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之稱富者，在乎豐民

　　作者：楊福忠（河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共河北省委黨校〔河北行政學院〕教授）

　　2022年5月《求是》雜誌第10期發表了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文章《正確認識和把握我國發展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文章在談到“正確認識和把握實現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和實踐途徑”問題時，引用古語“國之稱富者，在乎豐民”，強調我們“既要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不斷創造和積累社會財富，又要防止兩極分化，切實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國之稱富者，在乎豐民”，這句話出自三國時期魏國謀士、軍事家鐘會的政論性文章《芻蕘論》：“國之稱富者，在乎豐民，非獨謂府庫盈、倉廩實也。且府庫盈、倉廩實，非上天所降，皆取資於民，民困國虛矣。”意思是，一個國家的真正富裕，不單指國庫充盈、糧倉充足，還指人民富裕。國家的財富取自於人民，民窮則勢必國庫空虛。這段話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同時也揭示了民富與國富的關係，對我們今天促進共同富裕、實現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具有啟發意義。

　　古人關於民富有很多探討，基於民本思想的觀點認為民富是國富的前提，在政策上應把富民放在優先的位置。管仲説：“善為國者，必先富民”。孔子曾建議魯哀公實行“使民富且壽”的政策，理由是“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荀子在談到民富與國富的關係時更明確指出：“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因此英明的君主必須愛民，用政策使百姓富裕。如果君主肆意搜刮民財，導致“百姓虛而府庫滿”“上溢而下漏”，那麼就會出現“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的局面，國家傾覆滅亡也就為期不遠了。這些觀點代表了中國傳統社會主流的價值觀，彰顯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智慧。

　　從實踐來看，凡屬盛世往往是為政者較為重視採取富民政策的結果。比如漢初的文帝、景帝，採取“與民休息”“輕徭薄賦”“約法省禁”等措施，使得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從而出現文景之治的局面。唐初李世民實行均田制和租庸調製，減輕賦稅，促進農業發展，同時重視發展商業和貿易。這一系列富民政策使唐初經濟迅速發展，國力日漸昌盛，為大唐盛世奠定了堅實基礎。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實踐證明了一個道理：經濟興則國運興，民富則國強。

　　“治國之道，富民為始。”這是古人總結的治國經驗。中國共産黨將古人的經驗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把人民至上作為自己鮮明的政治立場，把為人民謀幸福作為始終不渝的價值追求。強調“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把生産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作為衡量經濟政策對不對的標準。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也不能掉隊。”黨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用，使黨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始終立於不敗之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黨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奮鬥目標。順利實現這一目標，必須以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為著力點，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不斷創造和積累社會財富，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的必然選擇。

　　富民之道，共同為要。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這裡的“共同”不是指整齊劃一，所有人都達到同樣的富裕程度；也不是指所有地區齊頭並進，同時達到同樣一個富裕水準。作為體現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共同”，首先，要求的是平等，這個平等意味著每個人有同樣獲得某種利益的機會，即機會均等。其次，“共同”承認差別，允許合理地差別對待。我國不同群體之間、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差異很大，發展也不平衡。一方面，國家鼓勵有條件的個人、地區率先發展起來，並起到示範、帶動作用，最終實現共同發展。另一方面，國家對低收入人群、落後地區，在政策上給予支援。比如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準性，加強幫扶保障強度。同時，加強對高收入的規範和調節，防止兩極分化，促進社會公平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