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簡直是個弱智的問題。貧富懸殊令窮人生活不舒適,心中不痛快,而且令富人也不一定過得開心。這些不都是壞處嗎?
的確如此,但這只是道德層面和微觀層面的剖析。近日發佈的世界經濟論壇《2014年全球風險報告》,則從發展角度和宏觀層面明確指出,未來十年,最可能造成嚴重的全球性危害風險的,正是長期的“貧富懸殊”。
全球最富裕85人擁有的資産,相當於35億最貧困人口的全部財産,這是數據事實。示威者闖入“重量級”會場,涌入諸如華爾街等一些標誌性地區,這是群體行為事實。6000萬“巨富”半數在美國,其餘主要分佈在英法日德等發達國家,在一些發展中國家,財富也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裏,這些是正在發生的事實。那麼,它到底將如何影響全球發展的可持續性?怎麼一下子被世界經濟論壇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要知道,他們一貫重視的是政府債務、貨幣、戰爭等具有爆發性影響的話題。
在這裡,“長期”可能是最關鍵的形容詞。貧富懸殊本身在某種程度上也與“效率優先”有關,有它産生和存在的客觀需要,從全球尺度衡量,幾乎是不可能消滅的。問題在於不能“長期”如此,特別是不能“長期”固化,否則就會造成長時間大面積的社會不公和技術停滯,並進而引致社會經濟動蕩,可持續性發展因此會成為一句空話。
貧富懸殊有其歷史性,這是貧富懸殊及其長期存在合理化的所謂“理由”。不錯,每個地區的資源稟賦、每個人的能力機遇均有不同。按經濟規律,這必然會造成貧富差異,累積下去會變成貧富懸殊,再累積下去就會變成長期的貧富懸殊。從這個發展鏈條看,長期的貧富懸殊何罪之有?在此,我們不做道德上的宣判,只進行經濟務實的推測,長期的貧富懸殊之後會發生什麼呢?無非是好結果與壞結果兩種,目前,世界經濟論壇給出的展望顯然是壞結果。這説明,這一趨勢發展至今,其自然轉捩點或已到來,觸發它的,顯然是2008年開始的全球經濟危機,正是這一因素令窮人的處境更艱難,令富人更小心和吝嗇,從而加劇了貧富之間的怨恨。一旦因貧富懸殊令寡頭喪失了創造力,令大眾丟掉勞動積極性。勢必危矣。
長期的貧富懸殊,也意味著中産階級的萎縮,這就等於掏空了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基石,讓“街頭政治”有了廣泛的民眾基礎。“佔領華爾街”運動讓誓言要解決紐約市貧富懸殊問題的德布拉西奧,成為20年來首位民主黨籍的紐約市長。此外,美國共和黨內部的茶黨勢力,在去年導致美國部分政府機關停擺,美國的兩黨政治的協商模式面臨挑戰。在歐洲,小政黨林立也為主流政黨帶來不少麻煩,反當權者及反精英的情緒,在社交媒體的協助下,迅速蔓延。最終影響許多國家的政治生態,形成惡性迴圈。
面對這種隱患,各利益攸關方應攜手合作,共同探討與應對當今世界面臨的全球性風險。好在各國都已經重視並在積極為消除這種隱患做出努力。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達沃斯論壇上高調宣佈,日本企業必須給員工漲薪,英國首相卡梅倫也跟著呼籲,英國應以超出通脹的幅度大幅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顯然,要扭轉長期的貧富懸殊現象,國際上無非使用兩種手段,一是抑富,一是扶貧,這兩手都很重要,但不能忘了幾點常識,一是都必須在法律的範圍內,二是扶貧更關鍵,三是用綜合手段應對複雜問題。國際金融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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