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新立：實現發展方式轉變關鍵是深化改革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

　　實現發展方式轉變關鍵是深化改革

　　鄭新立，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

　　曾任國家計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副秘書長、新聞發言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現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在計劃和投資體制改革、宏觀經濟調控、中長期發展政策等領域，都有較深的研究和獨到見解。撰有《鄭新立經濟文集》第一、二、三卷《中國：21世紀的工業化》等。

　　兼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中國工業經濟學會會長，中國生産力學會、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副會長。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230期日前召開。論壇成員、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發表了題為“圍繞發展方式轉變，凝聚改革共識”的主題演講。鄭新立説，按照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經濟總量和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的要求，到2022年中國將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經濟總量也有可能趕上或超過美國，這要求中國要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只要各方能夠凝聚改革共識，改革阻礙生産力發展的體制性障礙，同時通過改革來促進發展方式的轉變，激發消費、第三産業、科技、勞動力以及資本五方面的潛力，就能保證未來20年繼續平穩較快發展。

　　通過改革可實現20年平穩較快發展

　　根據改革開放30年的經驗，預測往往落後於實際，對中國通過改革把潛力釋放出來所形成的巨大能量，人們往往估計不足。

　　鄭新立從當前的經濟形勢談起。他説，在去年第四季度之前，我國的經濟增速出現了連續七個季度的下滑。到去年第三季度已經下降到7.5%以下。因此，去年7月份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上半年經濟形勢的時候，針對經濟下滑的嚴峻局面，作出了重要的決策，就是把穩增長放在宏觀調控的重要位置。隨即在去年下半年，政府採取了包括適度鬆動銀根、重新開工一年前凍結的部分項目、批准十幾個城市8000億元的地鐵建設規劃等多種措施，使得經濟在第四季度開始回升。

　　能不能把這種回升的態勢繼續保持下去，是今年宏觀調控面臨的最大的挑戰。根據公佈的數據，2月份C PI已經上漲到了3.2%。在抑制物價過快上漲和穩增長這兩個目標中間怎麼做出正確選擇，是把抑制通脹放在第一位還是把穩增長放在第一位。鄭新立認為，今年還是應該把穩增長看作經濟運作中面臨的主要矛盾，這也是實現我國經濟發展目標的要求。

　　十八大提出，2020年經濟總量和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如果按這一要求的增長速度測算，那麼到2022年，我國的每人平均G D P就可以達到世界銀行規定的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分界線12000美元以上。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將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我國經濟總量也有可能趕上或超過美國，這對世界經濟格局的影響將是巨大的。

　　然而這也意味著，達成這一目標之前的十年將是艱難爬坡的十年。根據世界許多國家的經驗以及世界銀行的課題研究，發展中國家達到每人平均G D P 3000美元到5000美元比較容易，但是想從5000美元再往上躍升到12000美元就非常難了，所以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世界上有幾十個國家每人平均G D P都達到了4000-5000美元，但是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真正能夠走上高收入國家臺階的也就是東亞的幾個國家 。巴 西 前 年 人 均G D P已 經 達 到 了12000美元，進入了高收入國家行列，但是去年貨幣貶值，又退回到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鄭新立説，中國經濟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一定不能用老經驗老辦法來解決新問題。未來十年我國遇到的問題都將是前三十年沒有遇到的，這就需要通過改革，通過轉變發展方式來解決。此外，經過過去30多年的發展，我國在社會領域積累了很多矛盾，包括收入分配不公、社會事業發展滯後、社會穩定的挑戰。解決這些矛盾，也要靠改革，通過改革來為發展方式的轉變提供體制機制。

　　我國實現未來十年乃至二十年的平穩較快增長是完全有可能的。鄭新立説，我不贊成現在社會上出現的一種輿論，認為中國的快速增長期已經結束了，經濟增長放緩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根據改革開放30年的經驗，預測往往落後於實際，包括一些專門搞預測的人的預測也往往落後於實際。對中國通過改革把潛力釋放出來所形成的巨大能量，人們往往估計不足。

　　那麼怎樣通過轉變發展方式贏得未來十年到二十年的平穩較快增長呢？鄭新立分析説，根據日本、韓國和臺灣的經驗，每人平均G D P達到17000美元的時候，經濟快速增長期才結束。關鍵是要通過改革把這種增長的潛力釋放出來，要轉變發展方式，實現産業升級和經濟轉型。十七大就已經提出了産業升級、經濟轉型以及發展方式轉變的要求，然而5年過去了，一些重要領域的發展轉變卻不是前進了，而是後退了，好多指標更差了。比如説，發展方式轉變首要任務是調整投資和消費的比例關係，擴大消費的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但是很明顯，從十七大到十八大，投資和消費比例失衡的局面更加惡化，投資率更高，居民消費率卻下降了。投資率前兩年上升到49%的歷史最高點，最終消費率下降到48%的歷史最低點。

　　為此，十八大又重新提出這個問題，而且強調要以轉變方式為主線，以科學發展為主題。要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現在看來關鍵是要深化改革。現在各個方面改革的呼聲都比較高，都説要改革，但是到底怎麼改，改革的重點放在什麼地方，意見很不一致。所以現在如何凝聚改革共識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應該圍繞發展方式的轉變來凝聚改革共識。我國前30年的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創造了中國經濟奇跡，關鍵是圍繞著阻礙生産力發展的那些舊體制來改革。檢驗改革是不是正確的唯一標準就是看是不是有利於生産力的發展。只有通過改革來促進發展方式的轉變，解放生産力，才能實現未來20年的平穩較快發展。

　　經濟發展方式要向消費驅動型轉變

　　2010- 2011年這兩年我國的投資率上升到49%，最終消費率下降到48%，這種狀況全世界獨一無二。必須增加消費，調整投資和消費的比例關係。

　　鄭新立説，轉變發展方式第一個任務，就是要通過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實現經濟發展由投資出口驅動型向消費驅動型轉變。過去30年我國的快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高投入、高消耗來實現的。我國投資的增長率高於經濟增長率一倍以上，但是許多的物質消耗都處於世界第一位。

　　産能過剩是當前經濟運作中最突出的矛盾。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使發達國家市場疲軟，削弱了對中國商品的進口能力，更進一步加劇了國內産能過剩的矛盾。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增加消費，調整投資和消費的比例關係。上個世紀80年代初，我國居民消費率曾經達到52%，2010-2011年這兩年我國的投資率上升到49%，最終消費率下降到48%，投資率高於最終消費率一個百分點，這種狀況全世界獨一無二。美國的最終消費率最高時超過90%，居民消費最高超過70%。

　　此外，産能過剩的問題還要從認識的根源上來解決。這個根源就是，我國過去長期處於計劃經濟體制，其突出的特點就是短缺，需求膨脹，供給不足，所以我國現在對産能過剩矛盾的根源缺乏深刻的認識。科學發展觀是以人為本，本質就是發展為了人民，發展的成果與人民共用，但是實際中老百姓收入的增長跟不上生産擴張的速度，消費能力趕不上生産擴張的速度。這樣就出現了嚴重的全面的産能過剩。前30年的經驗教訓就是急於求成，用高投資率實現高增長，結果欲速則不達。只有認識到這個根源問題，才能痛下決心對投資和消費的關係做一個大幅度的調整。

　　現在在我國，在分配方面大部分是由企業來決定職工的工資。那麼企業在分配中當然願意多留點利潤，壓低工資，這樣就造成總體居民收入增長速度低於G D P的增長速度。所以十八大提出了兩個同步：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要與經濟增長速度同步，居民職工的增長速度要與勞動生産率的提高同步。去年實現了收入增長高於G D P的增長這樣一個好現象，但是這種緩慢的小幅度的調整，不足以解決積累多年的矛盾，必須要有大幅度的調整。簡單地説就是讓老百姓的工資增長快一點，口袋的錢多一點，特別是中低收入者口袋錢多一點，讓更多的人買房子，買車，出去旅遊，搞文化消費，讓自己的子女接受好的教育。

　　提升消費還需要大力發展第三産業。鄭新立説，第三産業發展滯後是我國國民經濟中長期存在的問題。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國務院就發佈了鼓勵第三産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召開了全國加快第三産業的會議。20多年過去了，第三産業發展滯後的局面仍未改變。現在我國第三産業增加值佔G D P的比例是43-45%。第三産業從業人員佔全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只有34%。而全世界第三産業從業人員平均水準是62%，發展中國家是50%。也就是説我國比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準還要低16%。

　　我國第三産業發展長期滯後的根本原因就在於稅制不合理。第三産業實行營業稅，工業實行增值稅。營業稅的稅負比增值稅的稅負平均重三分之一左右。另外一個原因是受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影響。過去政治經濟學的教科書，把工業、農業、建築業、交通運輸業和郵電算作是物質生産部門。國民經濟統計裏面只統計這五大物質部門的生産，稱為工業總産值或者社會總産值。第三産業不統計，因為傳統認為第三産業不創造利潤，不創造價值。這個理論一直影響到現在，所以有一些地方政府一説發展經濟就是發展工業項目，對第三産業長期重視程度不夠。第三産業用水、用地、用電的價格都要比工業貴得多。大量第三産業是小企業、微型企業和個體戶，原來把月營業額5000元作為對小型、微型企業稅負的起徵點，前兩年在各方的呼籲下政策改變了，把起徵點提高到20000元。這看起來提高的幅度很大，但是實際上按照銷售利率10%來算，一個月銷售20000元的純收入才有2000元，在這個標準開始收稅，比居民個人所得稅的起徵點3500元還低1500元，就導致民眾創業的積極性受到打擊。

　　一個國家要有發展前途，關鍵看是否重視群眾性創業，鼓勵創業，為小企業的發展、微型企業的發展創造有利的政策環境。所以我國去年已經在十個城市進行第三産業營業稅改增值稅的試點。主要在交通運輸業、物流、科研等行業鋪開，效果非常明顯。如果這個改革能夠儘快在全國推開，在第三産業的各個領域推開，第三産業一定會出現一個爆髮式的增長。

　　如果通過第三産業的稅制改革，經過五年的努力，我國第三産業從業人員的比重就會由現在的34%提高到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準50%，可以創1100萬個就業崗位，這樣消費自然也就增加了。

　　通過改革激發科技、勞動力和資本潛力

　　除了要進一步激發消費的潛力和第三産業的潛力，轉變發展方式還需要通過改革激發科技、勞動力以及資本的潛力。

　　除了要進一步激發消費的潛力和第三産業的潛力，鄭新立認為轉變發展方式還需要通過改革激發科技、勞動力以及資本的潛力。

　　在創新方面他説，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把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從十七大到十八大的5年時間裏，我國各級科研經費大幅度增加，投入比例已佔G D P的1.89%，接近目標值2%。儘管發達國家一般都在3%以上，最高的瑞典達到4%，第二的芬蘭達到3.9%，1.89%並不高，但可喜的是，我國的科研投入總量已經僅次於美國，位居世界第二。而且投入的成果已經初步顯現，其中一個標誌就是申請專利的數量大幅度增加，去年在國內申請專利的數量已經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位。在國際專利方面，2010年美國申請了20000多項，我國申請了8000多項；到2011年，美國申請專利數量基本上沒變，我國卻增長了20%以上。如果按這樣的相對比例關係發展下去，到2015-2016年，中國申請國際專利的數量就有可能趕上或者超過美國。

　　現在創新這方面還有兩大潛力有待發揮。一個是國有企業。現在民營企業申請的專利佔整個專利申請量的67%，已經成為自主創新的主力軍，國有企業在這方面動作慢一點。值得高興的是，國資委在去年發佈了《關於發揮國有企業在自由創新中的骨幹和帶動作用的若干規定》。這個文件最大的突破就是提出把國有企業創造的技術成果列入對國有資産保值增值的考核範圍之內。相信國有企業自主創新的積極性會得到提高。真正一些行業性的技術，還是國有企業才能擔當重任，例如大飛機、航太航空、高鐵技術等，民營企業幹不出來。國有企業登上自主創新的舞臺，擔當起主力軍的潛力很大。

　　第二大潛力是高校。前年，全世界的高等學校按照申請專利的數量進行排名，前50名裏沒有一所中國高校，美國則有30個，可見中國的大學跟美國大學在創新能力上差距很大。關鍵就是改革教育體制，引入競爭機制。現在一個好的勢頭是，根據計算，到2015年我國大學招生就要由賣方市場進入買方市場階段，到那個時候，我國的大學招生就是學生挑學校了，有一些學校可能因為招不來人自己關門。有了這樣的競爭機制，我國的大學才有可能變成一個真正培養創新型人才的學校。

　　在激發勞動力以及資本的潛力方面，鄭新立説，未來十年，我國要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面臨的關鍵難題是提高目前農村7億人口的收入水準，儘快解決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問題。現在城鄉收入差距是3.2：1，光靠城市的收入要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是難以實現的。根據研究，全世界進入高收入行列的國家和地區，一般都具有三個條件：第一，城市化率達到70%左右；第二，農業勞動生産率接近或者超過第二、三産業的勞動生産率；第三，農民的每人平均收入接近或者超過城市居民的收入。我國現在農業的勞動生産率只佔第二、三産業的28%，農民的每人平均收入只有城鎮居民的31%，所以不消除勞動生産率的巨大差距是難以提高農民收入的，提高勞動生産率就要搞現代化、集約化農業。

　　當前，我國農業現代化面臨千載難逢的機遇。第一，勞動力轉移有出路。目前我國勞動力密集型産業開始向東南亞轉移。如果不抓住這個機會加快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的轉移，等勞動密集型産業全都轉移到東南亞去之後，我國將失去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産業轉移的歷史機遇，到那個時候再來消化農村富餘勞動力就沒有辦法了。第二，社會資金大量富餘。農業現代化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這個投入不能靠政府，政府只能起到引導的作用，靠農民自身積累也不可能。改革開放30多年的經驗證明，哪個領域對社會資金開放，哪個領域發展就有活力。農業現代化如果不能引入社會資金將會是遙遙無期。第三，市場對優質綠色農産品需求旺盛。現在農産品只要有品質信得過的品牌，即使價格高一點城裏人也願意買。千家萬戶的小生産是不可能保證品質的。只有搞現代化的大農業，搞合作社，搞農業公司，搞家庭農場，才能建立自己的品牌。第四，農機的生産能力完全能夠滿足農業現代化的需要，實在沒有的可以進口。

　　要抓住現在這個機遇推動農業現代化，加快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産業轉移，就要實行土地確權頒證，把經營權證頒發到戶。這樣土地就可以轉讓，轉讓出來以後就可以獲得土地轉讓的收益。通過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允許農民出讓房産，允許流動，這會增加農民的財産性收入。把農村的房子賣了，就能在城裏買房子。所以土地制度改革是挖掘土地資源，滿足城市化建設用地需要的一個重要的舉措。

　　問與答

　　問：現在很多問題都涉及到土地産權，我國的土地産權是國有或者集體所有的，現在有沒有可能在一些地區開展土地私有化的試點，這是不是有利於生産力的發展？

　　鄭新立：現在我國城鎮的土地是國有化的，而農村的土地歸集體所有。有一些學者提出只有土地私有化，才能夠使土地成為農民財産性收入的一個來源。我認為這個看法是不對的。物權法承認農戶對他承包的土地和他的宅基地有用益物權。用益物權就是財産權，就是除了所有權以外其他的權利都有，包括使用權，收益權，繼承權，抵押權都有了。那麼現在我們説産權的轉讓，就是財産權或者用益物權的轉讓。這個土地你不能買賣，你可以轉讓，轉讓的是使用權，而不是它的所有權。用益物權足以保護農戶對宅基地和承包地的權益，使它變成財産性收入。至於搞私有化，我覺得沒有必要。如果是搞私有化反而會引起新的更多的矛盾。我們用用益物權走出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土地制度，保證土地節約和集約的利用，包括農民土地使用的權益和收益權。

　　問：您認為我們國家經濟增長率還能保持多高的速度，保持多少年？

　　鄭新立：未來20年保持8%左右的增長速度完全是可能的。我們每人平均G D P才6000美元。美國4萬多美元，我們還處在一個較低的水準。我們近7億農民收入水準很低，勞動生産率很低。那麼通過工業化、城市化提高他們的生産率。特別是拉平一、二、三産業的勞動生産率，使農村人口進一步減少，農業勞動力進一步減少，為未來20年的發展提供強大的動力。如果沒有改革，這個潛力釋放不出來，可能就進入低速和中速增長階段了，我們可能就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現在有人論證中國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我看這是盲目樂觀。中國確實存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如果我們現在不改革，不進一步釋放勞動力，我們要想再保持過去的速度就很難了。保持20年的快速增長，20年我們每人平均G D P能達到17000美元，到那個時候速度可能才明顯下降，進入中速增長期階段。所以我們還是要提振我們的信心，看到我們的潛力，特別是圍繞改革凝聚共識，通過改革釋放經濟增長的潛力。

　　問：城鎮化是最近比較關注的熱點，城鎮化需要很大的一筆財政投入，這一筆投入具體怎麼支出，是否會引發融資的問題，怎麼解決？

　　鄭新立：城鎮化需要大量的投入，會産生大量的需求，從而帶動經濟的增長。根據測算，每增加一個城市人口所需要的城市基礎設施要投資十萬塊錢，一年增加1000萬人，就要增加1萬億元的基礎設施投資，再加上其他的公共服務的投資，再加上人口由農村變成城市人口之後，他自己的貨幣支付能力提高了，購買商品多了，消費能力增強。所以這是今後20年，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基礎的最大的動力。但是基礎設施需要這麼多的錢，錢從哪來？除了財政的投入之外，最重要的還是要引導社會資金的進入。財政的投入，最多只能起到一個誘導性資金的作用。就是説要通過投資體制的改革，用特許經營權的方法。所謂特許經營權就是把一些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的建設項目通過招標交給企業。同時賦予你一定的政策，給你減免稅。用B O T或者B T這種方式，就是建設經營轉讓，或者建設轉讓的方式，調動社會資金進入。現在我們城市面臨新三難，停車難，進養老院難，進幼兒園難。如果用這個政策吸引民間資金進入，讓他免稅、減稅，優先對它供給用地，這些問題就不在話下。關鍵在於投資體制的改革。（記者 方燁 實習生 王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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