降史實。中國日本史學會理事王宗仁講述，蘇聯紅軍派的一位軍使到東寧要塞地下勸降，被送出來已遍體鱗傷。舌頭被割，腦門用刀刻上五角星，九根手指被砸掉，只留了右手拇指。“敵人用兇殘的方式宣告，蘇聯紅軍得豎著拇指稱讚日本‘皇軍’……”

　　蘇聯紅軍讓被俘的日本傷兵向洞內喊話，傷兵説到不想死在蘇聯紅軍槍下，就當即被要塞的子彈擊斃在洞口。關東軍盤踞東北14年間，日軍官兵深受仇蘇教育，異常頑固。防守牡丹江的日軍第5軍司令官清水規矩中將後撤時，不僅就地銷毀文件、電報、密碼，竟然將隨軍家眷全部屠殺。

　　嘎麗婭能夠流暢地講漢語、俄語和日語，此時此地的蘇聯紅軍需要她，需要她幫助説服日軍接受即將到來的和平。和平既然是將成的事實，殘酷的最後一戰能否避免，起碼讓躲進要塞的平民，尤其是婦孺避免被戰火屠戮？

　　嘎麗婭只是個17歲的姑娘，之前14年應無數次見證或聽到過日本關東軍的殘酷。我們無法知道她聽到蘇聯紅軍的任務時的反應和心理狀態。只能推斷，她的日本鄰居，她教授過俄語的日本孩子等都被捲入時代和命運的漩渦。生與死的關頭，需要有人傳出那一聲和平的口信。

　　弟弟張樹烈就站在母親身邊，目睹了這一切。嘎麗婭跟隨蘇聯紅軍軍官走進去的時間不到半個小時。母親菲涅和所有人一樣，不知道軍隊讓女兒去幹什麼。當嘎麗婭走出來時，同行的還有4名蘇聯紅軍，其中一個一杠四花，應該是名尉官，打著白旗。

　　嘎麗婭走向媽媽，母女四目相對：“紅軍徵召翻譯，讓我跟他們上要塞，去勸日本人投降。”

　　張樹烈回憶，嘎麗婭説得很平靜，但母親卻立時哭了，周圍非常安靜。菲涅哭著，解下自己紅色的花頭巾，那是當天離家時戴的一方新頭巾，披在女兒的肩上。

　　菲涅還想説什麼，可是士兵開始催促了，她一句話也沒説出來。只看見嘎麗婭向他們回頭，和4個蘇聯紅軍一直北行，上了汽車。

　　車子在目送中越來越遠。從此，再無嘎麗婭的音訊。

　　一個至今未解的生死之謎

　　嘎麗婭上山是11日，與13日中間整整隔了一天。13日，綏芬河人見證了今生最震撼的一幕。向著天長山，蘇聯紅軍萬炮齊發，像吼叫的火傾瀉在山上。三四處炮陣同時轟擊，當地的老人説，從未見過這麼大的炮彈，“像豬羔子似的拖著紅光滿天飛”。巨響讓全鎮地面跟著震顫，這樣晝夜不息的炮擊持續了三天三夜。

　　海拔731米的天長山主峰被炮火削去了3米多。日軍精心構築的堡壘，原指望可以固守一年，結果竟成為埋葬他們的墳墓。

　　經查證史料，蘇聯紅軍遠東第一方面軍有約8000門火炮，且全是75毫米以上的重炮。重炮齊鳴的同時，蘇聯紅軍又派出轟炸機，對要塞實施了數輪毀滅性轟炸。短短幾個小時，山就被削去十幾米厚的土層。

　　當蘇聯紅軍坦克和步兵發起衝鋒時，遭到日軍猛烈反擊，他們才明白低估了日軍要塞的堅固。日軍用鋼鐵鑄成工事的頂蓋，炮彈落上不過炸一個小坑。壁壘之厚，30多枚炮彈落在一個位置才能炸出一個洞。炮擊時，步兵藏于永備工事地下，反擊異常頑強。蘇聯紅軍只好安放成噸的炸藥，傾瀉更多的炮彈。

　　在留給勸降的一天時間裏，到底發生了什麼？

　　天長山要塞本就神秘，嘎麗婭勸降情節更成了一個謎，每個人都談論嘎麗婭，唏噓不已。流傳較多的一個説法，嘎麗婭上山勸降，最終死於亂軍。日軍虐殺是常事。在虎頭要塞，蘇聯紅軍徵召了一位會日語的朝鮮人前往勸降，就被日兵一刀劈開腦門。

　　目前較接近現場的説法，來自蘇聯老紅軍菲多爾琴科後人的轉述，綏芬河電視臺曾赴俄羅斯格羅捷闊沃採訪錄製，但仍有存疑之處。菲多爾琴科是當事人，11日勸降無果。12日帶著勸降提綱，嘎麗婭同15名戰士再次上山。

　　臨近要塞時日軍要求嘎麗婭一人進入。嘎麗婭翻譯給菲多爾琴科，兩人簡短交流，菲多爾琴科告訴她“你是善意的，是為他們好”，讓她走進了日軍要塞。漫長的等待中，蘇聯紅軍聽到要塞裏激烈爭吵，野獸般嚎叫，然後一聲槍響。日軍向他們發起攻擊。

　　戰爭相關記述中有這樣的説法。日軍玩弄了假投降的伎倆，待蘇聯紅軍受降時突然開火。嘎麗婭是否在類似的交火中殞命？不論當時情形如何，嘎麗婭在向日軍傳遞和平資訊時遭遇了不幸。

　　我們很難確認嘎麗婭最後的遭遇，真實從來超出想像。當場景定格在她走向天長山要塞門口那一刻，她當然知道那是可怖的巢穴。令人詛咒的一切是醒不來的夢魘，惟有和平來解救被戰爭扭曲的這一切。

　　一場延綿70年的尋找

　　蘇聯紅軍炮火中，要塞一片火海，玉石俱焚。

　　炮聲停息時，已是15日。家人不見嘎麗婭。母親去留守的司令部詢問，只聽到“先頭部隊已經開走，我們也不知道”的回答。

　　家人、親友找遍了天長山的戰場溝坎，翻過被炮震得七竅流血的屍體，也見過幾名一字排開自殺的兵卒，就是沒有嘎麗婭的影子。據説，在上山路邊的樹枝上挂著那方紅色的花頭巾。弟弟張樹烈對著山喊嘎麗婭，空山無語。鄰居們猜測著，會不會封進地堡餓死了？會不會跟部隊開走了？

　　母親菲涅從此每到夏天，都採天長山的花，長久地凝望。由於軍方未能對嘎麗婭勸降做出書面結論，嘎麗婭被列入戰爭失蹤人員。嘎麗婭家人連續多年向各處致函，都石沉大海。

　　國境對面的菲多爾琴科終老之時，家人無數次聽他説“我這枚紅星勳章應該是嘎麗婭的”。

　　歷史像一站站向前的列車，接下來新中國成立、政治運動、中蘇論戰、改革開放、邊貿重開……嘎麗婭在綏芬河老人們的口中一次次被提起。

　　1984年，綏芬河地方史志編輯孫伯言在一份60年代的公安檔案中看到寥寥數語：“當地居民張煥新的中俄混血姑娘3次到北山勸降日軍，英勇犧牲”。

　　一個姑娘，連同她身後恢弘的場景令孫伯言久久不能忘懷，走訪中他問及老人，原來這個女孩的故事一直在綏芬河口耳相傳。孫伯言像中了邪，接下來近30年不斷地尋找嘎麗婭，尋找一切和她有關的片段。

　　嘎麗婭的家人已經離開。在“文革”中，菲涅一直陪伴著丈夫，輾轉遷離。直到1980年4月，安葬了丈夫，菲涅隨兒子離境，逝于烏蘇裏斯克。離開中國那年，菲涅的雙眼已經失明，她隨身帶走的，是張嘎麗婭的照片。

　　孫伯言尋找嘎麗婭的事情傳開，得到當地黨委政府的大力支援和眾多熱心人士的幫助。1991年“邊貿熱”，有位叫韓繼民的人找到他，説自己在烏蘇裏斯克做生意時找到了嘎麗婭的家人。菲涅隨身的那張嘎麗婭照片得以輾轉回到中國。

　　從那個年代起，綏芬河越來越多的人步入追尋的行列。他們自帶設備，自籌資金，收集史檔，尋訪老人，搶救性地保留了大批史料。

　　孫伯言曾説，“一座城市，如果沒有文化，那就是一片沙漠”。嘎麗婭是綏芬河的女兒，是這座城市的記憶。他倡議，綏芬河應豎起一座嘎麗婭的雕像，嘎麗婭象徵著友誼，也象徵著和平，這是邊境城市綏芬河的願望。“我們必須記住嘎麗婭，記住嘎麗婭的願望！”

　　一位領導告訴孫伯言，幹吧，我支援你。他一位不願留下名字的學生知道了老師的心願，默默拿出了一筆錢。從孫伯言第一次讀到嘎麗婭的故事，到最終豎起這座青銅的雕像，他用了20多年。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人類不會忘記。孫伯言請到了頂級的藝術家。俄羅斯列賓美術學院院長恰爾金院士主持設計，雕塑系主任斯維尼什科夫和在讀博士李富軍完成雕塑，聖彼得堡城市建設藝術委員會主席羅曼諾夫斯基設計了基座。

　　孫伯言將嘎麗婭和紀念碑的故事致信俄羅斯總統普京，也得到了熱情的回應。普京在回信中建議，紀念碑上應該刻上前述那段話。

　　嘎麗婭那小小的身影、堅定的步伐，定格在1945年的8月。揮舞頭巾的雕像表現她和平的使命，火焰生成的雙翼便是象徵中俄兩國並肩反法西斯的友誼。

　　雕像選用最高標準的青銅塑造，可保6萬年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