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的藝術史》：給人類的“樹文明”深描藍圖

　　本文摘自在《樹的藝術史》[英]弗朗西斯·凱莉(Frances Carey) 著 沈廣湫 吳亮譯 鷺江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

　　萬物都有一個歷史，樹也有它的歷史。

　　樹，在生物界只有“進化史”，在人類界則成就了一段“文明史”。

　　大英博物館出版社新版的這本《樹靈》，給讀者們呈現出一部“樹文明”簡史！

　　樹文明：樹乃“人之樹”

　　倫敦的大英博物館與巴黎的盧浮宮、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和聖彼得堡的冬宮博物館並列為“世界四大博物館”，博物館收藏了世界各地的許多文物珍品和藝術品，及很多偉大科學家們手稿，藏品豐富、種類繁多。令人意外的是其中竟還蘊含著一部關於樹的“文明史”。多虧了此書作者弗朗西斯·卡莉這樣的“有心人”的爬梳之功，使得這部簡史被書寫得如此趣味盎然。

　　樹的進化不僅遠遠早於人類的進化，而且，人類祖先與樹的緊密關聯，也早於人類歷史開啟之時。樹所構成的原始叢林，可以被看作類人猿的“家園”，也是早期人類的“子宮”。類人猿就是從樹上爬下來進而直立行走的，站起來的人類祖先由此才獲得了開闊高遠的視野。2000 年10 月，最古老的人科女童化石在衣索比亞被發現，這塊屬於人類進化最早物種的南方古猿化石證明，人類祖先從樹上走到地面比原本預想的要晚得多，大約是330 萬年前。

　　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單棵樹木，也比任何單個的人都“長壽”得多。這棵老樹是位於美國加州東部白山山脈的狐尾松，以近5000 歲高齡當之無愧地加冕為“樹王”。在埃及人建造第一座金字塔的時候，它老人家就已經三百歲了，“樹王”與人類文明一起延續到了今天。

　　自人類出現在地球之後，這個世界上的“樹木架構”就開始發生結構性的變化。從狩獵文明轉向農耕文明，使得人類開始砍伐樹木以獲得農耕之地，特別是工業革命之後，氣候的全球變暖（酸雨隨著大氣而飄移）讓樹木年輪記載了人類氣候的急遽改變，使得每棵樹皆不可避免地被“人化”。這意味著，在樹進化史的晚期，儘管樹仍保持著自身的諸多自然屬性。但已被人類“自然人化”了，或者説是被“文明化”。

　　德國人類學家格羅塞（Ernst Grosse，1862—1927 年）在《藝術的起源》（TheBeginnings of Art）當中就明確指出：“從動物裝飾到植物裝飾的過渡，是文化史上最大的進步——即從狩獵生活到農業生活過渡的象徵”。早期人類開始把視角轉向植物，創造包括樹在內的植物裝飾，其實就是將樹納入到了“人類文明體系”當中，樹已經成為“人之樹”！

　　在中西方之間：樹的“神話”與“意義”

　　這本圖文並茂的書，所展示的就是人之樹的“兩個M”——“意義”（Meaning）與“神話”（Myth），毫無疑問，無論是樹的意義還是樹的神話，都是人類賦予樹木的，而不是樹木本身具有的，但先天屬性與後天人化之間必然會形成相互匹配的關聯。

　　原始人類可以通過樹“通靈”，所以在人類早期史上有過大量的關於樹的“神話”。如果讀者都看過卡梅倫的電影《阿凡達》，就會對那棵巨大的“通神樹”記憶猶新，Navi 族人通過自己的感受器（辮子）與神樹相連後，借助神樹的力量以獲得啟示與能量。這其實是對原始人類文明“樹崇拜”情景再現，瑪雅文明中的巨樹就有這種“絕天通地”的巫術功能。

　　我曾在墨西哥遊歷，驚奇地發現，瑪雅文化確實與華夏早期文明有太多近似之處，其思想核心是“巫的傳統”，這與華夏文明同屬天人相通的“一個世界”的世界觀，蘇美爾文明與此後歐洲文明才是此岸與彼岸分離的“兩個世界”的世界觀。樹在瑪雅文明中就成為了溝通天人的“靈媒”，這與四川廣漢三星堆的青銅神樹何共相似，該青銅神樹代表東方的神木“扶桑”，銅樹上站著九隻太陽神鳥。

　　眾所週知，華夏文明歷來重“天人合一”與“民胞物與”，樹在農耕文明中被賦予了不同的“意義”和“價值”。早在《詩經》當中，就有“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的名句，詩句中的楊柳是中國人抒情達意的文學意象；孔子中有句話“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此處松柏的萬古長青、蒼勁挺拔、剛直不阿間接成為儒家道德的物化象徵。

　　在中國古典文化當中，樹的形象經常出現，也成了華夏文化的“符號”和“象徵”。在元代山水畫之後，畫中樹木常常以“一枯一榮”的面貌出現，這並不僅僅是為了枯筆與潤筆的比照，更是陰陽協調與互動之智慧的顯現。在繪畫、陶瓷、傢具、文玩當中，樹更成為一種文化上的“隱喻”，被賦予了以吉祥向善為主的民俗意義。當然，華夏民族的“實用性”

　　品格，也使得金錢榕成為“搖錢樹”的代理者。更有趣的是，由於世界觀和文化觀的差異，中西方對待樹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在基督教傳統當中，“夏娃誘惑”的故事根深蒂固，夏娃由於在伊甸園被蛇誘惑而偷食了蘋果樹上的禁果，由次世人知道了“羞恥”，亞當夏娃獲致了負罪感。美國人類學家貝內迪克特（RuthBenedict，1887—1948 年）就此歸納基督教文化是一種“罪感文化”，而相形之下日本文化則由羞恥心所推動而成為“恥感文化”。但事實並非如此斷然二分，如盎格魯- 撒克遜的英格蘭和多元文化混血的墨西哥，在基督化之後皆仍保存著恥感的社會大眾心理。

　　當今中國思想家李澤厚則認為，與西方的“罪感文化”比照，中國文化乃有樂天派取向的“樂感文化”。但是，中國儒家的倫理傳統仍要人“知恥”：“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以禮法來德化萬物，百姓不僅要遵紀守法，而且引以為榮。松柏之類的“比德”手法，其實就是將高尚的道德與樹木品性進行倫理類比，所求的乃是“善美交融”。

　　與中國的“倫理本位”傳統不同，歐洲還有一個強大的“科學傳統”，這就使得樹木也

　　被納入到近現代的植物學體系當中。《樹靈》果然是西方學術普及的産物，它也從知識論的角度描述了樹木的基礎知識，在本書“樹木館”章節，更是將進入文明視野的樹木形態進行了劃分，就好似中藥舖子裏面的藥匣子一般，將各種樹條分縷析地進行逐一研究，這恰恰與中國那種模糊思維的傳統形成了對峙之勢。實際上，每個樹種內部的文明都是相當錯綜複雜且引人入勝的，無論是廣泛分佈在北美、歐洲的樺樹，還是生長在海拔幾千米的喜馬拉雅雪松；無論是佛陀在菩提樹下修得覺悟，還是象徵永生的蟠桃樹，皆形成了自身的“自然—文明史”，只要您耐心閱讀，就會發現《樹靈》如此書寫的高妙之處！

　　“生態啟示錄”：回歸人與樹的親緣關聯

　　人們總是説，我們來自自然，又復歸於自然。人與自然的“生態關係”，在現代文明階段變得愈加緊張，《樹靈》也促發了我們對於“生態文明”的積極啟示。

　　從人類的先祖到現代人類，皆與樹産生了複雜而親和的關聯，樹本身既是自然的存在，也是文明的存在。自工業革命完成之後，“人化”的偉力變得越來越強大，真正的荒野變得愈來愈少了。想一想黃石公園裏面的樹木經歷了1988 年那場大火後，36% 過火面積使得許多樹木都是新生的，已並不是上古荒野的原貌，而且許多動物物種也不是美洲大陸的土著動物了。再想一想，公園裏、街道旁的樹，從小在溫室亦或室外栽培的時候，都已經被人工

　　培育了。為了適應公園抑或道路的“框架”，它們更是經常被進行人工的修剪與處理。這就是一種所謂的“樹的人工化”。這種人對樹的培育方法，表達了東西方文明的差異性審美觀。如果你比較一下凡爾賽宮園林與中國蘇州園林裏面的樹，你會驚奇地發現兩類“樹的人工化”手法，這兩種手法各自體現了東西方不同的哲學思想。法國園林裏面的樹往往採取幾何造型的手法，把樹修剪成三角抑或半圓的形態，這種歐洲園林的“樹之美”如果出現在中國園林裏，一定會顯得非常奇怪，但當今城市中被修剪整齊的樹籬都是此種西化産物。

　　中國古典園林崇尚“道法自然”，往往希望樹木長得歪歪曲曲，很少有直線形的修剪，越是彎曲的樹越被認為更符合自然形態。但有時不免過猶不及，為了達到這種自然形態，樹苗從小就被蓋上了“鐵籠子”，以使得樹木的枝幹變得曲折生長，這其實是另一種人工化的手段。從生態文明角度來看，這兩類人工化都是人類對於樹木自然生長權利的干預與剝奪。

　　所以説，如何在人工化如此強勢的時代，重新回歸人與樹的親緣關聯與生態關係，變得

　　相當艱難而又絕對必要。“生態文明”也要求人與樹之間形成嶄新的互動，還有什麼比讓樹木一春一抽芽、一秋一落葉、一年一枯榮、一歲一年輪這些自然現象更美麗的呢？這也是

　　《樹的藝術史》給我們讀者的最高啟示。由此，《樹靈》可稱之為一本“生態啟示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