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群租房裏的年輕人:一年攢不下一分錢

　　群租房廚房一角，“有一次吃飯的時候，我看到飯桌旁邊的暖氣管上有6隻蟑螂，它們的旁邊就是開口的紅糖袋和大夥兒吃飯的碗。”一位租客説。中國青年報記者 楊傑 攝

　　(記者楊傑 實習生 郝如媛)“來了一年，一分錢都沒攢下”

　　日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廉思發佈了《青年藍皮書：中國青年發展報告(2014)No.2——流動時代下的安居》。這位年輕學者幾年前曾因研究北京的“蟻族”而出名。這一次，他把目光對準青年住房問題。

　　在他所進行的“北京市青年住房狀況調查”中，有52.1%的被調查者在北京租房。他們付出的平均月租金是1993.4元，佔家庭每人平均月收入的37.1%，略高於其自認為最多能夠承受的比重(35.2%)。這意味著，對於租房居住的受訪者而言，每月的房租負擔已達到其所能承受的“極限”。重壓之下，很多年輕人被迫選擇了並不被政策允許的“群租”。

　　從北京地鐵崇文門站的地下走向地面，需要經過42級臺階。過去一年裏，彭慧一次又一次走過這42級臺階，經過並不複雜的左轉右轉，回到“家”中。

　　彭慧有29位室友，她們共同的“家”是一套約140平方米的三室一廳。這套房間原來的結構，彭慧和她的室友們都沒有見到過。她們來到這裡時，房子已經被改造成4個臥室、1個小廳、1個廚房以及兩個衛生間。4個臥室裏分別住著10個人、8個人、6個人和6個人。

　　1992年出生的彭慧並不習慣把這間群租房稱作“家”，她的家在千里之外的哈爾濱。像這間房子裏的其他人一樣，彭慧儘管喜歡談論北京，卻從未真正屬於過這座城市。

　　彭慧心大，遇事想得開。這樣一位神經“大條”的女孩，在一個溫暖得令人想瞌睡的下午，正蜷縮在一個容納了10個人的房間的下鋪，用筆記型電腦看《刑事偵緝檔案》第四部，“古天樂在這裡面特別酷！”彭慧笑嘻嘻地説，唯一讓人心煩的是房間裏的網速。由於10人共用一個網路，姑娘們經常連不上網。

　　即便性格開朗，彭慧與她們也甚少交談。睡一覺再睜開眼，對面的床可能就換了新人，這些住在同一屋檐下、聽得到彼此呼吸的女孩有時並不知道對方的名字和她身後的故事。

　　10天前的彭慧還不能這樣悠哉，那時的她還是一家地産仲介的銷售，在北京東二環、三環之間奔波。因為不會騎自行車，彭慧沒有像其他仲介人員那樣穿著襯衫、打著領帶，騎電動車呼嘯而過。但相同的是沒日沒夜地辛苦奔波。

　　彭慧一天的工作是從早上8點50分開始。因為群租房內要排隊洗漱，她通常會在早晨7點鐘起床。衛生間的水龍頭壞了，沒有熱水，整個房間出熱水的水龍頭只剩廚房一個。所以大家只能在洗菜池子上面洗漱，“最噁心的是池子經常堵，所以老是就著油花、麵條、菜葉子洗臉……有段時間水池壞掉了，大家蹚著水洗個臉，然後再去浴室洗腳。”房間只有一面穿衣鏡，寬度不到半米，每天早上姑娘們都得排隊照鏡子。

　　一番折騰，彭慧走出家門，走向崇文門地鐵站，在擁擠的早高峰裏看睡眼惺忪的上班族打著哈欠、聽著音樂或是一言不發地盯著車載電視裏的廣告。

　　彭慧到達辦公室後的第一件事是刷帖子，“你們在58同城、趕集網、搜房網上面看到的房源資訊都是我們一個字一個字打上去的。”之後，是晨會，上司開始佈置一天的任務。

　　每天，彭慧都要打上兩三百個電話，約客戶、約業主、談價格、看房子、回訪……打仗似的一天在晚上10點30分結束。結束之前，通常會在9點開夕會，總結一天的工作，如果任務沒有完成，就要繼續加班幹活兒。

　　彭慧沒有週末的概念。公司讓每週休1天，但這寶貴的一天並不完全屬於彭慧，客戶和業主仍然會不斷打電話給她，她依然需要像工作日一樣往外跑。“有的時候真累得挺不住了，我就把手機調成靜音，假裝沒聽到電話，晚上再給客戶回過去。”

　　在仲介公司忙碌了一年，彭慧的身體開始發出警告。早晨經常被胃疼叫醒，後來去醫院檢查，大夫説是因為長期飲食不規律導致的胃潰瘍。因為身體上的不適，彭慧辭掉了工作。同在地産仲介工作的男朋友每天給她送早餐。男朋友是她的同學，又同時來到北京工作。

　　“就是因為他，我才會留在北京。”但在北京馬不停蹄的生活裏，他們一週只能見一面，然後一起吃個晚飯。

　　“説實話，我不喜歡北京。節奏太快，消費水準又太高，一個月不掙八九千元，很難過得舒服。換個二線城市，一個月掙個三四千，已經過得很好了，還能攢點兒。”

　　在北京的一年，彭慧沒有攢下一分錢。每個月的平均工資有4000元，除去房租900元，每天吃飯七八十元，下班晚了還要打車，一個月的薪水所剩無幾。她的工資構成是1500元的底薪加上開單即有的500元，再加上業績提成，收入不固定。

　　這間群租房令租戶滿意的地方是租金可以月付，甚至可以天付，每天38元或是一個月900元，如果連付3個月的話還有折扣——這一點彭慧也是剛剛聽説，她在這裡住了一年，卻從來沒有連付3個月，因為付完3個月的房租，就沒錢吃飯了。

　　900元的租房成本在北京這樣的地段只能租到一個床位。彭慧深諳租房市場的價格：三環以內最差的次臥也要1500元；出了三環能便宜兩三百元；四環以外五環以內1000元。900元想要租一個單人間只能到五環之外了。

　　“北京的生活壓力太大，我們班當初一起來的30個同學，如今只剩三四個。”第一次來北京實習時，彭慧就見識了首都的包羅萬象。

　　彼時的她在中國美術館實習，做服務員，每天的工作就是告知遊客不要碰畫、不要吃東西喝水。從早上7點工作到晚上5點，站兩個小時休息半個小時。包吃包住，每個月拿到1900元補貼。

　　彭慧回憶，從沒見過那麼慘的“包吃包住。“她和另外17個人住在一間40平方米的地下室。正值北京的冬天，地下室裏沒有暖氣，也沒有熱水。大概是由於不習慣北京的自來水水質，彭慧的臉上開始冒痘痘，“當時的條件又只能用冷水洗臉，那時候滿臉痘特別不想見人，醜死了。”

　　大部分時候，彭慧需要掰著手指算錢過日子。在交完所有費用之後，彭慧的手裏只剩800塊錢，公司在最初的一個月不發工資，她需要用這些錢過完兩個月。公司只提供午餐和晚餐。彭慧從來不吃公司的菜，只吃米飯。有時去早市買些鹹菜，就著米飯一起吃。晚上的時候彭慧從食堂拿兩個饅頭，花10塊錢買一盒8個的鹹鴨蛋，還有老乾媽辣醬。晚上1個饅頭、半個鹹鴨蛋，剩下的留到第二天早上當早飯。“如果實在忍不住，頭天晚上吃了一整個鹹鴨蛋，那第二天早上就不吃了。”第二天早上的饅頭一咬一掉渣，彭慧就著辣醬，喝著水，大口大口地往下咽。後來發工資了，彭慧想要改善一下伙食，買了個煎餅果子，還有“雙夾”——一種夾了雞蛋和火腿的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