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頭稅的産生跟官員過於迷戀財政增長有關係，過頭稅的消除也有賴於政府部門放棄一部分眼前利益。有戰略眼光和服務意識的官員應該能看到，今天不割企業的肉，不收過頭稅，明天這些企業發展壯大起來，將毫不吃力地創造更多的稅收。
據新華社和《經濟參考》報道，記者近期在浙江調研時發現，隨著一些地方土地財政能力逐步喪失，對企業徵稅、罰款就加大了力度，徵收“過頭稅”的現象開始出現。此外，財政部數據顯示，多地“非稅收入”出現逆勢高增長。分析認為，這表明亂收費、重復收費有抬頭之勢。
過頭稅是指為了完成稅收任務而過分地向民間收取稅費的做法，有時間上的過頭稅和幅度上的過頭稅兩種。浙江某些地方的官員半商量半逼迫地向企業收取明年的稅金，屬於時間上的過頭稅。而幅度上的過頭稅就更容易理解，加重單一稅種的稅負，或者在正常稅收之外巧立名目收“費”，這也是很多企業感同身受的遭遇。
中國企業的“稅負痛苦指數”本來就尷尬地居於世界前列，稅種繁多、重復徵收不説，有些地方還只顧眼前、寅吃卯糧。雖然國稅總局和財政部反覆表態決不徵收過頭稅，無奈有些地方狂徵、濫徵的衝動強烈。他們已經習慣了GDP高速增長、稅收加倍高速增長的日子：有些地方的GDP增速百分之十幾，財政收入增幅卻高達百分之五十乃至六十。他們已經習慣了預算安排大手大腳、行政成本和“三公”支出居高不下的日子，一旦經濟增長乏力，稅收不像往年那樣充盈，便啟動竭澤而漁的徵稅模式，向企業施加軟硬壓力。
徵收過頭稅的弊端顯而易見。最容易被過頭稅光顧的往往是民營中小企業，而近年來深受國際金融危機之害的也是民營中小企業。本來就在不太好的經濟環境中苦苦支撐，再背上比往年還要重的稅負，民營企業的經營活力、發展潛力、擴大再生産的能力勢必受到抑制。企業是市場的主體，民營中小企業還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如果這些企業舉步維艱，甚至關門歇業，微觀經濟的壞死必然影響到宏觀經濟的健康，同時有可能造成洶湧的失業潮，到時擺在政府面前的就不只是經濟問題，甚至還有社會問題。
因而，不管是出於對民營企業利益的保護，還是著眼于宏觀經濟的發展後勁，都不能徵過頭稅。事實上，雖然中國的經濟增長較諸往年有所減速，但只要政府部門能調整心態，與企業共甘苦，靈活變通地徵稅，就一定能迎來轉機。首先，前些年各地財政收入連年增收，在財政支出上有一個“由儉入奢”的過程；如今財政收入不再高歌猛進，也得學會“由奢入儉”。既然財力不再寬裕，“三公”消費不妨降低，某些並非十萬火急的項目可以暫不開工。預算安排是死的，人是活的，沒有什麼不能通過正當程式改變，總之要量入為出，決不給企業增加額外負擔。
此外，不但要杜絕時間和幅度上的顯形過頭稅，還應該通過改革逐步免除結構上的隱形過頭稅。企業承擔的主要是所得稅和流轉稅，經濟形勢不好，企業不賺錢或者虧損，所得稅是免除了，可是産品流通過程中的流轉稅仍然要交，仍然會成為某些企業的沉重負擔。對於本小利微的企業來説，目前的流轉稅已超過了其承受能力，他們只能慘澹經營，甚至難以為繼。今年以來，中央政府推動結構性減稅，在有些地方已見成效。但是很多地方的企業仍然被顯形和隱形的過頭稅壓得喘不過氣來，這就需要進一步研究經營困難和稅費徵收之間的關係，通過稅制改革給企業鬆綁，創造更好的投資和經營環境。
説到底，過頭稅的産生跟官員過於迷戀財政增長有關係，過頭稅的消除也有賴於政府部門放棄一部分眼前利益。有戰略眼光和服務意識的官員應該能看到，今天不割企業的肉，不收過頭稅，明天這些企業發展壯大起來，將毫不吃力地創造更多的稅收。換個角度看，徵收過頭稅也是一種違法行為，如果某些地方一意孤行強徵過頭稅，企業完全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維護自身權益。（李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