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糧王“破産記”“集約化”處處碰壁年年虧

　　從2009年起，重慶永川區農民梁自然租種了1萬多畝糧田搞規模經營。為提高種糧效益，梁自然設計了完整的集約化生産方案：組建勞務合作社，解決無人種地問題；建立農機服務隊，提高種糧效率；統一供種、施肥，保證糧食品質……

　　但種糧3年多，梁自然始終面臨勞務成本過高、農田基礎設施薄弱、自然風險大等現實困難，集約化設計未能破解這些難題，反而處處碰壁。“糧王”累計虧損200多萬元，最終在2012年破産。

　　規模種地集約經營“糧王”開闢種田“新模式”

　　梁自然是永川區朱沱鎮石對窩村村民，早年外出務工，2003年回鄉搞起了稻米加工廠。他告訴記者：“搞大米加工，最煩心的就是要從一家一戶收購稻米，糧源沒保障，稻米品種不一，優劣混雜，沒法賣上好價錢。因此萌生了自己租地種糧的想法。”

　　2009年初，梁自然租用永川區朱沱鎮8個村、2632戶農民的1.06萬畝稻田，種植水稻，變身重慶最大“糧王”。

　　為種好1萬多畝地，按照集約化設計，梁自然組建了15個勞務合作社，統一提供農藥、化肥、良種等生産資料，合作社完成勞務承包，負責育秧、抽水灌溉、施藥等環節的勞務需求，由梁自然付給勞務費。為提高效率，梁自然還組織了農機服務隊，負責統一種植良種、病蟲害防治、機耕機收等。

　　梁自然自己不會種地，他專門聘請了8名專家做技術指導。按照梁自然集約化生産設計，萬畝糧田每年能提供5500噸左右的穩定糧源。梁自然算了一筆賬：“普通大米市價約1.2元/斤，而我生産的優質水稻，價格能有1.7元。如果通過集約化生産達到無公害、綠色大米標準，價格還能翻番。”

　　梁自然測算：通過集約化經營，能在糧食生産環節實現收支平衡，在大米加工環節則能盈利。種植1萬多畝水田，一年純收入200萬元左右。

　　“集約化”處處碰壁年年種地年年虧

　　3年種糧，梁自然看似完善的集約化生産方案，既沒能降低種糧成本，反而由於雇傭勞力成本猛漲，不斷擠壓種糧利潤；也沒能解決田塊細碎，單位面積投入高的問題，反而“租地面積越大，虧損越多”。

　　2009年租地之初，梁自然和勞務合作社簽訂的勞務承包價格為810元/畝，但由於農村勞力短缺，供不應求，梁自然實際付給合作社的勞務報酬超過900元。

　　“租地種糧遇到最棘手的問題就是農村青壯勞力少。勞務合作社雇的大多是散工，如果價錢低了，他們寧願外出打工。實際勞務價往往超過合同約定價，我們也沒法約束。”梁自然説。受勞務價格上漲影響，梁自然種地第一年就虧了50多萬元。

　　在西部農區，糧田高度細碎、農田水利設施落後，梁自然組織的農機服務隊功能大打折扣，沒能發揮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作用。

　　“我流轉的1萬多畝地細碎分成了8500多塊稻田，雖然有農機服務隊，還有大量農機設備，但也只能解決40%左右連片水田的機械化耕作問題。”梁自然説，剩下的田塊農機服務隊派不上用場，需要大量人力排工、排活，每畝成本要增加2倍。各環節成本攤下來，比散戶種糧還高。

　　同時，梁自然流轉土地配套的水利設施大多是上世紀60年代修建，現已完全廢棄。單是平整田塊、整修水渠，梁自然又投了200多萬元，但這也只能解決不到30%田塊的灌溉、機耕的需要。

　　表面上的集約化經營並沒能解決生産現實難題，2009-2010年，梁自然平均每畝地成本投入近1400元，種糧持續虧損。2011年梁自然把流轉面積縮減到2900畝，但當年又先後遭遇凍害、旱情，減産超過30%，搞得農民土地租金沒法兌付，還拖欠20多萬元工人工資和農藥物資款。

　　到2012年時，梁自然種地累計虧損200多萬元，不得不退出全部流轉地，種糧破産。

　　農業盲目投入需警惕政策支撐體系待健全

　　為啥有了完整的集約化設計，種糧還是不賺錢，甚至虧本？記者和梁自然一同反思認為，這主要有兩方面原因：

　　一是種地過分求大，盲目投資，沒有真正做到適度規模經營。梁自然坦言，當初是憑“一腔熱情”種地，沒有考慮農業生産實際，也沒搞風險評估。轉包1萬畝地平均每年投入都在1000萬元以上，超過了自己的經濟承受能力。只要有一年虧損，就容易使資金鏈斷裂，梁自然本人和農民的利益都受損。

　　二是政府農業補貼、農業金融、保險等支撐體系建設滯後，大戶種地抗風險能力弱。規模種地，要大量資金投入。種糧3年，梁自然幾乎天天為錢發愁。“我三天兩頭就跑銀行貸款，但農業項目投入形不成固定資産，不能抵押融資。自己只能到處籌錢，甚至借高利貸。”

　　“從規模種糧以來，我幾乎每年都會遇到不同程度的自然災害，但災情損失只能自己扛。”梁自然也經常跑各家保險公司諮詢辦理農業保險，但得到的答覆都是“農業風險大，不辦相關險種”。

　　梁自然認為，投資風險評估、社會化服務配套、政策性補貼、農業金融等環節環環相扣，如果這些環節都能發揮作用，自己集約化經營可能不至於“一敗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