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個19歲的患B型肝炎女生，無論“依法”還是按人之常情，教育者都應盡力消弭人為阻隔、排斥，而不是以“公事公辦”的冷面孔去對待。

　　19歲的大一女生吳昕怡帶著憂傷告別了人間。她在遺書中寫道“我救不了我自己，放過我”，這離她滿懷激情跨進大學之門不久，而這一切跟“B型肝炎病毒攜帶者”的身份緊密關聯。

　　據新京報報道，吳昕怡是天津師大初等教育學院學生，去年12月6日，她被查出大三陽。抱恙在身的她本需要安慰，然而比病毒可怕的是冷漠。也許吳昕怡生性敏感，但偏偏有人要在她面前觸動她的敏感：當她想返校上課時，“學院領導跟她説，得開一個‘B型肝炎病毒攜帶者不影響正常上學’的證明”，吳昕怡找醫生開證明時，醫生認為“這不需要證明，2007年、2010年衛生部都發過文件，不得拒絕B型肝炎病毒攜帶者入職、入學”。吳昕怡對此會有何反應，報道未提及，隨後學校安排她住單間宿舍，這不是優待，是隔離，是試圖卸責。

　　對吳昕怡的死，涉事校方作了不少解釋，按其説法，是吳昕怡不夠堅強，學校曾採取了給其舍友講解B型肝炎常識等行動，而安排單間是應吳之需。可僅僅因學生是“B型肝炎病毒攜帶者”，就公然不依相關規定對待，反而要其去開荒唐的證明，還默認了隔離的合理性，這怎麼不是推卸責任？

　　學校似乎沒有公開歧視和拒絕，只是“公事公辦”；但“公事公辦”，憑一張冷冰冰的面孔也能對付。吳昕怡恰恰是個敏感，不願給別人添麻煩的人。如果學校把工作做細、做好，如果能讓她感受到老師和同學的熱情以待，我想她不至於這樣脆弱。

　　在中國，“B型肝炎病毒攜帶”真不算什麼，據估計，全國“B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攜帶者”將近一億人。像吳昕怡這樣公開者並不多，她的狀況是在自願獻血過程中發現的，更應受到愛護。無論“依法”還是按人之常情，都不可冷淡這樣的學生，畢竟是“師範大學”啊！

　　得看到，衛生部明文闡述“B型肝炎病毒攜帶者在生活、工作、學習和社會活動中不對周圍人群和環境構成威脅，可以正常學習、就業和生活”，看來，大學校園需要“科普”，不能再發生違反科學常識的鬧劇。同時，也需要指出教育與人性背離的堪憂景象：大學常有“理想”“勵志”之類的宣傳，然而在需要理性和友愛之際，卻出現不和諧的聲音和態度，多多少少令人難堪。

　　我想起了特蕾莎修女，她一生扶危濟困，常把無家可歸，身上爬滿蛆蟲的瀕死者帶回修道院，幾十年間，有四千多印度窮人帶著幸福的笑死在她天使般的懷抱裏。而每個教育者都當如是，當見賢思齊。

　　吳昕怡遭厄運時沒遇上天使，卻遺言“凡事往光明處看”，希望教育能在人文底色的修復中，承載起對“光明”的期待。（吳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