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退房”不能流於形式

　　盤點近期土地市場的表現和潛在影響，央企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從去年下半年以來，多家央企在土地市場“跑馬圈地”，一方面提高了一線城市的土地門檻，使民企被迫轉向二三線城市拿地；另一方面，在將來的房屋銷售階段，央企在區域市場也將獲得更多的價格話語權。

　　乍一看，這種情況與“退房令”出臺前的市場形態似乎有類似之處。但仔細觀察便可發現，除中國海運等少數企業外，多數在土地市場叱吒風雲的央企已領取了國資委發放的房地産開發“牌照”。

　　也就是説，雖然同為高價地的“製造商”，但如今的央企更加“光明正大”。即便外界存在質疑，但在“退房令”的“庇護”下，理由已不那麼充分。

　　在本輪房地産調控的洗禮下，具有資金、土地、政府關係等多重優勢的央企最終強勢殺出，本是意料之中。然而回過頭看“退房令”，卻也並非無可指摘。

　　2010年3月18日，國資委要求78家非房地産主業的央企對地産業務進行調整重組，在完成企業自有土地開發和已實施項目等階段性任務後有序退出，只保留16家央企從事房地産業務。一年後，獲批從事房地産業務的央企又增加了5家。

　　事實上，與退出房地産業務的數十家央企相比，留下來的21家才是真正的“大鱷”。2012年的銷售數據顯示，中國建築、保利集團的銷售額超千億元，與萬科同屬一個量級。華潤置地超過500億元；中國中鐵、中國鐵建等央企，也達到200億元銷售額，躋身房地産業20強。

　　這些企業在房地産領域的銷售業績，對於做強國資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但從市場競爭的角度，享有諸多資源配置優勢的央企，顯然佔據了天然的市場高點，對民企而言壓力不言而喻。且從市場表現來看，國資在土地市場掀起的風暴已有非理性因素。即便按照要求“不拿地王”，也難免對市場預期産生影響。

　　在“退房令”推出三年以後，央企在房地産領域的角色與作用需要重新評估。事實上，不少央企旗下房地産業務的前身，往往可以追溯至其自建的職工宿舍和單位分房，這種形式帶有較強的住房保障性質。此外，工業廠房和商業用房的建設，多為自用，也不具備商業屬性。

　　合理引導國資，仍需倚賴“退房令”。在具體執行中，不妨歸根溯源，在嚴格控制房地産業央企數量的同時，對其業務類型進一步加以限制。如要求其承擔更多的保障房和普通商品房的建設任務，商業用房項目必須用於自用，承擔更多城市規劃和土地一級開發功能等等。

　　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央企是房地産領域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退房令”在設計和執行中，需要在劃定數量“紅線”的同時，對資金流向進行合理引導。才能真正使之為城鎮化的助力，促進整個房地産市場的健康發展，而不是成為樓市泡沫的一個推手。（記者 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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