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放經濟到了轉變方式的時候

　　我國的經濟風險在哪？有多大？要有一個可靠的分析框架，明晰的衡量標準，且可量化，它就是“粗放經濟增長極限”。

　　1998年，對亞洲金融危機成因研究，學界大多從“金融”上做文章。我認為金融是毛，實體經濟是皮，不可能有實體經濟健康的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是實體經濟粗放增長方式至極限而引發。

　　剩餘價值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力量

　　微觀經濟發展依賴經濟運營中的剩餘價值，貨幣形態表現為利潤，負債發展也依賴利潤決定的償債能力。

　　粗放經濟發展方式特徵是高投入低産出，經濟運作剩餘價值率很低，不足以支援經濟增長特別是高增長，但一些粗放型經濟體卻有不錯的經濟增長率，理論上講不通，但實踐中卻做到了，原因何在呢？大量資金投入帶領其他實物資源投入彌補了高投入低産出缺口，所以粗放型經濟體出問題實現于金融上。如此就易形成經濟泡沫，所謂泡沫就是實現經濟增長率超過經濟運作品質能支援的增長率部分。

　　粗放型經濟增長如何走向極限呢？粗放型經濟增長是抽取內涵擴張外延型增長，抽取內涵彌補增長資源之不足，這就形成內涵稀釋空洞。外延愈來愈大，內涵空洞也愈來愈大，當內涵無力支援外延而塌陷，表現為各種形式的危機，粗放型經濟增長走到它的盡頭。也可解釋為過度抽取資源支援粗放型增長，以至資源愈來愈稀缺，或無可抽取或價格上漲無力承受，經濟急劇下滑尋求自身平衡或説價值回歸，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也無能為力。

　　我國粗放經濟發展走到極限的五大指標

　　我國粗放經濟粗放到什麼程度？中國工程院院士、原能源部副部長陸佑楣稱，2012年我國單位G D 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準的2 .5倍，美國的3 .3倍，日本的7倍。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部副部長王軍(2013)稱，有數據顯示，我國國民經濟週轉中，社會需求的最終商品僅佔原材料用量的20%至30%，結果有70%至80%的資源最終浪費，進入環境成為廢物，造成污染和生態破壞。粗放型經濟粗放程度是上升的，仍以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提供的全要素生産率增幅數據為證，2000年至2007年期間，中國全要素生産率增速4 .86%，2009至2011年底2 .34%。清華大學白重恩教授研究投資回報率1993年15 .67%，2000年至2008年在8%至10%之間，2012年降到2.7%。

　　粗放經濟增長方式已走到它的盡頭，到了經濟風險暴發的邊緣。我國經濟就處在這個節點上。

　　一、超發貨幣極限。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説，過去30年，我國以超量貨幣供給推動了經濟快速發展。翻開歷年經濟統計數據看，G D P增長率與貨幣發行增長率緊密相關。2012年末，商業銀行貸款是1978年的333倍，而G D P是1978年的142倍。既反映經濟增長對超發貨幣的依賴，又反映資金低效使用的粗放經濟特徵。目前我國M 2是G D P的近2倍，是世界最高國家 之 一 ， 已 形 成 通 貨 膨 脹 的 “ 堰 塞湖”。

　　二、債務極限。中國社科院劉煜輝稱 ，2012年 末 非 金 融 部 門 債 務 存 量114.8萬億，是G D P的2.21倍，比金融危機前東亞經濟體顯著要高，假設按利率5.5%至6%計息，一年利息支出6.3萬億至6 .9萬億。無論政府、居民和企業利息支出都來自生産線上，實體經濟已難當此重任。企業債務2012年末是G D P的125%，遠高於經合組織90%的警戒線，而我國企業盈利能力僅為全球平均水準的一半，我國企業債務負擔卻達到全球平均水準的3至4倍。企業整體盈利難覆蓋債務利息，更別説還本金了。

　　三、土地收入極限。我國經濟發展中，土地制度功居頭籌，有學者計算農民每年以5萬億資本無償支援工業化、城鎮化。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允許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地同價，縮小徵地範圍，保障農民公平享受土地增值收益，標誌著發展經濟依靠土地收益走到極限。

　　四、生態環境極限。資源使用低效率高排放轉變為G D P。李揚2012年説過，如果G D P中扣除生態退化和環境污染損失，我國的真實G D P增長速度只有5%左右。郭樹清2012年説，中國有3.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但要恢復到歐美那樣的生態環境，可能要花費超過數額十倍的代價。

　　五、勞力供給和人民幣貶值極限。勞動力充裕供給，1994年匯改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一次性由5 .7：1大幅貶值為8.7：1，“中國製造”優勢突現，全球低端製造業齊聚中國，外貿出口爆髮式增長帶動經濟高速增長。2004年民工荒出現，2005年人民幣升值啟動，標誌著二者從頂峰向下，由經濟增長的向上拉力轉變為向下拉力。

　　目前，我國經濟處於資源保障條件貧乏的脆弱平衡狀態。經濟運作鏈條上任何一處資源供應不上就會引爆風險。當前令人擔心的是樓市下跌，影子銀行泡沫破滅，資金斷鏈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

　　粗放經濟發展方式有了轉變吉兆

　　經濟發展就是其主要矛盾轉化的過程。粗放經濟發展方式的主要矛盾是，其創造剩餘價值的資源購買力不足以支援發展，在此框架裏解決矛盾的舉措是政府壓低價格配置資源，這是粗放經濟發展方式長期運作、愈來愈粗放、走到極限的體制基礎。

　　十八屆三中全會在解決經濟發展矛盾的理論認識上有根本性的轉變，《決定》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對市場地位和作用認識的昇華和突破。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將改變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創造轉變粗放經濟增長方式體制條件；市場決定資源價格，價格反映資源稀缺性，將創造粗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機制條件。

　　轉變經濟體制、市場機制，各部門競爭資源使用權，盈利強企業能支付較高資源使用費獲取資源，形成資源向高效處流動的資源配置。無力支付市場資源價格者退出市場，迫使企業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增加産出，而不是增加資源使用量。

　　粗放經濟發展問題長期積累，改革要支付成本，淘汰只有在粗放經濟增長下才能生存的生産力，是一個“創造性破壞”過程。好在國家財政還有發債空間，必要時不拘泥于當年赤字率，保障風險可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到2020年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由此完成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我國經濟將進入相當長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期。

　　（作者單位：河南平頂山煤業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