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麗婭:倒在黎明前的和平天使

時間:2015-05-04 11:03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圖為嘎麗婭。

  矗立在綏芬河的嘎麗婭雕像。

  本報記者 袁 泉攝

  1945年8月10日傍晚,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漸漸傳開。

  8月11日,她走進黑龍江綏芬河日軍要塞勸降。

  她是嘎麗婭瓦西裏耶夫娜杜別耶娃,身上流淌著中俄兩國的血液,人們習慣叫她張嘠麗婭,大人疼愛地叫她嘎拉。

  8月11日,嘎麗婭的母親菲涅和弟弟張樹烈目送她離開,再也沒能等到她回來……

  那一年,嘎麗婭17歲。

  2009年,嘎麗婭“重生”。

  綏芬河市民用青銅為她塑起一座雕像。雕像就立在她最後上山的地方。她站在6米高的基座上,花崗岩形如石崖,嶙峋峭立。熔岩流出石縫,火焰在她身後升騰,化為雙翅,淩空招展。那火焰象徵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她揮舞著臨行前媽媽送她的新頭巾……

  雕像的基座上鐫刻著:“我們的友誼就是相互理解、信任、共同的價值觀和利益。我們將銘記過去,展望未來。”這是俄羅斯總統普京給綏芬河市民回信中的一段話。

  這段話以中俄雙語刻寫,孩子們的小手就能撫摸得到。

  一條盛滿抗戰記憶的路

  循著嘎麗婭最後的足跡,記者踏上通往天長山要塞的山路。天長山就在城北,但對於綏芬河,那是一個巨大的謎,人們肅然相對,卻知之甚少。

  南起吉林琿春,北至內蒙古海拉爾,在曾經“滿蘇”“滿蒙”近5000公里的國境線上,日本關東軍當年築起龐大而隱秘的軍事工事,進可攻,退可守,隨時準備對蘇開戰。

  綏芬河位於國境前沿,是黑龍江省東南扼守中東鐵路的國門。1903年鐵路通車,才誕生綏芬河這座城市,才發展起沿線的哈爾濱等城市。14處日軍要塞群中,10處分佈在“滿蘇”東部邊境,綏芬河僅30余公里的國境線就築有3處要塞,由日本關東軍3支國境守備隊固守。

  山上極靜,大塊雲團浮動在陽光中,山林一時明亮,一時又陡然陰晦。當年嘎麗婭上山的路還在,已不能行車,那是關東軍用砂石夯築的路基。當年的灌木叢,變成滿山次生林,橡木、紅松比手腕還粗。沒路就趟枯草,窸窸窣窣。

  接近山頂,有兩棵對稱的老榆樹,有人稱這裡“榆樹門”,是天長山要塞的主要入口,是嘎麗婭最有可能到達的區域。戰爭恍如昨天剛剛結束,不時可見破碎的脛骨、頭蓋骨、肋骨。多年來,這裡挖掘出大量遺物、遺骸,手章、槍械,女人的荷包、孩子的鞋底……

  在剛剛解凍的山間行走,一股細微的腐臭似乎揮之不去。草中有炸毀的工事,混凝土壁竟達3米多厚,堅如岩石。各式地堡密密麻麻,露出槍眼炮口,巷道窄軌相連,四通八達。

  經查史料,築壘正面約40公里,縱深35公里,地下工事難以統計。

  當地百姓説要塞“只見過勞工進去,沒見過出來”。所謂勞工,基本是戰俘,穿著破爛軍裝,用悶罐車一列列運進山。由於戰備不用炸藥開山,全靠人力一錘一鎬開鑿岩石,夯築堡壘。

  1934年日本關東軍司令官菱刈隆大將簽發“關作命第589號命令”,全面啟動邊境要塞修築。東寧要塞留有狼狗圏遺跡罪證,勞工屍體喂狗,並已經發現勞工萬人坑。侵略者盤踞中國東北14年,苦心經營要塞就達11年。將綏芬河城北兩座山峰命名為天長山、地久山,寓意不言自明。

  17歲的嘎麗婭走向這裡的時候,8月的天氣帶給她的也應是一股寒意。製造了無數冤魂的魔窟,在戰爭即將結束之時,仍裹挾成千的生命進行最後的垂死掙扎。

  一次寫入歷史的折返

  綏芬河站在歷史的轉捩點上,嘎麗婭也站在這個點上。

  如今嘎麗婭雕像前,綏芬河的一條支流緩緩流過。跨過河流的鐵路橋梁陳跡俱在,那是曾被列強所爭奪的中東鐵路。

  1945年8月9日淩晨,綏芬河聽到邊境傳來炮聲,有人説“聽來像颳起了大風”。炮聲敲響了侵略者末日的喪鐘。蘇聯紅軍分兵從4個方向進入我國東北,幾天前,日本廣島原子彈已經炸響,戰爭天平向盟軍的一側傾斜。

  10日,綏芬河宣告解放。11日,根據蘇聯紅軍通告,為“清剿日本人”,綏芬河東街一律轉移到西街腰毛屯和阜寧鎮,限期完成。事發突然,東街的漢族、俄羅斯族、朝鮮族居民來不及帶太多財物,男女老幼成群結隊,穿過中東鐵路,暫往西街轉移。

  嘎麗婭跟著父親,先趕著僅剩的兩頭奶牛穿過了鐵路。因為奶牛得喂食,那是全家的命根子。

  穿過鐵路後,嘎麗婭回頭看見母親和15歲的弟弟張樹烈被蘇聯紅軍攔著問話,就讓父親趕牛先走,自己折返。原來蘇聯紅軍讓他們去司令部登記,嘎麗婭也得過去。誰知,這一折返,嘎麗婭的人生軌跡來了個大轉彎。

  嘎麗婭的母親菲涅一頭栗色頭髮,淡褐色眼睛,是俄羅斯族。伴隨著俄國開發遠東的步伐,菲涅幼年就隨家人沿烏蘇裏鐵路修建到濱海邊區。為了生計,16歲隻身落戶中國綏芬河,在俄僑家做傭人。

  嘎麗婭繼承了母親的端莊美麗,身上也流淌著中國人的血液。父親張煥新生於山東省掖縣,從小跟叔叔“闖關東”“跑崴子”,做以貨易貨的毛皮生意,説得一口流利的俄語。1922年落腳綏芬河,做了名列車押運員。

  就在這年,張煥新遇到了17歲的菲涅,開啟了終此一生、跨越種族的生死之戀。婚後,菲涅隨張煥新改了張姓。1928年,他們生下中俄混血的女兒,也是他們唯一的女兒,起名嘎麗婭。嘎麗婭有兩個哥哥,一個弟弟,全家人視她如珍寶。

  姜謙莉老人回憶嘎麗婭的樣子:留著長長的辮子,愛打蝴蝶結,愛穿連衣裙、小靴子,喜歡唱歌,“愛笑,不笑不説話”……

  很多人記得嘎麗婭,少女時代,她已亭亭玉立,眉目清秀。很多人會回憶起她,老舒拉姐妹七個家裏窮,嘎麗婭就張羅朋友們接濟她。宋國棟老人當時年紀小,記得嘎麗婭帶他到院裏摘李子吃。

  記者追尋嘎麗婭的最後軌跡找到當年的蘇聯紅軍臨時司令部,今天那棟建築已經蕩然無存。

  張樹烈回憶,當時司令部院裏已經站了四五十人。過了很久,還沒輪到他們登記,正巧一名蘇聯紅軍軍官匆匆走出,用俄語向人群問道:“你們這裡誰會説日本話?”

  人群中有聲音回答道:“嘎拉!嘎拉會。”

  一座負隅頑抗的最後堡壘

  綏芬河鎮子不大,俄羅斯人都相互認識。嘎麗婭人品出眾,大家都認識她。

  3年前,嘎麗婭從露西亞俄僑學校畢業,會俄語、漢語。由於1933年日軍侵佔綏芬河,推行奴化教育,不論中國學校還是俄式學校都增設日語,嘎麗婭的日語成績也很好。

  那是一個亂世,世界雲波詭譎,邊城冷暖先知。早在1932年,日本就有計劃地向中國東北“實驗移民”。大量增加的“開拓團”作為準軍事組織,絕大部分部署在東北抗聯遊擊區和漫長的中蘇邊境。

  偽滿時期,綏芬河設立有偽街町公所,由日本人擔任街長。相應的機構也大量增加,日本憲兵隊、偽警察隊、鐵路警事隊、特務機關魚龍混雜。越來越多的日本僑民出現在鎮上。

  當密集的炮聲傳來,街市的地面沉悶地震動,鎮上的日僑感知大戰將臨。隨著幾場小規模戰鬥潰敗,駐紮的部分日本武裝乘汽車和火車逃往牡丹江。遺落在綏芬河的日僑等在一片惶恐中,所能想到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號稱“堅不可摧”的天長山要塞。

  駐守要塞的關東軍精銳幾年前已調往太平洋戰場,但仍留有不少駐軍。他們依賴牢固的工事,囤積著大量戰略物資,宣稱足以困守1年以上。宋國棟老人的一位日本鄰居,在國道局開軋路機,他親手掐死了妻子和兩個孩子,自己僅拎了把斧頭上山。

  更多的日僑匆忙帶好乾糧,陸陸續續往山上跑。最後一任街長愛甲嘉津磨組織了150名日本婦女、兒童、老人及200名在鄉軍人逃向天長山要塞。

  有資料顯示,在這個時間節點上,綏芬河臨時混編的留守日軍加上偽警、憲、特人員,抵抗兵力大約2500人,但輕重武器的配備並未減少。憑藉“北滿永久要塞”據守自保,2500兵力足以抵抗3萬多混合兵種的進攻。

  蘇聯紅軍攻擊天長山的嘗試遭遇了要塞猛烈還擊。蘇聯紅軍只好暫時封鎖天長山,機械化部隊在集結,坦克整裝待發,重炮陣地部署完畢,調準炮位。

  強攻意味著傷亡,也意味著殃及平民。與此同時,戰機不容貽誤,時間在一分一秒過去。綏芬河戰局,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取得主動。

  一個平靜的生死抉擇

  場景再次拉回蘇聯紅軍在綏芬河的臨時司令部。一位蘇聯紅軍軍官冷靜而迫切地問誰會説日語。所有的視線一下子聚焦在嘎麗婭身上。

  勸降日軍是當時非常現實的考量。嘎麗婭跟著軍官勇敢走進屋子的時間是8月11日。而在中國時間8月10日傍晚,日本方面已決定投降的消息通過無線電波傳遍了世界。不論在重慶,還是在延安,大約晚飯後,廣播裏就一遍遍播放這則消息。

  遠在邊城的嘎麗婭一家未必及時獲知,但蘇聯紅軍將領一定準確掌握這一情報。不只綏芬河,記者在沿邊境一線的虎頭要塞、東寧要塞,都聽聞到當時的勸降史實。中國日本史學會理事王宗仁講述,蘇聯紅軍派的一位軍使到東寧要塞地下勸降,被送出來已遍體鱗傷。舌頭被割,腦門用刀刻上五角星,九根手指被砸掉,只留了右手拇指。“敵人用兇殘的方式宣告,蘇聯紅軍得豎著拇指稱讚日本‘皇軍’……”

  蘇聯紅軍讓被俘的日本傷兵向洞內喊話,傷兵説到不想死在蘇聯紅軍槍下,就當即被要塞的子彈擊斃在洞口。關東軍盤踞東北14年間,日軍官兵深受仇蘇教育,異常頑固。防守牡丹江的日軍第5軍司令官清水規矩中將後撤時,不僅就地銷毀文件、電報、密碼,竟然將隨軍家眷全部屠殺。

  嘎麗婭能夠流暢地講漢語、俄語和日語,此時此地的蘇聯紅軍需要她,需要她幫助説服日軍接受即將到來的和平。和平既然是將成的事實,殘酷的最後一戰能否避免,起碼讓躲進要塞的平民,尤其是婦孺避免被戰火屠戮?

  嘎麗婭只是個17歲的姑娘,之前14年應無數次見證或聽到過日本關東軍的殘酷。我們無法知道她聽到蘇聯紅軍的任務時的反應和心理狀態。只能推斷,她的日本鄰居,她教授過俄語的日本孩子等都被捲入時代和命運的漩渦。生與死的關頭,需要有人傳出那一聲和平的口信。

  弟弟張樹烈就站在母親身邊,目睹了這一切。嘎麗婭跟隨蘇聯紅軍軍官走進去的時間不到半個小時。母親菲涅和所有人一樣,不知道軍隊讓女兒去幹什麼。當嘎麗婭走出來時,同行的還有4名蘇聯紅軍,其中一個一杠四花,應該是名尉官,打著白旗。

  嘎麗婭走向媽媽,母女四目相對:“紅軍徵召翻譯,讓我跟他們上要塞,去勸日本人投降。”

  張樹烈回憶,嘎麗婭説得很平靜,但母親卻立時哭了,周圍非常安靜。菲涅哭著,解下自己紅色的花頭巾,那是當天離家時戴的一方新頭巾,披在女兒的肩上。

  菲涅還想説什麼,可是士兵開始催促了,她一句話也沒説出來。只看見嘎麗婭向他們回頭,和4個蘇聯紅軍一直北行,上了汽車。

  車子在目送中越來越遠。從此,再無嘎麗婭的音訊。

  一個至今未解的生死之謎

  嘎麗婭上山是11日,與13日中間整整隔了一天。13日,綏芬河人見證了今生最震撼的一幕。向著天長山,蘇聯紅軍萬炮齊發,像吼叫的火傾瀉在山上。三四處炮陣同時轟擊,當地的老人説,從未見過這麼大的炮彈,“像豬羔子似的拖著紅光滿天飛”。巨響讓全鎮地面跟著震顫,這樣晝夜不息的炮擊持續了三天三夜。

  海拔731米的天長山主峰被炮火削去了3米多。日軍精心構築的堡壘,原指望可以固守一年,結果竟成為埋葬他們的墳墓。

  經查證史料,蘇聯紅軍遠東第一方面軍有約8000門火炮,且全是75毫米以上的重炮。重炮齊鳴的同時,蘇聯紅軍又派出轟炸機,對要塞實施了數輪毀滅性轟炸。短短幾個小時,山就被削去十幾米厚的土層。

  當蘇聯紅軍坦克和步兵發起衝鋒時,遭到日軍猛烈反擊,他們才明白低估了日軍要塞的堅固。日軍用鋼鐵鑄成工事的頂蓋,炮彈落上不過炸一個小坑。壁壘之厚,30多枚炮彈落在一個位置才能炸出一個洞。炮擊時,步兵藏于永備工事地下,反擊異常頑強。蘇聯紅軍只好安放成噸的炸藥,傾瀉更多的炮彈。

  在留給勸降的一天時間裏,到底發生了什麼?

  天長山要塞本就神秘,嘎麗婭勸降情節更成了一個謎,每個人都談論嘎麗婭,唏噓不已。流傳較多的一個説法,嘎麗婭上山勸降,最終死於亂軍。日軍虐殺是常事。在虎頭要塞,蘇聯紅軍徵召了一位會日語的朝鮮人前往勸降,就被日兵一刀劈開腦門。

  目前較接近現場的説法,來自蘇聯老紅軍菲多爾琴科後人的轉述,綏芬河電視臺曾赴俄羅斯格羅捷闊沃採訪錄製,但仍有存疑之處。菲多爾琴科是當事人,11日勸降無果。12日帶著勸降提綱,嘎麗婭同15名戰士再次上山。

  臨近要塞時日軍要求嘎麗婭一人進入。嘎麗婭翻譯給菲多爾琴科,兩人簡短交流,菲多爾琴科告訴她“你是善意的,是為他們好”,讓她走進了日軍要塞。漫長的等待中,蘇聯紅軍聽到要塞裏激烈爭吵,野獸般嚎叫,然後一聲槍響。日軍向他們發起攻擊。

  戰爭相關記述中有這樣的説法。日軍玩弄了假投降的伎倆,待蘇聯紅軍受降時突然開火。嘎麗婭是否在類似的交火中殞命?不論當時情形如何,嘎麗婭在向日軍傳遞和平資訊時遭遇了不幸。

  我們很難確認嘎麗婭最後的遭遇,真實從來超出想像。當場景定格在她走向天長山要塞門口那一刻,她當然知道那是可怖的巢穴。令人詛咒的一切是醒不來的夢魘,惟有和平來解救被戰爭扭曲的這一切。

  一場延綿70年的尋找

  蘇聯紅軍炮火中,要塞一片火海,玉石俱焚。

  炮聲停息時,已是15日。家人不見嘎麗婭。母親去留守的司令部詢問,只聽到“先頭部隊已經開走,我們也不知道”的回答。

  家人、親友找遍了天長山的戰場溝坎,翻過被炮震得七竅流血的屍體,也見過幾名一字排開自殺的兵卒,就是沒有嘎麗婭的影子。據説,在上山路邊的樹枝上挂著那方紅色的花頭巾。弟弟張樹烈對著山喊嘎麗婭,空山無語。鄰居們猜測著,會不會封進地堡餓死了?會不會跟部隊開走了?

  母親菲涅從此每到夏天,都採天長山的花,長久地凝望。由於軍方未能對嘎麗婭勸降做出書面結論,嘎麗婭被列入戰爭失蹤人員。嘎麗婭家人連續多年向各處致函,都石沉大海。

  國境對面的菲多爾琴科終老之時,家人無數次聽他説“我這枚紅星勳章應該是嘎麗婭的”。

  歷史像一站站向前的列車,接下來新中國成立、政治運動、中蘇論戰、改革開放、邊貿重開……嘎麗婭在綏芬河老人們的口中一次次被提起。

  1984年,綏芬河地方史志編輯孫伯言在一份60年代的公安檔案中看到寥寥數語:“當地居民張煥新的中俄混血姑娘3次到北山勸降日軍,英勇犧牲”。

  一個姑娘,連同她身後恢弘的場景令孫伯言久久不能忘懷,走訪中他問及老人,原來這個女孩的故事一直在綏芬河口耳相傳。孫伯言像中了邪,接下來近30年不斷地尋找嘎麗婭,尋找一切和她有關的片段。

  嘎麗婭的家人已經離開。在“文革”中,菲涅一直陪伴著丈夫,輾轉遷離。直到1980年4月,安葬了丈夫,菲涅隨兒子離境,逝于烏蘇裏斯克。離開中國那年,菲涅的雙眼已經失明,她隨身帶走的,是張嘎麗婭的照片。

  孫伯言尋找嘎麗婭的事情傳開,得到當地黨委政府的大力支援和眾多熱心人士的幫助。1991年“邊貿熱”,有位叫韓繼民的人找到他,説自己在烏蘇裏斯克做生意時找到了嘎麗婭的家人。菲涅隨身的那張嘎麗婭照片得以輾轉回到中國。

  從那個年代起,綏芬河越來越多的人步入追尋的行列。他們自帶設備,自籌資金,收集史檔,尋訪老人,搶救性地保留了大批史料。

  孫伯言曾説,“一座城市,如果沒有文化,那就是一片沙漠”。嘎麗婭是綏芬河的女兒,是這座城市的記憶。他倡議,綏芬河應豎起一座嘎麗婭的雕像,嘎麗婭象徵著友誼,也象徵著和平,這是邊境城市綏芬河的願望。“我們必須記住嘎麗婭,記住嘎麗婭的願望!”

  一位領導告訴孫伯言,幹吧,我支援你。他一位不願留下名字的學生知道了老師的心願,默默拿出了一筆錢。從孫伯言第一次讀到嘎麗婭的故事,到最終豎起這座青銅的雕像,他用了20多年。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人類不會忘記。孫伯言請到了頂級的藝術家。俄羅斯列賓美術學院院長恰爾金院士主持設計,雕塑系主任斯維尼什科夫和在讀博士李富軍完成雕塑,聖彼得堡城市建設藝術委員會主席羅曼諾夫斯基設計了基座。

  孫伯言將嘎麗婭和紀念碑的故事致信俄羅斯總統普京,也得到了熱情的回應。普京在回信中建議,紀念碑上應該刻上前述那段話。

  嘎麗婭那小小的身影、堅定的步伐,定格在1945年的8月。揮舞頭巾的雕像表現她和平的使命,火焰生成的雙翼便是象徵中俄兩國並肩反法西斯的友誼。

  雕像選用最高標準的青銅塑造,可保6萬年不朽。

 

編輯:李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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