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海外大並購時代來臨 仍需要制度保證

　　國企海外大並購時代來臨

　　與國內並購相比，海外並購是一本比較難念的經。對機制不夠靈活的國企而言更是如此。但縱觀國內外經濟形勢及國家戰略，“海外並購經”還得念下去，這是中國經濟實現增長動力轉換的關鍵之一。近期中央陸續出爐的多項政策文件，均與規範及推動國企海外投資並購相關。

　　“大時代，大機遇。”海外並購專家王世渝如此感嘆。

　　⊙記者 李興彩 ○編輯 全澤源

　　現狀：放緩與加速

　　民企海外並購雖然案例數量暴增，但交易金額及並購對象的規模與國企還是有差距。

　　進入9月，上海梅林與錦江股份相繼披露了重大資産重組計劃，前者是並購紐西蘭牛羊肉巨頭，後者是擬收編海外上市的七天連鎖酒店(已經私有化)。這兩個合計涉資高達100億人民幣。為沉悶而低迷的國企上市公司海外並購涂上了一抹亮彩。

　　2010年以前，央企是中國企業海外並購主力軍，以中國石油、中國鋁業等為首的資源類公司都嘗試過大小不一的海外資源並購與投資。但隨著中國經濟持續轉型，此類並購逐步減少。與此相反，民企海外並購後來居上。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至今(截至9月中旬)，A股公司披露了226個海外並購方案，其中41個由國資上市公司主導。

　　“從去年底到現在，我們也觀察到中國的海外並購最大的變化是角色轉換，現在民企開展海外並購的案例個數成壓倒態勢。”海外並購專家、富國富民資本集團董事長王世渝對上證報記者表示，“國企海外並購確實有所降溫。”

　　“除了宏觀經濟變化這一因素外，反腐風暴來襲，也導致一些國企謹慎起見暫緩了海外並購。”某大型投行人士如此表示。

　　王世渝也表示，國企決策節奏、審核流程跟國際並購流程和窗口期無法有效對接是致使國企在這一輪海外並購中落後的主要原因，此外由於此前國企大力反腐、國企改革方向未明，使得國企缺乏開展海外並購的積極性。

　　本週有消息稱，德國晶片商斥資46億美元從央企中國電子産業集團手中“搶走”了美國晶片巨頭Atmel。有評論稱，這側面反映了央企決策節奏及機制欠靈活。

　　不過仔細對比海外並購中的“國退民進”，可以看出民企海外並購雖然案例數量暴增，但交易金額及並購對象與國企“重口味”還是有差距。數據顯示，41個國企並購案例的交易總金額接近177個民企並購交易總金額的一半。

　　“民企開展國際並購大多數僅僅是戰略佈局，是公司謀求轉型、進入新興産業的跳板和試金石；這樣的並購往往僅是嘗試階段、並購金額和標的都比較小。”某投行人士表示。

　　數據顯示，超過八成的民企並購交易金額在5億元以下，其中新興産業標的的交易金額往往只有幾千萬元。而國企海外並購往往動輒數十億以上。比如，1月份錦江股份斥資126億並購盧浮集團；6月份光明乳業擬斥資70億元人民幣收購以色列乳業公司TNUVA。

　　政策：規範與扶持

　　專家指出，“現在國企改革頂層設計出臺，接下來國企的並購慾望和需求將被強烈釋放。”

　　不過，上述延阻國企海外並購的因素正隨著規範政策的出臺而消退。這些政策包括《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若干意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關於鼓勵上市公司兼併重組、現金分紅及回購股份的通知》等。

　　“上一波以資源並購為主的國企出海並購潮流，確實出現了一些亂象，導致了國資流失。因此監管部門對此類並購加大了監管力度。”有投行人士如此表示。

　　針對上述問題，9月17日發佈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若干意見》(簡稱《意見》)裏明確指出要建立走出去風險防控體系。“加強境外風險防控體系建設，提升對外投資合作品質和水準。強化對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走出去經營活動的監督與管理，加強審計，完善國有企業境外經營業績考核和責任追究制度，確保國有資本的安全與效益，防止國有資産流失，防範假借走出去侵吞國有資産的行為。”《意見》如此強調。

　　在紮好防範風險及國資流失的“籬笆”基礎上，《意見》提出要建立走出去金融支付體系，包括構建政策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相結合的境外投資金融支援體系，推動金融資本和産業資本聯合走出去，探索建立境外股權資産的境內交易融資平臺，發展多種形式的境外投資基金，推動絲路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運作，積極推進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

　　“大時代，大機遇。”並購專家王世渝看罷此政策後如此表示。

　　另一個長期有助於國企海外並購的政策是“國企改革頂層設計方案”，與上述《意見》相比，這是一個隱性的利好邏輯。

　　9月13日發佈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明確了分類改革、完善國有資産管理體制、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等方面規定與目標。

　　專家認為，新的國資監管思路將從管企業為主轉為管資本為主，這將增加企業自主經營決策權，有利於國企在海外投資並購。更具看點的是“混改”潛藏的利好。“國資跟民資混合後，市場化提高，這樣的國企到海外投資並購的自由度和空間就更大了。”有豐富海外並購經驗的王世渝指出，海外可供並購的公司絕大多數都是私有化企業，讓完全公有制、國有控股的中國公司去並購，從産權制度上賣方是很抵觸的，如果讓“混改”後的上市公司到海外並購就會容易一些。

　　更具體的利好則是8月底證監會、財政部、國資委、銀監會四部委聯合發佈的《關於鼓勵上市公司兼併重組、現金分紅及回購股份的通知》。《通知》裏不僅明確表示，在並購重組監管中將進一步簡政放權，簡化審批程式，提升審核效率，而且還鼓勵支付工具及融資方式創新，推動商業銀行積極穩妥開展並購貸款業務，擴大貸款規模，合理確定貸款期限。

　　9月15日上海梅林披露的重大海外並購，就在支付方面使用了並購貸款。由於該並購涉資高達14億元人民幣，且全部現金支付，公司自有現金並沒有這麼充足，“本次交易的資金來源為自有資金及銀行貸款，其中自有資金佔比不低於50%。”公告如此表述。

　　分析人士表示，上述一系列政策可謂一脈相承，其明晰了資本和金融體系建設及“走出去”戰略，也是國企進行新一輪海外並購的信號彈。

　　“在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漸大的情況下，開展國際並購是中國經濟轉換到新的增長動力，完成産業轉型、化解産能過剩的重要策略；這也將開啟真正意義的中國海外並購，也許會形成全球第六次並購浪潮，鋻於企業體量和實力，國企才是這場並購的主力軍。”王世渝表示，“現在國企改革頂層設計出臺，接下來國企的並購慾望和需求將被強烈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