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應著眼于技術變革

　　焦建國

　　6月份以來，政府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的政策措施不斷加碼。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頻頻出招，救急之心異常迫切。四川、廣東、福建、山西、雲南、貴州等多省出臺了穩增長措施，地市一級刺激力度或許更大。四川有“16條”（《促進當前經濟穩增長的十六條措施》），成都有比四川省更多的“成都22條”。黑龍江“65條”（《黑龍江省促進經濟穩增長的若干措施》）亮出了“懸賞式”刺激措施等等，甚或還有一些劑量更大的。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心情可以理解，但再急也得有章法。應急不一定非得“出手成章”，但也不能不按“套路”出拳。“正規”地説，政策措施要尊重經濟規律。

　　首先要思考的是，經濟為什麼增長，為什麼不增長？按照經濟學常識，經濟增長是靠四個輪子推動的，增長的發動機必定安裝在四個輪子上：人力資源、自然資源、資本以及技術變革和創新。人力資源包括勞動力的數量和品質，一般認為勞動力的品質是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現代經濟發展表明，自然資源並不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日本這樣幾乎沒有什麼資源的國家經濟發展得很好，一些資源條件優越的國家陷入了“資源詛咒”陷阱。資本包括機器、廠房這樣的有型資本，也包括智慧財産權等無形資本，也包括社會資本，資本是在經濟增長過程中逐漸積累形成的。技術變革是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資本是內含一定技術的生産手段，自然資源隨著技術水準的提高得到更多、更好、更有效率地利用。所以，長期來看，經濟增長政策是考慮如何促進技術進步。

　　如果沒有技術變革，經濟增長僅僅是靠資本積累、增加勞動，只是靠原有的生産技術增加工廠的數量，最後的結果就是“産能過剩”，經濟增長最終會停滯。馬克思説，固定資本的更新是經濟週期的物質技術基礎，説的就是這個意思。同時也説明，經濟週期有它的客觀性，有上升就有收斂。用拉斯·特維德的話説是“逃不開的經濟週期”。著名的經濟學家盧卡斯和普雷斯科特認為，經濟週期波動“對社會而言代價不大”，更重要的是去關心提高整體生産率的增長速度而不是平順經濟波動。短期內穩定經濟的舉動會對長期增長前景帶來不利影響。這些觀點是不是“正確”，值得研究。

　　增加勞動投入很重要，投資也很重要，它們都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但都比不上技術進步更重要。公共政策如何促進經濟增長呢？只有政府設計出健全的法治框架，有力地保護智慧財産權，在此框架內擁有廣泛的經濟活動自由（如投資、創業、要素流動等）時，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促進技術變革。勞動力、資本、産品和思想的自由市場，是創新和技術變革的最肥沃的土壤。理論和實踐都證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無論是“胡蘿蔔”還是“大棒”，都很難解決鼓勵技術創新的根本問題。因為政府不能用行政命令簡單地強迫人們多思考或變得更聰明。“需要是發明之母”，市場競爭是創新的最基本動力，根植于開放社會和自由市場的企業精神和企業家精神是技術創新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在這個基礎上，政府應該採取促進技術供給的政策推動經濟增長。具體地説包括：支援基礎科學、工程學和技術開發等活動，建立強大的專利系統、提高預測能力、完善成本—收益機制、實施稅收優惠等財政政策；鼓勵外國企業投資促進本國的技術進步；降低企業研究開發的資金成本、疏通融資機制等等。

　　上面説的主要是從供給端講的長期增長政策。可能有人説，“火燒眉毛顧眼前”，要緊的是眼前的經濟下滑如何應對。豈不知，一個接一個的短期政策效應的積累就是“長期政策”，積重難返。增長經濟學家鮑莫爾説，宏觀經濟分析和政策如果僅僅從短期的角度出發將成為“一個坐落在流沙上的建築。”

　　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政策是短期的需求政策。但值得我們反思的是，我們是不是誤解或誤用了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政策？凱恩斯主義的宏觀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財政政策分為兩種，一個是補償政策，一個是汲水政策。補償政策是“全面”地干預，反向調節景氣變動，經濟過熱和蕭條時都可以使用。經濟過熱時政府增收減支，經濟蕭條時政府增支減收，調節的是包括消費和投資在內的全部社會需求。手段不僅包括公共投資，還有所得稅、消費稅、轉移支付、財政補貼等。

　　汲水政策也是宏觀干預政策，但只是在經濟蕭條時使用，工具只是政府投資，而且投資規模不能“超額”，要適可而止。汲水政策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填空”，用政府投資填補民間投資減退時的“空檔”；一個是“水引子”，在這段時間內啟動和活躍民間投資，誘導經濟復蘇。民間投資恢復活力、經濟實現自主增長之後，政府就不再投資或縮小投資規模。

　　那麼，我們現在用的是補償政策還是汲水政策？恐怕還是應該搞清楚。理論上不清楚，政策上就很難説。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要求，我們更需要的恐怕是汲水政策。而且，更重要的是“去行政”的市場化改革，管住政府這只手，放開市場這只手。因為無論是補償政策還是汲水政策，都是以市場經濟的自發機制為前提的，這是最關鍵的。

　　經濟政策的附帶效應是有利於市場機制的發育完善，還是刺激計劃經濟體制的回歸和強化？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政府公司化”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基本特徵之一，目前地方政府以宏觀調控的面目再向前臺邁進一步。

　　俗話説，“是藥三分毒”。即使摸清了脈，看準了病，下對了藥，副作用也得高度警惕，至少應心中有數。如果是“有病亂投醫”，病都沒看準，藥也沒少吃，不但沒治病，反倒添病了。方向搞不對，跑得越快，離目標越遠，再想返回來越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