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軒：付秀瑩為我們帶來了一種新的鄉村小説

　　10月30日，70後實力派作家付秀瑩與作家曹文軒、評論家賀紹俊一起做客字裏行間書店，就付秀瑩的新作《陌上》及中國鄉土文學展開對談。在曹文軒看來，付秀瑩的書寫跟前人的任何鄉村小説都不一樣，與過去那些作家對鄉村的解讀不同，她更帶有包容性。她把批判的東西隱藏得很深很深，呈現出對鄉村、對鄉村人物的處境、對鄉村一草一木的悲憫。“她為我們帶來了一種新的鄉村小説。”

　　“風景”是曹文軒在評價《陌上》時提及的一個關鍵詞。他在付秀瑩的作品裏看到了中國當代作家作品所缺失的風景，他個人很欣賞這種大段大段的風景描寫。一來風景描寫很好地控制了讀者的閱讀節奏，避免因不停地講故事而造成的閱讀勞累。曹文軒做了一個類比，“我原來看人藝演出的時候，很喜歡幕間的休息，中間停下來，戲斷了，燈亮了，有人去衛生間，有人到外面抽煙，吃點東西，鈴聲再響，再進來接著看，非常享受。如果沒有中間的停頓，一路演下來，感覺會很不一樣。秀瑩的風景描寫也具備這種效果。”

　　更為重要的一點是，曹文軒在付秀瑩的風景描寫中看到了萬物有靈且美的原始主義哲學傾向。“大自然的一草一木在她的眼裏都是有靈氣的，太陽、月亮、柳樹、河流、田野，在她的筆下是有靈魂的，人們可以從中獲得啟迪，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之所以會表現出那種狀貌，是因為那些草木教化了他們。”

　　左起：付秀瑩、賀紹俊、曹文軒

　　以華北平原一個村莊為背景，《陌上》採用透視的筆法，試圖勾勒一幅鄉土中國的精神地圖。那些鄉村的女性站在命運的風口，任時代風潮裹挾而去。翠臺姐妹、婆媳間的家長裏短，喜針、小鸞們夫婦間的恩愛情仇，滲透著的是對鄉村傳統倫理的依戀和堅守；香羅、望日蓮等對外面和兩性關係的新審視，則是對傳統的逃逸；建信、大全手中的權力和財富，則是重建鄉村秩序過程中破與立的矛盾，也是糾纏。她們內心的輾轉、跌宕和進退失據，都得到細膩的描繪和呈現，而筆底則始終鼓蕩著生命隱秘的呼嘯風聲。在這個時代，一個鄉村婦人的心靈風暴，並不比都市女性簡略，甚至更加豐富。

　　《陌上》一書也是付秀瑩文學版圖中“芳村”的整體亮相，繪製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斑駁面影。對中國文化傳統的自覺體認，對中國女性的經驗與情感的敏銳捕捉，對傳統中國美學的全新探索，小説不僅藉此展露出了獨特生動的個體生命體驗，而且揭示出我們這代人的精神密碼。本書甫一問世，在文學界和讀者中反響熱烈。有評論家稱《陌上》是“中國當下鄉村世界的精神列傳”。著名評論家李敬澤評價説：“行于陌上，看次第花開，付秀瑩好一副白描手眼。天下事，猶未定，風雲只在女人眉頭心頭之間。溫婉情懷，曲盡萬般滋味，見天地，見世道人心。”著名作家劉慶邦也稱讚道：“付秀瑩的文字是心靈化的。她喜歡探究心靈的奧秘，願意捕捉和描摹人物內心洶湧的風景和起伏的潮汐。從付秀瑩的小説中隨意截取一段文字，我們都能看出，那些文字在付秀瑩心靈的土壤裏培育過，一一打上了她心靈的烙印。”

　　賀紹俊則稱：“我覺得付秀瑩的小説是有她的精神世界，她的精神世界可以説就是她的故鄉，就是對鄉村倫理精神的緬懷。可貴的是，她不是守舊式的緬懷，不是把鄉村倫理作為逝去的舊的東西去緬懷，而是看到鄉村倫理精神和社會結構的複雜性。即使是寫城市生活，她也寫出了我們城市裏面鄉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糾葛，寫得非常微妙。所以，她在今天的小説創作中是非常獨特的，非常值得堅持的。”“從付秀瑩描述的鄉村秩序背後跳動不安的靈魂，體會到人性是多麼的美麗，又是多麼的富有生命力。而這正是付秀瑩小説的精神價值。”

　　付秀瑩坦言，“我得承認，我是一個情感飽滿的人，這是天性。對於生命中那一段親愛的歲月，我無法做到不動聲色。那個遙遠的村莊，那大片的田野，那條村路，那個院落，裏面盛放著我太多的記憶。隔著重重光陰，當我一遍一遍通過文字的小徑，重新回到過去，回到我的親人們身旁時，我丟盔棄甲，放下了全部的偽裝。我的抒情是真摯的，即便是矯情，也是真摯的矯情。這個時候，除了內心，我什麼都不在乎”。但對付秀瑩而言，無論城市還是鄉村，她首先並且最終關注的是生活其中的“人”，“他們在城市和鄉村中的命運，在命運中的跌宕和輾轉，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展現的人性，人性中那些明處和暗處，那些幽微的，隱秘的，曲折的，明暗交錯的部分，我對這些有著強烈的興趣和好奇心”。

　　在對談現場，曹文軒還提到了多年前付秀瑩寫給他的一封信。信是用很地道、很圓滿的文言寫的，曹文軒表示，即便在付秀瑩現在的寫作裏看不到任何文言文的痕跡，但付秀瑩與這種語言之間的血脈聯繫始終讓他印象深刻。“我在想，現代文學那幫作家，他們的語言為什麼好？就因為他們的舊學根底比較好。像魯迅作品裏那句話，‘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瑟的荒村’，我們能説那是白話嗎？但也不是文言。我覺得那股氣，那種韻味是從文言裏過來的。我沒有向她考證過，但有那封信在，我還是有理由把她的語言質地和她曾經有過的文言方面的工夫聯繫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