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新常態意味變革常態 增長目標需適當下調

　　證券時報記者 許岩 陳中 見習記者 孫璐璐

　　今年5月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中國經濟要適應“新常態”的重要表述，引發各界高度關注。

　　如何理解經濟新常態，經濟進入新常態後會呈現出哪些特徵？如何在經濟進入新常態的背景下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新常態階段，宏觀調控的目標是否也應進行微調？這對資本市場意味著什麼？

　　證券時報記者近日採訪了五位經濟學家，以期呈現“新常態”概念的大體輪廓。

　　五位經濟學家分別為：(排名不分先後)

　　范劍平 國家資訊中心首席經濟師

　　高培勇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

　　陳道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

　　李佐軍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

　　潘建成 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副主任

　　新常態意味著

　　“變革常態化”

　　當處於“變革常態”時，經濟真實的內在波動較大，過渡特徵明顯。體制的轉軌，集中表現為各種割裂，呈現出各種“亂象”：經濟供給與需求的割裂，經濟的管理體系與運作體系的割裂，金融與實體經濟的割裂，風險收益的獲得者與最重承擔者的割裂等。

　　證券時報記者：如何理解經濟新常態？進入新常態，我國經濟會呈現出哪些特點？

　　潘建成：所謂“新常態”，首先是針對過去長期形成的一種習慣狀態而言，這種習慣狀態突出表現在經濟增長速度很快，但不平穩，波動起伏很大，發展模式粗放，尤其是造成資源的過度消耗，環境的破壞，以及一系列經濟結構的失衡，比如經濟增長對投資的過度依賴，對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過度依賴，城鄉差距、收入差距巨大等等。

　　新常態下，經濟增長速度會出現一定程度的回落，但增長會更加平穩，結構會更加優化，資源環境會得到更有效地保護，民生會得到改善，社會和諧程度會得到提升。或者可以説，經濟增長速度可能慢一些，但人們的幸福感可能會提高得快一些。

　　陳道富：“經濟新常態”是在中央對我國經濟運作現狀提出“三期疊加”(增長速度進入換擋期，結構調整面臨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之後，在社會對經濟增長目標存在一定分歧的背景下，中央對經濟運作現實的又一重要判斷。

　　“新常態”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意味著經濟進入了新的階段，不同於過去30年，尤其是不同於過去10年高速增長的新的發展階段。二是意味著我國處於階段轉換的變革常態之中。總之，在未來3~5年的時間，所謂的“經濟新常態”可能更多的意味著“變革常態”。

　　在更長的時間段裏，則可能傾向於用於表達不同於過去30年高速增長的中高速增長的“新均衡常態”。

　　在兩種不同常態中，經濟呈現的特點是不一樣的。當處於“變革常態”時，經濟真實的內在波動較大，過渡特徵明顯。體制的轉軌，集中表現為各種割裂，呈現出各種“亂象”：經濟供給與需求的割裂，經濟的管理體系與運作體系的割裂，金融與實體經濟的割裂，風險收益的獲得者與最重承擔者的割裂(治理體系、風險管理體系和社會經濟的穩定體系)等等。

　　基於當前存在的多種割裂，我國經濟運作中出現了三個自循環系統。一個是由外貿領域、國際房地産和消費市場、外匯儲備運用構成的國際經濟大迴圈。二是由土地財政、房地産和影子銀行構成的自迴圈。三是投資內部形成的過剩産能自迴圈。

　　李佐軍：經濟新常態是一個具有深意的重要表述，對於我們理解當前中國經濟矛盾和問題、尋求經濟新對策都有重要意義。

　　經濟進入新常態後應具有以下特點：一是經濟增速是適度的，與潛在經濟增長率相適應，具有可持續性；二是經濟結構是優化的，第三産業、高附加值産業、綠色低碳産業比重穩步提高；三是經濟品質是較高的，經濟動力主要來自生産率提高；四是經濟制度環境是有利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日益發揮決定性作用。

　　高儲蓄支撐高投資優勢

　　我國短期內仍能維持7%以上的經濟增速，主要原因在於我國存在由高儲蓄支撐的高投資優勢。傳統的高增長動力尚未耗盡，支撐前30年高增長的結構轉換力量，如工業化、城鎮化及全球化還有一定空間。

　　證券時報記者：從其他經濟體的發展歷史來看，結束了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後，經濟增速便很難維持在5%以上的水準。我國在結束高增長階段後，還能保持7%以上的經濟增速，原因何在？

　　范劍平：我國在2011~2020年仍然有望保持在7%~8%中高速擋位，這主要有三個原因：

　　一是投資主導型國家經濟增速快於消費主導型國家是普遍規律，我國現階段具有接近50%的高儲蓄率，比其他經濟體相同階段高出10~20個百分點，既有投資能力，又有投資空間，只要將儲蓄高效率地轉化為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巨大。

　　二是製造業為主的國家經濟增速快於服務業為主的國家也是普遍規律，多數國家勞動力成本上升後製造業競爭下降，製造業只得大量向海外轉移，但我國人口勞動力總量大，東中西區域差距也大，東部沿海的製造業可以大量向中西部轉移而不是向國外轉移，我國未來20年在結構升級、區域轉移過程中發揮人口大國優勢，仍然保留較大規模製造業對經濟增速起到重要支撐作用。

　　三是我國“人口數量紅利”減弱後，通過改革可以激發“人口品質紅利”，過去人口紅利主要表現為低端勞動密集型産業的成本優勢，但我國人力資源潛力還有巨大開發潛力，勞動力品質經過職業教育還有提升空間，勞動力性價比經過開發後仍然具有國際競爭力，可以為技術密集型産業的發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資源。

　　陳道富：我國短期內仍能維持7%以上的經濟增速，主要原因在於我國存在由高儲蓄支撐的高投資優勢。傳統的高增長動力尚未耗盡，支撐前30年高增長的結構轉換力量，如工業化、城鎮化及全球化還有一定空間。同時，在轉軌過程中，我國又仍借助較高的杠桿，維持著原有的三個自迴圈，特別是政府加大對基礎設施的投資，緩解了製造業和房地産投資增長率的下降。當然，從中長期來看，隨著資源環境約束的日益增強，在找到新的強大增長動力之前，我國的經濟增長潛力可能會趨於7%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