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公務員工資,一直是輿論熱點話題。目前,我國約有700多萬公務員。建立一個科學合理的工資制度,影響的顯然不只是公務員的個人福祉,更關係到國家的治理體系與成效。現行公務員工資制度施行于2006年,缺陷日益凸顯,改革亟待破局。一邊是基層公務員為收入低對媒體大吐苦水,一邊是公眾對公務員福利待遇的各種“吐槽”,到底是哪些因素掣肘公務員工資改革?新一輪公務員工資改革怎麼改?在收入分配改革全局中應處於怎樣的方位?對此,人民網特別推出“十問公務員工資改革”系列報道,與網友一起探討。
現行《公務員法》對公務員工資水準的表述只有兩句話:“公務員的工資水準應當與國民經濟發展相協調、與社會進步相適應。國家實行工資調查制度,定期進行公務員和企業相當人員工資水準的調查比較,並將工資調查比較結果作為調整公務員工資水準的依據。”
實際上,在表決前的草案中,還有一句公務員的工資水準應“與企業相當人員的工資水準基本平衡”。因為許多代表提出,公務員的層級比較多,企業人員的層級比較少;企業有效益好的,也有效益差的,收入差距很大,公務員的工資與企業人員的工資很難做到基本平衡。因此,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建議刪去了上述語句。
最終,確定公務員工資水準的依據就剩下“工資調查制度”。法律于2006年規定的這項制度,至今還沒有在國內真正實現,因此現行公務員工資水準實際上缺乏一個法定的、明確的標準。
尤其,法律在公務員工資水準與“企業相當人員工資水準”之間的相對關係上用語模糊,既未説高於,也未説低於,還刪去了近似“等於”的用語。在這個問題上的民間意見也相當不統一:有認為公務員工資應當基本等同於社會平均工資的,有認為應該略高於的,還有認為不應超過這個水準的。
專家觀點:
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工資福利研究室主任何鳳秋:
公務員工資與企業員工工資本質相同
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工資福利研究室主任何鳳秋認為,公務員工資水準高低是一個相對問題。任何工資制度的建立必須首先確定參照係,在確定和調整公務員工資水準時,也要有一個客觀的參照標準。
從世界各國的公務員工資管理的實踐來看,多數國家選擇了將市場工資水準(即企業相當人員的工資水準)作為參照體系,美國法律就規定公共部門工資與私營企業人員工資大體持平。從勞動力市場供給看,公務員工資與企業員工的工資本質上是相同的。政府與企業既然同時作為需求方在勞動力市場上競爭,政府既然希望吸引人才並將其保留在公務員隊伍中,那麼,在確定公務員工資水準時,就需要參考企業相當人員的工資水準。
但她也指出,工資水準的調整是一個決策過程,需要同時考慮財政承受能力、公眾接受的程度及國家發展戰略的需要。
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
現行統計指標用來制定公務員工資標準略嫌粗糙
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同樣認為,對選擇公務員職業的人來説,公務員工資應當與自己可能選擇的其他職業所得報酬大體相當—如果低了,公務員崗位就吸引不到人才,高了,社會公眾就會不滿。
這條線不應以全體勞動者為對象來統計。“公務員大部分都是高學歷人員,目前招考基本都要求本科生以上了,而整個社會平均受教育水準還達不到這個水準。”李實表示,“但要選擇其他標準來衡量,目前還達不到,統計上比較粗糙,沒有區分行業、職業、學歷、工作年限等指標的統計數據,只能根據現有數據來。”
但他認為,這方面數據並非完全不存在。即使社會上沒有公開數據,決策部門還是可以收集到相關資訊,在內部做統計分析,並得出一個近似的標準。這一做法的缺陷是無法保證數據的公平性,也很難取得社會公眾的信任。
李實表示,政府應該委託第三方權威調查機構從事工資調查,並定期發佈根據不同階層、學歷、行業等指標區分的勞動者工資水準,該機構應當具備相當的獨立性以保持其公正。
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
公務員待遇應以專業技術人員為基準
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認為,目前國內統計出來的勞動薪酬水準相比現實是偏低的,公務員的薪酬應該要高於統計線。
平均工資的計算對象包括了社會全體勞動者,與這條線相比,一般大城市白領的工資都在“精英”之列。唐鈞認為,公務員的定位與這個精英群體相近,待遇也應以專業技術人員為基準。從國際通行做法來看,公務員的工資只是略高於平均工資線,但福利一般比較優厚。常見的做法是,公務員工資相對低,但享有高福利,而企業白領則有較高的工資和較低的福利。
“就現階段來看,我覺得公務員的月薪平均應該在5000元左右,其中最好的能達到8000元至1萬元。”唐鈞説。
首都經貿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紀韶:
公務員的薪酬水準隨國家工業化程度改變
首都經貿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紀韶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世界主要工業化國家的評價指標體系中有一項,叫做“就業地位”,它的內容包括衡量公務員在整個就業人口中的比例有多高,在後工業化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這項比例是很高的。
“當然這裡説的公務員是廣義的,就是把我們一般認為的事業單位,包括部分從事公共服務的社會組織人員都算在內。除去這裡説的公務員以外,其他勞動者一般就是自營者和工薪勞動者,也就是自己當老闆和為其打工的人。”紀韶説。
據她介紹,隨著國家工業化程度的上升,廣義公務員的比例往往同樣上升,部分國家甚至可以達到百分之八九十,而中國目前的比例還不到10%。
“在工業化程度比較低的國家,公務員的薪水一般顯著高於社會平均水準。因為在這樣的社會,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區分比較明顯,相比勞力者,勞心者是少數精英。到了工業化中期,公務員薪水就開始向平均水準看齊。而對於工業化後期至後工業化國家,去體力化的程度已經很深,更多人開始坐辦公室,這時公務員(廣義)在勞動者中的比例已經很高了,薪酬水準自然也就比較平均了。”
那麼中國現在處於哪個階段?紀韶表示,中國各地發展非常不平均,比如北上廣深,已經步入工業化後期甚至後工業化階段,但處在工業化前期的城市和地區,在全中國各處仍有不少。“平均來看整個國家可能是略低於中期的程度,但各地差異很大。”她説。
但公務員佔勞動者的比例只是個相對指標,不能絕對用來説明國家發達程度,更何況,各國對“公務員”的定義都略有差別。以新加坡為例:新加坡的公務員不包括一般所説的事業單位人員,因此人數很少,並且是地位極高的知識精英,其工資也遠高於社會平均薪酬水準。
編後語:
每一輪關於公務員薪酬的爭論,都會出現“高薪養廉”的聲音。什麼樣的工資水準才算得上是高薪?收入水準與廉潔指數有無必然聯繫? “高薪”是否真的能“養廉”?請關注下期報道。
[責任編輯: 王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