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寫買房血淚史 月入4萬也追不上瘋漲房價

　　年輕人為什麼非要買房

　　編者按

　　近日，32歲的楊某因搶劫銀行，一審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引人關注的是這位北京的軟體設計師搶錢的目的是為了買房。楊某後來供述稱，“我買房首付差17萬元，搶劫時要30萬元是怕他們討價還價。”

　　這顯然只是極個別的案例。稍有理性的人都會從中思考，買房與搶劫銀行之間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但毋庸置疑，房子是壓垮楊某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現時的中國，再沒有一種商品能夠像房子一樣牽動人心。它承載的已經不是一個居住的空間，而是一種生活狀態，一種夢想，甚至是一種追求。它讓無數人甘心為奴，每天睜開眼睛的第一件事兒就是，房貸、房貸……它讓無數的家庭全家動員，它不僅嚴重影響年輕人的生活品質，而且正在掏空父母們多年的血汗積蓄。“兩代人為了一套房”，其中的辛酸與無奈不足為外人道。我們多年批評的“啃老一族”，早就因為房價的高企有了更新的定義，也有了更多的繼任者。

　　但當我們抱怨地産商與銀行的時候，不知道大家是否關注到一個數據：2010年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北京首套房貸者的平均年齡只有27歲。很多年輕人大學一畢業忙著的第一件事兒就是買房。這種急切的購房心態顯然是源於瘋狂的房價。在漫長的等待中，眼看著手中的鈔票縮水，買一套房的錢可能最後只能買得起一個衛生間，在痛悼等待中逝去的買房機會之際，人們很難再理性看待房價。與此同時，這種購房的迫切心態也與我們安家立業的傳統觀唸有關。事實上這種觀念所匯聚成的“剛需”，及舉全家之力所形成的購買力，加劇了住房市場的高燒不退，讓調控之手在與市場的博弈中疲於奔命、顧此失彼。

　　買房難正成為中國社會經濟中一個最深刻也最獨特的現象。在我們期盼房價下跌，更多人能一圓安居夢的時候，是不是也想想我們的住房觀念，是不是結婚一定要先有自己的住房？在經濟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是不是一定要買房而不是租房？

　　一位女作家的買房辛酸史——

　　拼命工作，也追不上瘋漲的房價

　　于琪説，房子就是她的夢。

　　這位名校畢業，在著名公關公司做項目總監的白領，也是出版過五本書的作家。她曾在網上寫了一篇“買房血淚史”，記錄了自己和丈夫林慶在北京“摸爬滾打”只為求得一隅容身之所的經歷。萬字長文有網友看哭了，一位還在大學讀書的學生留言：這就是將來要面對的一個世界嗎？

　　但于琪和林慶是幸運的，在經歷了“兩萬五千里長征”後，他們最終買到了房子。

　　“説實話在我長到二十七歲的人生裏，從沒有一件事如同在北京買房一樣耗盡所有心血，動用了所有努力，如果不是我們有著堅實的感情基礎，這份愛情估計會被這嚴酷的現實打擊到基本破裂。”于琪有時候不願意回顧買房的過程。

　　2008年于琪在北京讀完大學，當時學校旁的房價只有9000多元一平方米；2010年這個數字就翻了一番，攀升至兩萬元；2012年更是暴漲至5萬元。説到這裡，這個從廣西來的瘦弱姑娘喘了口大氣，“有一種這幾年工作的錢都白掙了的挫敗感”。

　　2012年6月，于琪和當時還是男朋友的林慶決定買房。林慶是北京人，一直覺得買房這事需要和媳婦商量，所以在遇到于琪之前並沒有買房。這個單純的決定淹沒在過去幾年北京瘋漲的樓市中。林慶有時也會想，如果早一點遇到于琪，早一點買房，置業之路是不是就不會像今天這樣艱辛。

　　從看二手房，到和仲介打交道，最後到看新房、排號、選房、公積金貸款、商業貸款……每一步這兩個年輕人都走得跌跌撞撞。直到今年5月申請貸款的時候還出了一個小插曲。

　　銀行規定收入證明不能是公積金和工資分開的兩張，但是林慶所在的外企有著極為嚴苛的人事制度，拒絕使用銀行提供的模板。林慶的稅後工資是12000元，申請的貸款是每月還6800元，按照銀行規定，工資稅後收入必須是兩倍還款的數目，只憑工資的確不夠，但如果加上滿額繳存的公積金卻是綽綽有餘。林慶請求銀行給公司的HR(人力資源)發封郵件溝通一下，銀行批貸款的人説了句“這不是我的工作範圍”，就啪地一聲挂掉了電話，於是陷入僵局。于琪聽到這個消息眼淚突然就嘩嘩地流下來了，她説不是因為恐懼，而是源於一種難以描述的無助。

　　最後兩人追加了首付，由70萬元升到100萬元。每個月還貸減少到5900多元，才算解決了貸款的難題。在這100萬元的首付裏，林慶的父母出了70萬元，剩下的30萬元是兩人工作以來攢下的錢，又向朋友借了幾萬元。“不過現在都還清了。”于琪和林慶一個月的收入有4萬元，遠高於去年公佈的北京市職工月平均工資5223元。高薪的代價是化粧品都無法遮蓋的黑眼圈。于琪的電子郵箱裏每天都躺著數十封工作郵件，昨天，最早的一封來自淩晨4點。

　　即便是拼命工作，他們兩個也追不上瘋狂上漲的房價。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裏，他們生活的關鍵詞就是“找房子”。他們在烈日下暴走，看著一個又一個“不靠譜”的房子，然後發現自己準備的首付越來越付不起真正的首付。

　　從去年6月開始看房，到9月買到房子，他們原本看中的北京東邊的二手房價格已從28000元一平方米漲到了32000元一平方米。8月他們決定買新房。于琪説，他們倆應該是最容易買到房子的那種人。林慶是北京人，有北京市戶口，工作7年以來社保和公積金完全沒有斷過，于琪雖然沒有北京市戶口，工作4年，但社保和公積金也從沒斷過。“我們是完完全全徹徹底底的剛需，首套房，我們有相對來説比較充裕的首付，林慶甚至沒貸過款，我們買不到房子，那還有什麼人能買到啊？”

　　在找房的過程中，于琪幾近崩潰，她甚至開始變得迷信。她找同事算了星盤，第一次知道自己性格裏還有無所畏懼的一面，憑著這點激勵，她在第一時間去排隊拿號。

　　最終他們放棄了華貿城，而國風美唐開了300多套房子，他們排到了1000多號。兩個人把一切希望都壓在萬科金域上。于琪為了排到號，開始認真思考起來。

　　他們去了萬科的售樓處，不再像最初那樣盲目地看，于琪認真觀察了一下，發現售樓小姐都很忙，但是忙的程度不一，有些被十幾個客戶包圍著，有些被七八個圍著，他們沒有找那個最忙的售樓小姐，而是找了一個客戶不是那麼多的。在一旁安靜地等了許久，于琪表現出了極大的真誠和禮貌，説了自己的需求，而且堅定顯示了買房的決心，交了定金開始等待排號。

　　在抽籤前一共來來回回去了3次售樓處交材料，于琪覺得，如果不是真心要買的人估計早折騰不起了。她想，售樓小姐當然希望自己手裏的人中簽最多，因為這關係到提成。於是，他們每次都很客氣，每次交材料都整理得整整齊齊，每次去都會跟售樓小姐交流心得。有一次，于琪看著對方的眼睛説，“我真的很想買到這裡的房子，因為我看二手房已經看了半年了，我不想再重復一次這個過程了，我不想再和仲介打任何一次交道了。”

　　于琪和林慶動用了所有社會關係，甚至通過朋友聯繫到一個負責銷售的老總，她發了短信表明自己是購房者很想買到房子。過了很久，老總回復：謝謝你喜歡我們的樓盤，希望你買到稱心如意的房子。

　　就在他們已經用盡渾身解數，筋疲力盡的時候，好消息傳來，樓盤開盤，他們排到了100多號，這意味著肯定能買到房子。于琪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誠意打動了誰，她管不了那麼多，迅速投身選房的大業。

　　于琪做了一個excel表格，把大概300多套90平方米以下、6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都輸入進去，然後按照單價、價格、朝向、戶型做了排列和打分，而且實地對照了沙盤算出了遮擋和光照時間，排出了序列。

　　選房當天，這個表格還真派上了用場。在一間大屋子裏，選房者坐在下面，像學生一樣注視著眼前貼滿房間號的黑板，已經選走的房間號一個一個被貼上，于琪同時將自己手中表格上的房間號劃掉。最後他們以每平方米24000元的價格買了一套89平方米的房子。

　　簽約的時候，他們拿著七八張銀行卡，還有信用卡來交款。林慶的額頭滲出了好多的汗水，刷卡的時候手都在抖，“那幾十萬幾十萬的刷出去，感覺太刺激了！太刺激了！”而換到他們手裏的，不過就是輕飄飄的幾張列印出來的合同紙。

　　在去選房的前一天，于琪和林慶發生了決定買房以來最大的爭吵。直到淩晨3點，他們還在為是買89平方米還是買115平方米的房子爭論不止。早上6點多起床去選房，一路上兩個人都冷著臉，簽字時仍在猶豫。“當時有個大姐説，我要是你們就選89平方米的。”這一句話替他們做了決定。

　　最終辦完了所有手續，在開車回家的路上，于琪突然忍不住流淚，在等一個紅燈的路口，她開始放聲大哭。在回家以後，林慶一個人躲在臥室裏很久很久，直到沉沉睡去。睡醒之後他跟于琪説，他要好好工作，好好掙錢，他説自己的夢想就是趕快把貸款還了，給她更好的生活，讓她繼續自己的夢想。

　　一直想做編劇的于琪最喜歡的一本書是《了不起的蓋茨比》。她説現在的社會和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很像，經濟在極速繁榮著，問題也在逐漸滋長。在小説中，蓋茨比的夢中情人黛西是個滿眼物質的女人，于琪對此嗤之以鼻。“但對於女人來説，房子就是一種不可缺少的安全感。”如果林慶不是北京人、買不起房子，于琪説她仍有勇氣嫁給他，“大不了離開北京。”她盯著眼前的咖啡，決絕地説。

　　為什麼越等房價越高，是不是該聽仲介的話

　　兩代人為一套房

　　李舒説他代表了一個群體。這群人為買房忙得暈頭轉向，拿著父輩的錢，隨著政策調控樓市的踟躕，等最終晃過神來，房價已經翻了番。

　　李舒剛剛在北京工作一年，在這一年裏，父親從河北老家跑來北京六七次，專門為兒子看房子。李父説：“作為父親，給兒子買個房子，就算完成了任務。”

　　每一次看房之旅都同時見證了房價的攀升。當仲介勸李父“趕緊買，房價還得漲”時，他覺得是在“忽悠”騙錢。“政策調控決心那麼大，我當時相信房價是會降的。”一年過去，當初看好的二手房價錢已經從每平方米27000元漲到了37000元。李父有點懵，“感覺被耍了，還不如早聽仲介的話。”

　　自2009年12月，政府開始調控樓市，相繼出臺了“國十一條”、“國十條”、“9·29新政”，“新國八條”，以及今年2月的“國五條”。在某地産租賃服務平臺上，2009年北京的二手房平均交易價格走勢圖以近乎垂直的直線上升到每平方米20000元，在經歷一段相對平穩的增長後，如今這條曲線已經到達38000元的高點。

　　去年，李父在老家相繼賣掉了一套110平方米和50平方米的房子，一共賣了150萬元，本來打算拿這些錢給李舒在北京買房子，但父子二人總覺得政策出臺後房價會降，這一等，一年過去，北京的房子每平方米又漲了一萬元，原來的150萬元已經不夠，“相當於我丟了一套房子。”李父不免懊悔。

　　1996年，李父曾在北京十里堡進修過，附近的房價是每平方米3000元。雖然工資每月只有300元，但李父覺得在當時，房子從來不是阻擋年輕人留在北京的障礙。“有了正式的工作，單位還會分房。”銀行貸款也比現在容易很多，“沒有那麼多限制條件，當時鼓勵貸款，你不想貸，銀行還會做你的思想工作。”

　　當這座城市裝不下這些人的買房夢時

　　在北京賺錢 回家鄉買房

　　仍有許多人羨慕于琪和林慶，畢竟他們在北京有了屬於自己的房子。還有成千上萬的年輕人，生活在這座城市，但這裡裝不下他們買房的夢想。

　　三張挂著粉床簾的上下鋪，貼有花花綠綠海報的墻面，擺滿瓶瓶罐罐化粧品的桌子，暖氣片上，一叢枝蔓嫩綠的盆栽正好勉強擋住一塊漆皮脫落的墻面，布藝衣櫃和大大小小的行李箱擠滿了屋子。這是北京一家高校後勤女員工的宿舍，藏在食堂樓上。食堂背後的露天樓梯是通往那裏的唯一入口。整個樓層有十多個房間，共用一個衛生間、洗衣機和開水爐，外面有一個晾衣服的天臺，旁邊就是一個小型密閉垃圾站。

　　27歲的羅珍和五個來自天南海北的姑娘蝸居在這裡。記者前去探訪時正趕上羅珍的丈夫來宿舍看望她。去年羅珍跟著來京讀研的丈夫離開河南老家，在附近高校當食堂服務生“陪讀”。夫妻倆所在的高校隔一條馬路相望。為了省下租房子的錢，他們一個住在職工集體宿舍，一個住在學生宿舍。“一個月就掙3000塊錢，要是租房子的話就全花光了，更別提買房的事兒了。”羅珍説。

　　儘管即將拿到理工科名校的碩士文憑，但一臉書生氣的羅珍的先生對房子和未來還是充滿了擔憂：“還有半年畢業，現在就業形勢不是很好，不知道能找到什麼樣的工作。在北京買房不太現實，可能還是會回老家發展。不確定的因素比較多，打算定下工作之後再考慮買房子的問題。”

　　有這樣想法的年輕人不在少數。“還不知道在哪兒安家呢，所以暫時沒考慮買房子的問題。”一些剛剛出來闖蕩的年輕人對於買房問題選擇了暫時的擱置和逃避。

　　雖然夢想中的獨立空間還遙遙無期，但這並不妨礙羅珍偶爾暢想以後的生活：“等我有了自己的房子，一定好好裝修一下。”

　　“跟這些年輕人談房子的事兒，正戳到他們痛處啊。”一位年長的美發店老闆説。這些年輕人從家鄉來到北京打拼，沒有光鮮體面的工作和旱澇保收的待遇，也許，他們最大的滿足便是在北京賺到足夠的錢回家鄉買套房子。

　　只能容下一人的書店過道裏，陳晨正彎腰幫顧客從地上的書堆中找書，並不斷向這位新顧客推薦會員卡。陳晨是一家主營高校教材教輔的小型連鎖書店店長，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來自績效。離高校開學還有半個多月，她便開始向每一位提前購置開學教材的學生詢問所在學院、所學課程、所需教材以及學院人數，以便提前準備好充足的存貨。

　　陳晨今年26歲，已經有小孩的她至今沒有屬於自己的房子。她去年從河北邯鄲老家來到北京淘金。“工作上的熱情很大一部分來自買房子的願望，現在每個月差不多能存2000塊錢，我準備五年之內在老家買一套至少100平方米的房子。”陳晨給自己定下了目標。她坦言，選擇這份工作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公司提供住宿，不用額外花錢租房子。陳晨的丈夫和四歲的孩子目前和父母住在老家的老房子裏。“我當然很希望能把老公和孩子接到北京一起住，不過這樣的話就得租房子，離買房就又遠了一點。”陳晨説。

　　陳晨有點後悔在房價大漲之前沒有考慮買房大業，“那時太年輕了，沒想那麼長遠。不過後悔也沒用，已經回不去了，還不如現在抓緊努力奮鬥呢。”

　　陳晨很關心房價，每次打電話回家必問。房價一點點地漲著，心裏不免有點著急，但她還是對未來充滿希望：“我們老家的房價上漲不是很快，房價漲，收入也在漲嘛，我覺得我的收入差不多能跟得上房價。”

　　張庭跟陳晨有著相似的想法。“在北京買房子？我連想都不敢想。”張庭今年三月在重慶墊江老家的縣城買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總價50萬元的期房，首付30%，未來10年每月要還4000元的貸款。20歲離開家鄉，從普通服務生做起，今年24歲的張庭已經是一家經濟型快捷酒店的大堂經理，工資也從4000元漲到7000元。去年有了女朋友後，他和家人開始考慮買房結婚的事情。因為工作忙，張庭把看房的重任交給了老家的父母。“沒有花父母的錢，15萬元的首付都是我自己交的。”説到這兒，小夥子的聲音明顯高了。“不過以後還貸款可能還得讓父母幫幫忙，4000塊錢的貸款確實有一定壓力。”

　　“按揭像個黑洞，我不想讓自己的生活樂趣和享受都掉進去”

　　買與不買之外有沒有第三種選擇

　　除了斬釘截鐵決定要在北京買房和下定決心回老家置業的年輕人之外，還有一些人有新的選擇。

　　馮艾碩士畢業後留校從事行政工作已經兩年。短髮、套裝、個子不高，眼神堅定。她的辦公室有一面碩大的落地窗，從這裡望去，能看到西北三環早已不再嶄新的商品樓，而它的價格是每平方米三四萬元。這個數字對於馮艾來説，相當於一年薪水減去花銷的全部結余。

　　馮艾説她自己比較“決斷”，當得知學校即將在通州建新校區時，她當機立斷在靠近通州的河北省境內買了套80平方米的房子。當時的價格是每平方米6000元，時隔一年，現在已漲到9000元。馮艾覺得，6000元的房價和當時在湖北老家縣城的價格差不多，“這個價格還不算太瘋狂，並且有可能在附近工作。”沒有經過多少猶豫，馮艾就在母親的幫助下買了這套河北境內的房子，從這裡開車到馮艾的學校需要3個小時。

　　馮艾從不認為自己是“有房一族”。不僅因為買房子的錢大多來源於父母，而且如果自己工作沒有調動的話，新房離單位太遠。她更多地將這套房子看做一種投資。

　　短短幾年的時間，馮艾的同事就迅速劃分為“有房階層”和“無房階層”。社會學專業出身的她有些不解，“我們説社會分層是可以跨越的，但在房子這件事上，似乎難以跨越。”對於年輕人和他們背後的普通工薪家庭而言，房子就是一座無法翻越的大山。

　　在這座“大山”面前，毛峰決定繞道而行。2011年，毛峰從北京一所“985”高校畢業，堅持著不買房的觀點。在一家中央媒體人力資源部門供職的他，暫時居住在單位分配的週轉宿舍裏。“60平方米兩居室，我和另一個同事一人一間，設施齊全”，付給單位的“房租”是每月300元。然而，這一福利的期限是三年。明年開始，他也要同大多數人一樣，過上在外租房的生活。

　　毛峰還沒有女朋友，“從沒考慮過結婚的問題”。他説，即便每月要付幾千元的租金，也不會考慮買房子。在他畢業那年，五環內的房價就已經漲到3萬多元一平方米，“我覺得以我的收入不可能買得起房子，從此不再想這事，也不焦慮了。”

　　“買不買房，歸根結底還是錢的問題。幾十萬元握在手裏，才有可能考慮買房。我要是能拿出1000萬元，肯定不會對買房的事這麼抵觸。但除了父母贊助，年輕人哪兒來這麼多錢？”他的圈子裏，父母代付首付的現象挺普遍。毛峰卻説，基於家庭的經濟能力，他不會接受這種做法。“我也不羨慕用家裏的錢買上房子的人，只有用自己掙的錢買了房子，才有成就感。”

　　對於已經付過首付、擁有住房的年輕人，上千元的月供亦不是小數目。毛峰不止一次地在微博上批評“銀行和地産商一道，吞噬著年輕人的生活品質”。“按揭像個黑洞，我不想讓自己的生活樂趣和享受都掉進去”。沒有房貸的負擔，他本人是各種聚會的常客，還不時買票觀看現場演出，或是聽上幾場音樂會，“日子過得很滋潤”。

　　雖然拒絕買房，但和很多年輕人一樣，毛峰有一套自己的房價理論。“剛性需求根本就不是房價漲得這麼離譜的原因。我不願花那麼多錢買一件這麼不值的商品。房價早晚會跌回本來的價值上，在此之前的購房者都在玩‘搏傻’遊戲，等待比自己傻的人來接盤。”

　　在北京商品住房均價每平方米還未到一萬元的2005年，人們和今天一樣討論著房價的水分和房價下跌的可能性。然而，房價在短短幾年內不斷翻番，這令當初堅持“理性”、不置業的人們始料未及。連毛峰都不得不承認，“早知道房價會漲成這樣，當年換作是誰都會去買，誰不買誰後悔”。但毛峰堅稱“今不比昔”，在他看來，瘋漲已是明日黃花，不會再出現了。

　　毛峰坦言，“不買房”的選擇確實不是主流。他畢業留在北京的同學們，大都把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視作必須。他的家人也説，既然在北京工作，還是應該在合適的時候置一處房子。“近幾年肯定繼續租住，至於今後買不買房，還得看情況。房價不可能永遠這麼高，等跌下來再説吧！”

　　專家：年輕人買房是不是理所應當

　　十年之間，北京的房價上漲了6～10倍。中國房地産學會副會長陳國強認為，中國的高房價問題十分複雜。高速工業化和城市化所引發的巨大需求，貨幣供給過大所産生的流動性氾濫，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過度依賴等，都是推高房價的因素。所有這些因素堆積的結果在一線城市表現得更加明顯。

　　這位曾經的房地産實踐者，如今的行業觀察者與研究者認為，就北京而言，在“限購令”出臺後，85%的購房者都符合“首次買房”和“首次改善”的標準，屬於剛性需求。換言之，“剛需人群”是目前在京購房者的主體，他們支撐著現在的房價。但在“限購令”出臺以前，40%的購房者為非京籍人群。那時的上漲中，投資需求扮演著重要角色。

　　與其討論高房價給年輕人買房帶來的困難，不如討論購房觀念的偏差。鏈家地産[微博]市場研究中心與光大銀行2010年合作完成的一份報告顯示，北京首套房貸者的平均年齡只有27歲，而在英國為37歲，在德國和日本為42歲。陳國強覺得，年輕人事業剛起步或是準備結婚就必須買房，恐怕不是一個理性的觀念。視年輕人買房為理所應當，是對商品住房定位的一種誤解，應當反思。其實年輕人解決住房難題的途徑非常多元，買不起房子可以租房子，買不起新房子就買舊房子，買不起大房子就買小房子。如果超出支付能力，硬要買房，就會帶來巨大的經濟負擔，嚴重影響生活水準。另外，年輕人工作變動的空間還比較大，從某種程度上説，買了房子就把自己局限在了一個地方，犧牲了一部分未來選擇的空間。所以陳國強建議年輕人更新居住觀念，把人生的其他內容，比如事業發展放在前面，而不是把買房視作頭等大事。

　　作為“蟻族”概念的提出者，青年學者廉思曾對大學畢業生留在一線城市的原因進行分析。

　　他認為，許多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有集中化趨勢。大城市用人單位密集、資訊量大、流動性強，學生的社會資源也豐富；小城市開放度相對較低，就業中社會關係發揮的作用更大。大城市豐富和相對公平的機會是對畢業生的主要吸引力。

　　在中國，經濟發展不均衡，一線城市與中小城市之間存在著巨大差距，大城市的政治環境、就業環境，甚至接受再教育的機會，都比二三線城市好很多，年輕人願意留在大城市現象就更為突出。

　　一些從鄉村走出來的大學生，對於土地沒有依戀，又受到“天之驕子”傳統觀念的影響，承載著父母的厚望、家族的面子。“寧要北京一張床，不要外地一套房”的想法，迫使他們寧願留下來做“蟻族”，也不願回到家鄉。

　　廉思自己的置業之路也並不順利。2008年時，尚在博士後流動站的他在北京北五環外買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新房，20多萬元首付是“從父母那兒借的”。次年起他成為對外經貿大學的青年教師，由於5000元的月供還款壓力很大，他把這處房子出租了一段時間。直到2010年，他本人還暫住在父親分的一套房子裏。

　　為保障年輕人的住房需求，陳國強認為，政府最應該做的就是增加保障房供應。毫無疑問，目前的供給還嚴重不足。“但對於保障房的供應量，短期內還不能期待過高，因為政府從規劃、落實地塊，到資金配套，到建設、分配房源，是需要一個週期的。”另外，為等待保障房分配而排隊是一個正常現象，陳國強介紹，在公屋制度比較成熟的香港、新加坡，申請者為公共租賃住房等上三到五年也是比較普遍的。

　　該不該買房、何時買房、如何買房是年輕人該考慮的問題。這些經濟發展的主力軍也依賴更加公平和合理的外在環境。在北京任何一趟地鐵的車廂內，總能發現五顏六色的售房傳單。誰也不願意看到，這些輕飄飄被踩在腳下的紙，成為壓在很多年輕人肩上最沉重的夢想。本報記者 楊傑 實習生 李涼 穆凝

　　注：應採訪對象要求，本版文章中于琪、林慶、羅珍、陳晨、張庭、馮艾、毛峰、李舒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