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個國家的“軟實力”，在綜合國力競爭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進行和穩步推進，文化體制改革也需要有相應的進展。即將召開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實現我國體制改革綜合配套，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項重大決策。結合十七大以來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的實踐探索，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一定要準確認識和正確處理好三對關係。
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關係
文化作為一種特殊的精神産品，在凝聚民族精神、維繫社會秩序、實現政治穩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和不可或缺的作用，這本身就是一種效益，而且是大效益。當然這種效益主要體現為社會效益。因此我們經常強調在文化改革發展中，一定要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這是毫無疑問的。
但是文化作為滿足人們多種多樣、不同層面精神需求和精神消費的一種産品，也不可能擺脫商品的屬性，不同的文化消費者會根據自己不同的需求自覺主動去購買不同的文化産品。在這個意義上，也就是説文化也能産生經濟效益的。而且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背景下，人們對文化的這種需求會更加豐富、更加廣泛，這為我們實現文化的經濟效益提供了廣闊的空間。2010年我國國産電影國內票房超過100億元，數字出版産業總産值達到900億元等等，這些都是巨大的經濟效益。
所以，文化産品客觀地具有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兩個層面，我們既不必過分強調文化的社會效益而忽視追求文化經濟效益的要求，也不能只熱衷於文化的經濟效益而放棄承擔社會效益的責任。通過把握好度和分寸，在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的同時，努力實現文化建設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有機統一。
文化事業與文化産業的關係
在我國的文化建設與文化發展中，一直是把文化作為一種事業來看。所以我們從事文化建設的部門就具有了一個特殊的身份，就是文化事業單位。其實就像文化既有社會效益又有經濟效益一樣，文化建設固然首先和主要是一種事業，也不排斥它同時具有産業的特點，文化不同的特性自然可以讓不同的主體去實現。
公益化的事業，比如公共文化服務、人民群眾基本的文化權益、農村文化基礎設施、作為黨和人民喉舌的新聞媒體等工作是必須按照事業的要求來進行，政府必須加大投入，轉換機制，增強活力，改善服務，促進公益性文化事業全面繁榮，讓事業單位有錢去做事業，有精力去做事業，不能幹著事業的事，卻要自己到市場中去找錢。
在這裡，我們還需要明確一個觀念，這就是公益事業是“鐵飯碗”，社會一定要有公益事業，但事業單位與事業單位的人不一定就是“鐵飯碗”了。事業單位不能 “市場化”不等於發展公益事業不運用市場手段。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連政府行政部門都有一個借鑒企業運作的要求，更何況事業單位。所以，更準確地説，應該是政府要養“事業”不養具體的單位、不養具體的人。社會有公益事業需要做，既可在既有的事業單位中招標，也可面向社會招標，通過吸納社會力量來花少錢買好服務。就算政府真要養事業單位，也要通過養很少的單位刺激更多的社會力量來完成公益事業。
而對於經營性的文化産業，我們則一定要創新體制、轉換機制、面向市場、增強活力，提高文化産品和服務的市場化程度，讓他們通過滿足人民群眾多方面、多層次、多樣性的文化需求來實現自己的利益追求，實現經營性文化産業跨越式發展。 既沒有必要設置各種條條框框抑制它們的活力，更沒有必要拿著國家的稅收去補貼企業性的行為。這些年來，我國文化産業發展態勢很好，2004年至2008年間，我國文化産業增加值的年平均現價增長速度達22％以上，高於同期國內生産總值年平均現價增長速度3.6個百分點。2009年我國文化産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産總值的比重為2.5％，比2004年比重高出近0.4個百分點；北京、上海、廣東等省市文化産業佔國內生産總值比重都超過5％。儘管有這樣大的進步，我國文化産業發展的空間依然相當巨大。我國文化産業在國民經濟中所作的貢獻遠遠低於美國等發達國家，美國的文化産業佔整個GDP的25%，英國達到11%，而中國只佔到2.6%。
只要我們按照事業和産業不同發展規律分類引導，就可以實現文化事業和文化産業協調發展。
政府推動和市場化運作的關係
文化改革與發展離不開黨的領導和政府推動。始終堅持黨對文化工作的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是我們文化改革和發展不可須臾偏離的大方向。同時，堅持社會主義市場化的改革，更多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也是我們文化改革與發展的大方向。
把這兩個大方向有機結合起來，這就要求我們在堅持黨的領導和政府主導的同時，要注意按照現代社會發展的要求，加強文化立法，通過法定程式將黨的文化政策逐步上升為法律法規，要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健全文化法律法規和政策體系，堅持文化改革的法制化和程式化。
在形成科學有效的宏觀文化管理體制方面，黨委政府責無旁貸，在形成富有效率的文化生産和服務的微觀運作機制方面，則大膽放手讓市場來説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