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週刊第16期封面
“杜拉拉”後傳：第一代外企白領的尷尬中年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侯雋 談佳隆|北京、上海報道
他們是中國對外開放後誕生的一個新群體，一個體面的特殊階層。
他們是精英一代，大多畢業于名牌大學，工作在傳説中的跨國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掌管著這些經濟帝國的在華命運。
他們的生活是許多人的夢想：衣裝筆挺，説話中英文夾雜，出入于高檔寫字樓，出行坐飛機，住五星級酒店，拿美元補助，度假就是出國遊玩。
他們就是中國最早一批的外企白領。
然而，人到中年的他們，發現自己正站在一個尷尬的十字路口。
2012年下半年以來，外企裁員潮波及中國。
2012年7月，諾基亞表示要關閉中國兩個區域銷售中心；接著，惠普宣佈將於兩年內全球裁員2.7萬人；8月，摩托羅拉宣佈裁減4000名員工。進入2013年，匯豐宣佈今年將全球裁員3萬人。3月8日，摩托羅拉員工收到總部的郵件顯示，公司將再次裁員1200人。3月20日，匯豐人壽在上海宣佈關閉其個險業務，數十名員工及上百名行銷員遭遇“閃電裁員”。
受到這次職業危機影響的不僅是外企的普通白領，高管們所受的衝擊比以往歷次裁員都要劇烈，尤其是上個世紀90年代最先進入外企工作的中國員工，姑且稱之為“外企白領一代”，他們不得不開始面對職場中的“40、50”現象。
他們還好嗎？！
忽然發現自己成了公司最尷尬的人
Stella的前半生經歷，可以説是著名職場小説《杜拉拉升職記》的現實版。
1996年，大學生Stella在北京某部委設計院當實習生，由於英語專業的關係，負責一些文字翻譯，有機會和外企公司的員工接觸。當時的北京，CBD還處於城鄉接合部的“八王墳時代”，摩天高樓屈指可數，國貿和中國大飯店等寥寥幾座。
一個暑假下來，外企員工的工作狀態讓Stella嘆為觀止。“我當時都傻了，真羨慕呀！我們辛辛苦苦算一週的數據，人家那邊電腦輕鬆搞定；我們要一次次坐1號線地鐵回單位集體開會彙報領導，人家現場全球電話會議，我羨慕他們出差的待遇，羨慕他們流利的外語，羨慕他們開闊的眼界，所以我給自己立下了志向，以後一定要加入外企！” Stella感慨萬千。
彼時的外企在規模上遠不如現在的跨國公司，僅僅就是“某某公司中國辦事處”，在人才招聘上還沒有那麼高門檻和過五關斬六將的考試。外語好、懂技術無疑是一個敲門磚，畢業時，Stella輕而易舉找到了一份跨國公司辦事處月薪6000元的工作。
Stella接下來5年的人生正如杜拉拉的縮影：勤奮、吃苦外加善於溝通，即所謂的高情商，讓她一步步從文員變為Team leader(團隊主管)，再升到主管，最後在29歲那一年成為新更名為“某某跨國公司”的“公共關係部高級經理”。同時，她也在生活品質上實現了大逆轉：從合租房子到在北京四環外擁有自己的公寓。
隨著新世紀跨國公司在華數量的增加，尤其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各個跨國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崛起，再加上海歸瘋狂回國創業潮的到來，Stella發現無論她如何努力，只能在原地打轉。
“在這個地方，國籍決定了你所能上到的最高位置。如果外企是五層樓的建築的話，每層樓的人依次是：五樓(跨國公司註冊國家的)本國人； 四樓：其他國家的外國人 ；三樓：東南亞華人；二樓：有總部工作經驗的海歸或者有政府關係及客戶背景的中國人，所謂外企的中國高管 ；一樓：一般中國本地僱員。” Stella形象地比喻。
當她止步“二樓”3年的時候，忽然發現自己已經30多歲了。“我忽然發現自己成為最尷尬的一群人，我的上面永遠是一個講著帶有嚴重口音英語的島國人士，非常難相處不説，還經常要步步驚心四平八穩處理各種office關係。我的下面是一群臉蛋如青蘋果一般的小女孩兒。”Stella説。
當送走了自己第三任島國人士上司之後，知道即使自己再努力那個位置永遠是留給空降的人，再往上走的機會微乎其微，而且在經歷金融風暴開始大裁員的時候，Stella知道她必須做個選擇。
於是，她利用自己積攢的人脈，開了一家小型公關公司，雖説生計不愁，但是相比以前的風光，還是讓她不得不去適應：之前是率領20個人團隊，充當甲方牢牢掌握話語權，現在則是帶著幾個大學畢業生，開始賠著笑臉將乙方進行到底；之前是人群中的焦點負責全球最大Boss的新聞發佈，現在則是幕後統籌充當服務角色；之前每年幾次出國培訓和公幹，愛爾蘭、英國、美國、澳洲和紐西蘭是家常便飯，五星級酒店是標配，現在則要自己出錢精打細算……
智聯招聘高級職業顧問郝建告訴《中國經濟週刊》，個人邁入“40、50”階段後，這是決定人生跳槽的關鍵階段，可選擇的範圍相對狹窄。對於外企白領一代來説，跨行業和職業已經非常困難，他們只能在企業之間進行轉換。目前很多人選擇創業或者進入民營企業，這的確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但是會比其他人面臨更多來自企業文化上的不適應和個人心理上的落差，需要好好調適。
[責任編輯： 雍紫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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