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離京之痛:欲遷還留 “戀京情結”仍然較重

　　隨著京津冀一體化鼓點的敲響，國企新興際華集團在北京的小蘇打項目將整體遷往河北邯鄲。這迅速引發“國企離京”的無限遐想。

　　有消息説，北京的嚴重霧霾讓中央決策層下定決心，京津冀協調治污。遷走北京的製造類企業，將會大大緩解污染。今年2月26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要性，指出必須加快走出一條科學持續的協同發展路子來。

　　為了響應中央協同發展的號召，北京市政府制定了關於鑄造、建材、化工和公共服務業等企業機構搬離北京的計劃，其中不乏一些國有企業生産功能的轉移。有媒體報道稱，北京第一批外遷公司有207家，不過北京市有關部門對此進行了否認。

　　北京仁達方略管理諮詢有限公司董事長、國企研究專家王吉鵬對《企業觀察報》表示，北京發展到現在必須要消腫，這樣才能逐步回歸北京政治中心的功能定位。但搬遷必須是市場起作用，絕不能是行政命令。因為能走的企業他肯定會走，不需要你任何政策。對於不想走的企業，北京市政府也很難把它強制遷走。

　　京津冀一體化，近水的樓臺先得月?

　　京津冀一體化需要一套搭配得當的企業組合，不能光考慮一方的利益，需要多方協商博弈，最終才能將這個國家戰略落實到位。

　　“國企離京”的説法，肇始於天津市一些官員和媒體的吹風，其核心觀點是，一些非關鍵性企業和局級國企的總部，可以搬離北京，這樣可以為北京減少數十萬人的空間，騰出更多的資源。

　　天津有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優勢。而且從歷史的眼光，從19世紀末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後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靠近渤海的天津一直是經濟中心，北京也有所不及。只不過建國後，以首鋼為龍頭的重工業迅速發展，北京形成了門類相對完備的工業體系。而天津的地位逐漸下降。而近期，天津高調打造高端製造業中心和金融中心，借“京津冀一體化”的聲勢，天津開始“鼓動”北京的國企搬家。

　　同樣的近水樓臺還有河北。河北省儘管環繞北京，其經濟卻一直不強，甚至形成了所謂的“環首都貧困帶”。借著當前的形勢，河北與天津一起“呼喚”國企離京，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當然，國企離京並非只有北京周邊的河北和天津，上海、香港、甚至新加坡等地都有可能接納北京的國企。中信集團赴港上市就是一例。不過，中信赴港上市也並不意味著徹底搬離北京，公司留下一個總部，負責協調中央的資源和關係，仍是必不可少的。

　　淘汰與升級，北京騰籠換鳥?

　　《企業觀察報》記者了解到，北京國企的新建工廠大多選擇在北京之外，這與北京“偏愛”中關村科技園區為代表的創新科技類産業不無關係。

　　中國人民大學城市規劃與管理系葉裕民教授認為，“當前所謂的企業離京主要還是中低端企業，這樣的企業本身的一些技術就需要淘汰或升級，加上北京的環境容量、空間容量有限，搬遷是正確的選擇”。

　　4月15日，京津冀三地一把手召開完關於京津冀一體化協同發展閉門會議之後，北京就對不符合新城市功能定位的中小企業下了“驅逐令”，特別是高污染的企業，保留符合北京城市功能定位的高新技術産業、金融業、文化創意産業以及其他必要的生産性、生活性服務業。

　　北京市經信委主任張伯旭此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北京目前正在逐步提高工業企業的排放標準，今年年底前將有500家排放不達標的污染企業退出北京，鑄造、燒結磚瓦、化工、傢具等六大行業將退出北京。

　　聽聞“驅逐令”後，眾多省市區應聲而至，希望分一杯羹。河南、山西、內蒙、山東，甚至上海浦東新區等地紛紛派團專程抵京，希望引進外遷的在京國企。

　　河北省更是出臺了一系列的措施，規劃了一系列相關的産業園區，積極謀求承接北京轉移出來的産業。他們看中的不僅是經濟效益，還有國企光環背後的政治資源和影響力。

　　不過，“三高一低”企業(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想遷出北京，河北與天津等地卻未必歡迎。地方政府對於“三高”企業提高了準入門檻，正是中央提出“告別以GDP論英雄”後的新現象。此前河北一名官員説，“北京第一批外遷的公司大都是高污染、高耗能企業，這樣的企業到哪都是負擔，所以目前天津、河北承接的熱情不高。”所以，記者目前尚未找到此類企業對接成功的案例。

　　企業自身考量，在北京碰到天花板

　　有業內人士表示，在北京這樣一個技術密集型的城市，很多企業的發展不僅不利於新形勢下政策的發展要求，其自身狀況也不適應新的經濟環境要求。如果不及時進行技術升級或者外遷，其生存也將面臨危險。

　　所以，國企離京雖然有“京津冀”一體化的東風，但從《企業觀察報》記者從企業實地了解的情況看，與半個世紀前的“三線建設”帶來的國企大規模搬遷不同，這次的搬家並不是一個政治運動，而更像市場的正常選擇，離遷行為主要也是相關國企的主動選擇。從這個意義上來説，國企離京越來越服從市場，跟動物園批發市場遷出北京沒有太多區別。

　　這種市場選擇主要有兩個出發點。第一個出發點是，相關國企的某些産業在北京已觸碰到上升空間的天花板，不得不進行産能異地更新換代，尋找與效益最佳的結合點，搬遷是遲早的事。

　　新興際華集團作為今年高調宣佈將部分工廠遷出北京的國企，無疑有類似的決策考量。

　　4月16日，央企新興際華集團、北京豐台區相關負責人在河北邯鄲市的現場對接會上宣佈，新興際華下屬子公司北京淩雲建材化工有限公司將整體從北京豐台區搬遷到邯鄲武安。這是京津冀協同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後，第一個從北京轉移到河北的央企製造業項目。為了這樣的項目，河北省一些地區已經虛席以待。

　　新興際華集團公司有關負責人對媒體表示，“北京的污染企業都要搬遷，我們不過是第一個，項目搬遷是整體佈局的需要，我們的總部還在北京財富中心。”

　　據《企業觀察報》記者了解，新興際華淩雲建材化工的外遷不僅是為了治污，而且是為了實現企業的轉型升級。該工廠由於建廠時間較長，生産設備老化，自動化程度低，能源消耗大，污染高，搬遷是早有準備。

　　據新興際華集團公司介紹，新興際華淩雲醫藥化工有限公司落戶邯鄲武安之後，將迴圈利用當地的兄弟公司新興鑄管工業生産過程中産生的二氧化碳和餘熱，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大幅降低能源消耗和生産成本。碳酸氫鈉生産線搬遷後將依託北京作為研發中心，河北作為生産基地，積極發展“研發+基地”的經營模式。

　　此外，據報道，根據北京市科委、豐台區政府、新興際華集團所簽署的三方《戰略合作協議》，新興際華集團將在北京淩雲建材化工有限公司原址著力發展應急救援産業園。

　　外地的誘惑，配套與政策都吸引人

　　北京國企離京市場化選擇的第二個出發點是，天津與河北等地方設置的“誘餌”十分豐富，包括更優惠的租金和稅收，更靠近原材料基地，此外，配套産業鏈也更完整更成熟。

　　比如，中國航太科工集團下屬的慣性技術有限公司，落戶涿州就是看中了更為低廉的土地資源和人力資源。慣性系統産品涿州製造基地項目總投資8億元，預計今年6月投産，年銷售收入可達5億元。

　　航太科工慣性技術公司項目負責人樊鵬濤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就公開表示，“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北京企業擁有資本和技術優勢，河北等地多提供土地和勞動力資源。促進項目落地和可持續發展，實現互利雙贏，達到協同發展。”

　　此外，北汽集團旗下的北京汽車製造廠有限公司遷往天津黃驊，重要原因之一也是看中其良好的産業鏈環境。北汽下屬産業的轉移被稱為“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生動典型”。這主要是因為北汽集團自身的實力結合黃驊完備的汽車産業體系，讓雙方都受益匪淺。

　　北汽集團創建於1958年，是《財富》世界500強企業之一，也是中國五大汽車集團之一。河北省黃驊市在上世紀80年代就發展了自己的汽車産業，基本形成了集改裝汽車製造、汽車零部件及配件製造、汽車銷售和維修保養一體的行業體系，以及鄉鎮汽配企業為主體的汽車零部件産業格局。其中，專用汽車製造産業，無論是生産能力、市場佔有率，還是技術發展水準都處於北方市場的中上游。

　　國信證券一位匿名分析師也認為，黃驊集聚的産業體系和低成本的設施投入，所煥發出的産業魅力使得北汽不得不頻頻回眸。市場和産業配套體系是北汽的第一選擇，企業的使命就是盈利。只要區域盈利條件好，企業就會義無反顧前去。京津冀一體化推進再怎麼完美，如果企業無法盈利，也只能望洋興嘆。

　　另一位長期關注國企發展的業內人士也告訴《企業觀察報》記者，最近陸續遷出去的企業，主要是生産製造職能的遷移，更多是自身發展需要，它們可能正好趕上京津冀一體化這個契機而已。一方面，它們在首都發展已不符合政府的政策要求，另外一方面，河北等地方政府又能夠提供更多的優惠政策。

　　安土重遷，國企“戀京情結”仍然較重

　　雖然有京津冀一體化等眾多的因素，但國企業不願意離開北京也還有一些更複雜的因素。從《企業觀察報》記者近日調查所了解的情況來看，國企的大規模離京，仍然還不可想像。

　　國際金融論壇城鎮化研究中心主任、盤古智庫城鎮化首席研究員易鵬對《企業觀察報》表示，部分國企生産功能的離開，並不代表國企就搬離北京。因為國企在北京所獲得的各種優勢資源，是全國任何地方都無法給予的。其實，北京國企即使搬到地方一兩家，也不一定就能夠對京津冀一體化起到多大的作用。

　　“京津冀一體化，不是説把國企搬到北京周圍就能實現。這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政府長時間的規劃、設計和建設。”一位不願具名的經濟學家也認為，國有企業搬到外地，都是經過仔細調研的，他們不會因為外部的因素無理性地隨意外遷。即使京津冀一體化的發展熱火朝天，他們也不一定就會隨行就市。只是某些地方政府對國企效益的垂涎三尺，借這次京津冀一體化時機再次放大國企離京的聲音，引導社會誤讀國企産業轉移的性質。

　　其一，從行政的角度看，國有企業離京並不是誰説了算的事情。鳳凰城市與旅遊研究院院長葉一劍對《企業觀察報》表示，國企外遷不是北京説了算的，尤其是央企。他認為，中信赴港是國企離京的個別案例，難以複製。中信泰富公告顯示，公司將以對價2269億元人民幣，收購母公司中信集團資産。交易完成後，中信泰富將更名為中信股份，且中信總部將隨之遷往香港。此前，中信證券已經從北京遷至深圳。

　　其二，從慣性依賴的角度看，北京當下的經濟主要是國企總部經濟。國企對政策依賴性極其高，在現行體制下，難以想像中字頭的國企們能遠離國務院各部委生存。

　　易鵬認為，很多人高估了北京産業轉移的能力，大的國有製造企業在北京已經形成了自己固定的價值體系，即使能搬，政府和相關利益方也不一定同意。

　　其三，從當前總體經濟形勢看，經濟下行壓力很大，很多國企的利潤增長都成下滑態勢，在這個時間點出去尋找發展空間的國企並不多。

　　其四，還有一個特殊的原因，此前遷出北京的首鋼集團，如今也暴露出了一些問題。當北京往外推，外地使勁拉時，少數企業的確認真考慮或者準備搬遷，然而，聯想到此前搬遷河北的首鋼集團，很多企業會思慮再三。

　　所以，一位前國家發改委的高級官員對《企業觀察報》記者表示，國企搬遷出北京，更多地只會把它的一些製造業基地往外搬遷，對於總部而言，可能還是會放在北京。

　　於是，北京的國企總部設置目前出現兩個變化：行政總部的確越來越向北京或其他中心城市集中;企業總部的職能中心則依據市場和企業自身的需要向其他地方轉移，特別是生産製造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