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華苓用文學時時刻刻告訴人們,如何去愛,不被政治意識形態、世俗成見、族群偏見所拘囿;而愛的蒼白、僵化、狹小,才使得文學的創造力萎縮。
近聞西班牙等國人士提名袁隆平為2014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不禁想到聶華苓,她是唯一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女作家。
一個女子,有“三生三世”的經歷,當是莫大幸福。聶華苓就有著這樣的三生三世。她在好幾種自傳書的扉頁都寫著:“我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幹在臺灣。枝葉在愛荷華。”大陸、臺灣、海外,就是她的三生三世。2011年5月,臺北舉行了“百年文學新趨勢:向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致敬”系列活動,聶華苓的“三生三世”也成為臺灣文學的一種象徵,大陸、臺灣、世界,都是文學的故鄉。聶華苓也用文學時時刻刻告訴人們,如何去愛,不被政治意識形態、世俗成見、族群偏見所拘囿;而愛的蒼白、僵化、狹小,才使得文學的創造力萎縮。
聶華苓1925年出生在中國,1949年和母親等避走臺灣。然而,1972年,聶華苓與美國著名作家、學者保羅·安格爾合作翻譯出版了《毛澤東詩詞選》(《Poem of Mao TseTung》),轟動西方文化界,尤其是美國漢學界。為了翻譯好毛澤東詩詞,聶華苓閱讀了大量關於共産主義、共産黨的材料,而安格爾則大量閱讀了近代中國歷史資料,三四行詩,有時需要撰寫整整兩頁註釋。在臺灣當局看來,聶華苓翻譯毛澤東詩詞並産生重大影響,無疑是“親匪”之舉,她由此被納入國民黨當局的“黑名單”,整整20年不能踏足臺灣。聶華苓並不認同共産主義,但如同她所説,她“所認同的是中國歷史、中國文化、中國河山、中國人——炎黃子孫的中國”,而這種認同是跨越歷史隔閡、黨派紛爭的。她正是從這一立場來翻譯毛澤東詩詞,並將毛澤東詩詞包含的豐富內容成功傳達給了世界。
對文學跨越國界力量的理解,使聶華苓在1967年與安格爾一起將美國愛荷華大學的“作家工作室”擴展為“國際作家工作室”。愛荷華大學原先的“作家工作室”在美國現代文學史上就佔有重要地位,美國文壇很多舉足輕重的作家是從這裡走出的。在東西方冷戰對峙的年代,對有些作家的邀請有時無法得到學校充分的經費支援,聶華苓就自己去籌款,解決一個作家平均8000多美元的費用。“國際作家工作室”先後接待了來自七十余個國家和地區的1200多位作家,其中漢語寫作的作家100多位。連安格爾也驚異,為了讓不同傾向的作家生活在一起互相交流,她一個弱女子身上竟會有如此大的力量。
“國際作家工作室”也打開了中國大陸作家和世界交流的大門,詩人艾青1978年復出後公開講的第一句話就是,“我的大門是聶華苓和安格爾打開的,再也關不上了。”聶華苓全家1978年回大陸探親,她翻譯過艾青的詩,非常欽佩艾青詩的力量,希望見艾青。但當時艾青還在“黑暗中”,沒有平反,有關部門一開始不批准艾青露面,聶華苓就“一再一再一再要求見艾青”,甚至説“不見艾青我就不走”,終於見到了艾青。此後,艾青、蕭乾、汪曾祺、吳祖光、王蒙、丁玲、馮驥才、張賢亮、阿城、王安憶等作家的身影都出現在愛荷華大學,遲子建感動地説過,是聶華苓“最早為新時期中國文學中最為活躍的作家打開了看世界的窗口”。
因為文學這個窗口,1976年,世界各國三百多名作家聯合提名安格爾和聶華苓夫婦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提名書説,他們倆“是實現國際合作夢想的一個獨特的文學組織的建築師。在藝術史上,從沒有一對夫婦這樣無私地獻身於一個偉大的理想”。聶華苓的無私,來自她對於文學的理解和熱愛。
1952年胡適從美國回中國臺灣,胡適是聶華苓當時任職的《自由中國》雜誌的發行人,聶華苓也認同胡適的自由主義思想。然而,雜誌主編雷震委派她到機場迎接,她卻給雷震留紙條婉拒:“儆寰先生:您要我向胡先生獻花,這是一件美麗的差事,也是一個熱鬧的場面。我既不美麗,也不愛熱鬧,請您饒了我吧!”《自由中國》同仁由此對她刮目相看,她也同時獲得胡適的嘉許。翌年,她升任《自由中國》編委,並主編該刊文藝專欄。主持《自由中國》文藝欄7年期間,她對“反共八股”作品一律退稿,大量刊發純文學作品。而她心目中的“純文學”就是“寫中國人在這個時代的處境,而延伸到‘人’的處境”。她第一部長篇小説《失去的金鈴子》(1960)之所以受到夏志清、葉維廉等著名海外學者廣泛好評,就是以少女苓子的眼光,講述西南偏遠山鄉的愛情悲劇。她的另一部長篇《桑青與桃紅》(1976年中文初版,1981英文版,1990年獲美國國家圖書書卷獎)曾被作為中國“女性心理的開山之作”而得到廣泛研究,後來又被視為“離散”(Diaspora)文學”的“始作俑者”,而它所呈現的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流亡”歷程更被人關注。為什麼《桑青與桃紅》在不同時代會獲得不同的意義,展現出如此豐富的詮釋層面?就因為這部帶有自傳色彩的長篇小説在“寫真的象徵”中超越了個人、國族,展現的是人的根本性處境。始終獨立思考,一生摯愛文學,中國女性的心懷向世界敞開。
最後順便説一句,李歐梵是聶華苓的女婿,這中間也頗有文學因緣了。
黃萬華(本文作者為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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