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外地回來,從報箱中取出一大堆書報、信箋,習慣性地先看自己偏愛的《文藝報》。驀地,一張十分熟悉的照片進入眼簾,一條消息重重地撞擊自己的心扉:著名作家張鍥同志去世。我呆了一下,不禁在心中驚呼:“團長,您,您這是怎麼了!怎麼不吱聲,就這麼悄悄地走了呢?”
1988年,中國作家協會派出作家代表團訪問羅馬尼亞。團很小,四個人,他——時任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的張鍥擔任團長。此後二十多年來,每次見到他,我總是親切地稱他為“團長”。四個人中,我和他是“土包子”,吃不慣那裏的“洋飯”。半個月裏,我瘦了整整九斤。而他呢,也不見得比我好到哪去。那天,在裏海之濱的康巴坦察市,從水族館參觀出來,團長突然不見了。而這時,接我們回酒店的小車已來了。我四處去找他,只見他蹲在一棵樹後面,把束腰的皮帶解下來了。此刻,正用小刀在上面戳著。
“團長,你這是在幹啥?”
“這皮帶上的窟窿不夠用了,新打一個。”
“這……”
我怔住了,一時哭笑不得,雙目定定地打量著團長。他這個大胖子,那圓鼓鼓的大肚皮消了不少了。呵,團長也瘦了。
在回國的飛機上,團長問我們幾位:“到了北京,你們最想的是什麼呢?”“大米飯!”我脫口而出。那天晚上,他請我們到他家,讓家人專為我們做了噴香的大米飯,還專門為我備了一碟辣椒。活了七十年,不知吃過多少頓飯,而一輩子都難以忘記的,卻只有這一頓。
團長身材高大,但心卻很細。我每次到北京,與他一見面,他總是問我們湖南作家的這一個、那一個。有一次,到北京開會,我無意中告訴他:“我們老莫(應豐)病了。”於是,他讓我在他的辦公室裏坐下,詳細地詢問老莫的病情。回來的時候,他特意把我叫住,交給我一個信封,説:“我們中華文學基金會撥了三千元錢,請你代表中國作家協會,去看望莫應豐同志。”在病房裏,當我把這個信封交給老莫時,這個堅強漢子的眼眶濕潤了。
1997年,我在山區採訪中,深感山區青少年文化生活的匱乏,決心呼籲全國廣大作家援手,在湖南的貧困山區——漣源田心坪村,建立作家愛心書屋。張鍥同志熱情支援,很快寄來自己的著作與一批藏書,並揮筆寫上這樣一句話:有書小富貴,無我大文章。不久,他又讓他領導的中華文學基金會匯來一萬元錢,支援愛心書屋的建設。
他是中華文學基金會的積極倡導者和創立者之一,是基金會第一任總幹事,對基金會的發展,付出了不少的心血。有一天,我接到他的電話,説是受我建立作家愛心書屋的啟發,請季羨林老人牽頭,聯繫一批作家給溫家寶總理寫一封信,借用社會力量,為貧困山區、邊遠地區的中小學建一批圖書室,取名“育才圖書室”工程。我十分高興地走進這個行列。不久,溫家寶總理給我們回了信,“育才圖書室工程”風風火火地搞起來了。接著,他帶領我們,到了雲南、山西等地,建起了第一批“育才圖書室”……
這些,如一股股清泉,流動在我的心底。團長呵,我忘不了您,永遠、永遠地記著您! 譚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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