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郝堂村“內置金融”破解農村金融貧血症
一個資金互助社救活一個村
與城鎮化進程中千百個普通村莊一樣,郝堂村——位於河南信陽市平橋區的一個小山村,四年前一片凋敝,千余勞動力幾乎全部外出,留守老人生活艱難。
然而,《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日夜宿這個豫南小山村,在寧靜的田園生活中感受到的已是欣欣向榮的發展活力:曾經一度撂荒的土地如今種上板栗和茶葉;尚未改造完成的豫南風情村莊,遊客接踵而至;村裏的年輕人越來越多……村民紛紛談及,讓村莊從凋敝走向活力的重要起點是“夕陽紅”養老資金互助合作社的成立。
針對商業銀行、小貸公司等“外置金融”長期難以解決的農民“融資難”、農村“金融貧血症”等問題,郝堂村獨闢蹊徑地進行農村“內置金融”試驗。經過四年多探索,當地通過發展村民共同體內部資金互助合作組織,使農民土地財産權益經內部融通得到體現,實現村莊內部信用“變現”,緩解了農民“融資難”問題。
養老、貸款不再難
“順其自然的話,這個村估計很快要消失。”胡靜説。四年前,隨著大批青壯年外出務工,郝堂村“空心化”情況日趨嚴重,連續數名“空巢”老人喝藥、上吊自殺,刺痛了這位59歲的村主任。
胡靜説,“離任前,唯一就是想為老人做點事”。做事需要資金,村裏早已沒了集體經濟。胡靜接受了當時來村莊做研究的“三農”學者李昌平的建議——成立一個養老資金互助合作社。
合作社啟動資金在10天時間裏便籌集齊:由胡靜在內的7名本村村民作為發起人,每人出資2萬元;吸收了15名老人成為合作社社員,每人入社股金為2000元。隨後平橋區科技局、李昌平等又無償投入部分資金,合作社于2009年10月12日掛牌成立,本金共計34萬元。
有了錢怎麼運作?社員們“吵”了兩天兩夜“吵”出一套合作社章程。
關於吸收存款,章程規定:一是入社老人可追加股金2萬元,作為優先股享受銀行2倍的利息;二是本村村民也可入股,享受比銀行高一個百分點的利息,但入股資金最高不超過10萬元;三是吸收社會上不求利潤回報的慈善資金。
關於發放貸款,章程規定:一般貸款需要兩個入社老人擔保,需要農戶林權證進行抵押;貸款需要理事簽字授權,監事負責審批,兩者相互制約;貸款利率接近當期農村信用社貸款利率。
關於利潤分配,章程規定:利潤的40%用於老人分紅,30%作為積累資金,15%作為管理費,15%作為風險金,發起人不分配利息。
合作社成立後,村裏的沉澱資金被激活。截至2013年上半年,合作社資金總量已經達到340萬元。全村170多個60歲以上老人加入合作社,入社率超過80%。最早一批入社老人連續四年收到分紅,分別為300元、570元、720元和800元,累計已超過2000元的入社本金。與此同時,合作社累計發放貸款超過500萬元,有力地促進了農戶生産發展。
59歲的農民王良敏為《經濟參考報》記者算了一筆賬:2014年他將達到入社年齡,夫妻倆每人預計可享受1000元的社員分紅,加上女兒為他們兩位老人各投2萬元的股金,享受7%的利息,每人每年有1400多元收入“貧困老人通過資金互助合作社實現了比國家社保更好的保障”。
更為重要的是,經由合作社,林權證通過內部融通實現抵押,原本沉寂的2萬多畝山林從資産變為資本,土地金融被激活。25歲的村民張金龍用林權證連續3年貸款發展養豬,從最開始的年出欄幾十頭髮展到現在200頭左右,規模翻倍。據匡算,整個郝堂村動態貸款總需求應該超過1000萬元,現在資金合作社只有300多萬元資金,還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
避免“外置金融”先天不足
就在郝堂村“內置金融”試驗謹慎低調地迅速發展時,平橋區其他地方則在進行著另一種以“金融機構下鄉+土地確權抵押”為主要內容的“外置金融”……
在平橋區陸廟街道辦事處,一塊寫有“陸廟新型農村社區信用擔保中心”的牌子格外醒目,中心主任陳長德向《經濟參考報》記者介紹,為鼓勵銀行金融機構與農民能“坐在一個板凳上”,先由市相關部門對山林、耕地、宅基地等“五證確權”,以期實現銀行抵押等,再由當地財政出資成立擔保中心替農戶進行擔保。
雖然土地確權完成了,政策文件也下了,但是銀行機構依然缺乏真正的積極性。相比郝堂村的“內置金融”“外置金融”的先天不足顯露無遺。
一是成本收益不成比例。對於銀行來説,財政擔保的模式並沒能真正提高銀行金融機構向農民提供金融服務的積極性。記者注意到,自2010年擔保中心成立至今的近三年間,陸廟新型農村社區信用擔保中心已擔保貸款170多筆。其中,企業貸款金額佔比90%以上,包括酒廠、石材廠等,企業規模在2000萬至3000萬元規模。實際上,這個本來打造給銀行和農民的“板凳”,逐漸變成了銀行和中小企業“拉手”的平臺。
而在郝堂村則不存在這個問題,合作社放貸幾乎不需要成本,農戶只需一本林權證、兩個擔保人即可在當天申請到貸款,合理的利差也能夠維持合作社良性發展。
二是資訊不對稱、風險難管控。陳長德説,對於銀行來説,“農戶貸款大都小而分散、數量眾多,但10戶放貸中,只要一戶出現問題就受不了”。而“內置金融”建立在村民共同體內部的熟人社會中,合作社明確規定,“在銀行有貸款不貸,吸毒不貸,賭博不貸,家庭不和睦不貸,信譽口碑不好不貸”。胡靜説:“這些情況村民之間彼此互相了解。而且,因為具有養老公益性,所以沒有不還錢的。如果有哪個村民不還錢,全村人都會唾棄他,就再也抬不起頭來。”合作社成立四年來,沒有一筆壞賬,沒有一筆死賬。
三是土地抵押物抵押變現問題。對銀行來説,不發達農村地區的耕地、山地、宅基地等,不僅過於零碎、價值偏低且短期內升值預期低,難以成為銀行偏好的有效抵押品。“如果出現農戶無力償還,手中的土地抵押權證怎麼交易、怎麼變現?”陳長德説,擔保中心也在走政策的鋼絲。而在郝堂村,胡靜則沒有這種擔心,由於土地是村集體所有,農戶可以自願將承包經營權交回村集體,土地變成集體資産的一部分。對村集體來説,可以較容易進行土地的內部轉讓和變現,以及實現對土地的有效經營。
“給合作社找個婆婆”
身兼合作社理事長的胡靜擔心的是,合作社執照一年一檢,“萬一哪天取消金融創新,連民政部門也不給登記,合作社就成了非法組織,這麼多資金怎麼辦?”她現在最迫切的任務是“給資金互助社找個婆婆”。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合作社成立之初是在工商部門登記,後來工商部門“變臉”,又改到民政部門登記。
信陽市農委實驗辦副科長鄧艷軍説,信陽100多個資金合作社分別登記在工商局、民政局和工信局三個部門。日常的監管歸銀監局,但信陽市銀監局不超過10個人,平橋區銀監局只有兩三個人。由於農村金融十分敏感,風險管控責任大,很多部門寧願“不做事、做不成事,也不能出事”,不肯承擔監管責任。
一些基層幹部、專家學者、合作社負責人認為,當前郝堂村的資金互助合作社面臨多個問題:一是資産急劇膨脹,管理人員能力能否匹配;二是合作社的啟動資金如果缺少社會慈善資金和政府扶持資金,自身運營能否滿足不斷增加的“分紅”預期和要求;三是資金互助社主要靠吸收存款、賺取利差,具有一定風險,除了做好內部風險防控,政府監管、服務方面的空白和缺失能否及時填補。
他們指出,真正解決農村金融需求,並將沉寂而龐大的農村土地喚醒成為巨大的金融資産仍任重道遠,“內置金融”試驗無疑是一次極有啟發意義的嘗試。一直跟蹤和扶持郝堂村資金互助合作社發展的平橋區工會書記禹明善説,發展農村金融應重視和研究農民資金自助合作社的作用,尊重農民創造和自我管理能力,給寬鬆的制度創新環境。
記者在郝堂村採訪了解到,隨著合作社的壯大,郝堂村從合作社貸款160萬元註冊成立綠園公司來運作村集體經濟。禹明善説,將來郝堂村的發展模式也更加清晰——由合作社提供資金支援,由綠源公司流轉開發土地,發展有機稻、茶葉品牌;左手幫右手使勁,通過土地開發村集體獲得回報,通過利息合作社也産生收益,這樣一來,金融和土地的收益都將留在農村。
目前在郝堂村,基於“內置金融”搭建了兩個平臺——資金合作社和土地開發公司,他們成為村莊重新煥發生命力的內核,具有很強的內生發展動力。一是在土地上體現財産權,幫助農戶在發展上得到貸款的權利;二是部分解決了農村養老問題;三是為新農村建設鍛鍊和儲備了人才;四是集體經濟得到發展,村集體在農村治理中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如何幫助資金互助社更好地發展?禹明善等人建議,對政府而言,可以通過購買服務、資金注入等形式進行資金支援,引導帶有支農性質的銀行給予一定利差,設計相應的金融産品,與農村資金合作社進行對接。此外登記、監管部門亟待明確,應培訓專業人員為合作社做監理,培育相應社會化服務力量給合作社做經營目標和章程。為了規避金融風險,還可以發展更高一級的農村資金互助聯合社,幫助單個分散的合作社抵禦風險。(記者 沈錫權、甘泉、王政、吳濤、楊玉華、孫洪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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