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省份多部門發文嚴查電子禮品預付卡受賄等行為;專家稱可從數據流中篩查線索
中紀委已將“利用電子商務提供微信紅包、電子禮品預付卡等”列入“反四風”查處範圍。昨日,中央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黃樹賢做客中紀委官網時透露了上述消息。
前7個月查處量超去年總和
據黃樹賢介紹,截至今年7月底,全國共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51600起,處理黨員幹部67679人,其中給予黨紀政紀處分18365人。“今年前7個月的數據均已超過去年全年的總數”,黃樹賢説,至8月12日,中紀委官網曝光臺已累計通報1892件違反八項規定典型問題,曝光3013人,“這裡面既有省部級幹部,又有紀檢監察幹部”。
黃樹賢説,當前,執行八項規定、“反四風”仍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有的地方和部門壓力傳導不足,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存在上緊下松現象;有些違規問題由公開轉向隱蔽,公款吃請由明轉暗,送禮收禮花樣翻新”。
黃樹賢強調,對“兩節”期間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行為,要快查嚴處。對紀檢監察幹部在“兩節”期間的“四風”問題,我們決不遮掩、決不護短,一律從嚴查處並點名道姓公開曝光。
“從數據流中篩查可疑線索”
黃樹賢特意提到了“微信紅包”等新型送禮方式,“對利用現代物流快遞送禮,以提貨券代替實物商品,利用電子商務提供微信紅包、電子禮品預付卡等,要仔細甄別,善於發現,及時查處”。上個月,江西、瀋陽、教育部、體育總局也曾下文,稱重點查處利用“微信紅包”、電子禮品預付卡行賄受賄等行為。
官方究竟如何盯防“微信紅包”、電子禮品預付卡?北京市西城區信息辦特聘專家、北工大教授石宇良對新京報記者表示,“微信紅包”、電子預付卡等都是依託于網路、移動終端進行交易,表面看起來似乎防不勝防,隱蔽性很強,但實際在技術層面並不難防範。
“只要有交易,那麼手機號和TD都會留下軌跡”,他解釋説,防範利用“微信紅包”、電子禮品預付卡行賄受賄,需要運營商、金融部門協同作戰,“首先是監控數據流,然後如同情報分析一般,建立模型,從數據流中‘過濾’、篩查可疑線索,找出異常支付、異常交易的蛛絲馬跡”。
他稱,美國對於上述網路、移動終端的可疑線索篩查已形成相對成熟的工作模式,但我國啟動較晚,技術層面雖然不難實現,但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而且現行法律也需要修改,“比如監控數據流,這是不是涉及侵犯個人隱私權?哪些部門有權監控哪一類數據?這都需要修改現行法律”。
節禮“變形記”
月餅促銷火爆“朋友圈”
“隱形”送禮無孔不入,網路、手機等新媒體遭“滲透”。如今月餅促銷活動已悄然在微信朋友圈裏紅紅火火搞起來了,有的承諾可到府送卡或異地提取,有的則説可開各類發票。
送實物退現金隱蔽安全
去能退貨的大商場買件奢侈品或價值不菲的小物件,將禮品及發票一起快遞送到收禮方家中,收禮方可直接拿著禮品和發票去商場退貨套現,隱蔽又安全。
公交一卡通成“渠道”
北京的公交一卡通因可不記名辦理、可以在便利店購物支付,而且最高可以充值數百元,所以有些人將其作為送禮工具,收禮方既可以自己使用也可以到退卡網點匿名退成現金。
手機話費充值簡便易行
為收禮人充上數百元話費,再短信説明,雙方不用見面,收禮人甚至無法拒絕。據新華社
■ 調查
政府團購少了 企業送禮仍存
天津市大橋道食品有限公司一位負責人稱,今年政府部門和企事業單位團購月餅的情況幾乎看不到了。在安徽採蝶軒蛋糕有限公司的一家門店內,一名店員説:“現在預訂月餅的客戶主要是附近的工廠、公司等,目前還沒有事業單位之類的跟我們預訂。”
“498元買了兩盒火腿月餅,送給一個關係不錯的客戶。”昆明某私營旅遊公司的楊女士説,“現在風氣好了,那些搭配紅酒、茶葉的高檔月餅禮盒不見了,不用花那麼多錢,但月餅還是要送,表達一下心意。”
網上賣禮品冊 可開辦公發票
不少禮品冊在淘寶上打著“中秋送禮”的旗號熱銷,並公然打出“適合各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等進行商務活動、單位福利、個人消費和節日饋贈”等廣告,售價高達數千元。記者看到,一款售價為998元的15選1的禮品冊中,包括月餅、牛肉、紅酒等眾多選擇,近期銷量明顯上升,不少買家直接購買10本或者20本,評論中不少買家表示,基本上是以送禮為主,“可以開發票為辦公用品、禮品、勞保用品和耗材。”賣家説。 綜合新華社
■ 案例
安徽蕭縣原縣委書記毋保良10年收禮1000多次,以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
排隊給縣委書記送禮 80名幹部被免職
近期,安徽蕭縣80多名領導幹部被免職:從縣政協主席、副主席、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副縣長等數名縣領導班子成員,到財政局長、交通局長、教育局長等十幾名縣直單位領導;全縣23個鄉鎮,近20名黨政“一把手”被免。這些幹部的“落馬”都與一個人有關:原縣委書記毋保良。自2012年3月被“雙規”,毋保良案經歷了漫長的司法程式。安徽省高院最近最終裁定維持原判:對毋保良非法收受他人1900萬餘元財物,以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300送禮人員多為公職人員
在對毋保良的起訴書上,向其送禮的人員多達近300名,公職人員佔一半以上。這些“送禮幹部”又分三類:第一類是向毋保良行賄且自身亦有貪腐行為的幹部,如蕭縣原公安局長單嚴法,已另案處理;第二類是曾行賄但數額不大,且能主動交代的幹部;第三類幹部,法院審理認為,他們為“聯絡感情、處好關係”在年節時送給毋保良“金額不大”的財物,雖不排除有謀求關照之意,但直至案發也未提出明確請托事項,故認定為“非法禮金”,但不以犯罪論處,此類款項不計入行賄數額。
蕭縣被免職的80多名幹部,屬於後兩種情形,尤以第三類為多。
蕭縣“幹部送禮”有四大特點:一是人數多、涉及面廣;二是多集中在過節、婚嫁,以“人情來往”為名;三是次數多、時間跨度長;四是“半公開化”,年節送禮成慣例。
送禮成“關係的證明”
法院認定,毋保良10年中收禮1000多次。現年54歲的毋保良,早年畢業于南京航空學院,後曾任安徽宿州一家酒廠負責人。1999年,毋保良受重用擔任宿州市埇橋區副區長。當時,前途看好的毋保良意外落選區委常委,據稱被評價為“不合群、威信不高”。
2003年,毋保良調任蕭縣常務副縣長,為吸取落選“教訓”,他努力和各級幹部搞好關係,將吃吃喝喝、請請送送作為密切上下級關係、搞好工作、提升威信的途徑。
2007年後,毋保良先後升任蕭縣縣長、縣委書記,仕途順遂讓他嘗到了送禮的“甜頭”,以至後來認為這是一種“關係的證明”。毋保良自述,有的幹部節日期間沒來送禮,他還會懷疑是不是對自己有意見,“直到這個幹部節後補上禮金,我才放下心來。”
蕭縣一位曾給毋保良送禮的幹部説,對當地不少幹部來説,縣委書記收不收自己的禮、收多少,某種意義上已成為是否被看成“自己人”“兄弟”,是否被核心權力圈接納,乃至有沒有發展前途的象徵。
“邊收邊交”以逃避責任
毋保良收禮有一大特點,即“邊收邊交”。從2006年到2012年,他先後將收受的1790萬元交存到縣招商局和縣委辦,用於公務開支。法院表示,毋保良歷年“收”和“交”的時間、金額均對不上,也未及時交到紀檢部門、廉政賬戶,而是交到便於控制的下級部門。毋保良親屬稱,“他擔心如果公開交到紀委,打破了‘潛規則’,會暗中被孤立,影響工作和個人發展。”
2012年春節前,聽聞組織上正在調查其問題,毋保良召開全縣幹部廉政會,表態堅拒收禮,“結果,往年他每個春節能收幾百萬,那年只收了8萬元。”辦案人員説。(首席記者王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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