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申遺文本負責人：中國是最重要推手

　　本月22日下午，通過電視直播，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建築歷史研究所所長陳同濱看到第38屆世界遺産大會主席、卡達公主瑪雅薩手中的小錘敲了下去——中國與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三國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網”(以下簡稱絲路)獲准列入《世界遺産名錄》。

　　“絲路申遺，走了26年。”作為本次絲綢之路申遺文本的主要負責人，陳同濱感嘆，此次申遺項目，包含了中國、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三國境內33處遺址遺跡。是當今國際遺産保護領域第一例申報成功的絲路遺産，是《世界遺産名錄》中規模最大、歷史文化內涵最豐富的文化線路，也是中國首例跨國聯合申報的世界遺産項目。

　　絲綢之路東起長安(今西安)，經甘肅、寧夏、青海、新疆，跨越蔥嶺(今帕米爾高原)，經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敘利亞等地而達地中海東岸(今羅馬)，東西跨度10000多公里，是一條橫貫亞洲、連接歐亞大陸的古代陸上商貿通道，被國際遺産界公認為“是東西方之間融合、交流和對話之路，近兩千年以來為人類的共同繁榮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記者鄭汝可

　　2000年古道，26年申遺路

　　陳同濱2006年開始參與絲路申遺工作，此前，絲路的文化遺産價值早已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

　　198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啟動了“對話之路：絲綢之路整體性研究”項目。為此，10年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分別組織了5次經由陸路、草原和海上的交通路線國際性考察。

　　2006年，中國政府第一次把絲路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産預備名單”，絲路申遺進入了“啟動與推進”階段。第二年，中國與中亞五國(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烏茲別克、土庫曼)簽署協議，達成跨國聯合申遺的共識。

　　“最開始，大家都不知道絲綢之路的申遺文本和規劃要怎麼做。”陳同濱説，絲路涉及路線長，國家多，內容複雜，申遺正式啟動時間一再拖後。

　　她解釋，絲綢之路東西跨域10000公里、南北分佈3000公里，範圍涉及到28個現代國家，是“超大型的文化線路”。這種情況下，將絲綢之路作為一項遺産的概念，去進行絲路文化遺産的申報，開展保護管理，“越來越感到沒有可操作性”。

　　從6國合作到3國聯合

　　2011年，世界遺産中心對絲路跨國聯合申遺進行重大策略調整，遺産中心的專家們提出了“廊道”的概念，把絲路劃分為若干個世界遺産，在絲路的整體概念框架下，分成54個“廊道”。

　　“這使得系列申報更加易於操作，”陳同濱説，各國進度不一樣，以前整體打包申遺比較困難。分成廊道後，協調委員會認為，其中20個廊道可先行申報，以及應以跨國的形式進行聯合申報，以反映並促進絲路沿線的國際合作。

　　“該報告獲得絲綢之路協調委員會同意，”陳同濱介紹，由此，原來設計的由中國和中亞五國聯合的方案也拆成2段，分別為“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和“絲綢之路：阿姆河廊道”。

　　陳同濱回憶，當時中國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門組織專家經過嚴密考察論證，最終確立了包括高昌故城、交河故城等分佈在新疆、甘肅、陜西、河南4省的26個遺産點。最後又根據保護管理的實際情況調整到22處。

　　“遺産點的選擇，主要是基於申報點與絲路之間的關係程度，及其保護管理情況。”陳同濱説，中國方面所選的22個遺産點，既有古代中華帝國的宮殿建築，也有宗教建築以及道路、防禦工事等遺址。

　　2013年1月，三國正式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産中心提交申遺報告。今年6月22日，絲路跨國申遺成功。

　　申遺成功是新的起點

　　“絲路申遺是一件史無前例的事，無論是遺産規模、類型特點等等，都沒有任何可參考的先例。”此次申遺，陳同濱説她的一大感觸，就是要合作，特別是團隊合作。

　　編寫整理三國合作的申報文本，是陳同濱所領銜的工作之一。“頭緒很多，這是最難的。”陳同濱説，申報文本的語境，需要兼顧三個國家的平等權利，“就像聯合國的風格”，為此，三國進行了4次正式的工作會議，以及無數次的文本修改。

　　例如，在撰寫到中亞七河地區的地理·文化概述時，陳同濱和中國歷史學專家無論是引用國際主流學派的《泰晤士歷史地圖集》、《不列顛大百科全書》，還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撰的五卷本《中亞史》等資料的説法，都不能獲得吉國、哈國同行的認可。“工作一下子無法推進，文本和材料就擱淺了。”她説，迄今為止，亞歐北方草原的文明發展整體脈絡研究，都還不夠清晰。

　　“溝通也是困難之一，”陳同濱舉例，僅語言一項，中哈吉三國簽署的協議文書就涉及中文、英文、俄文、哈薩克文和吉爾吉斯文5種文字。“各國的申遺基礎也參差不齊，需要不斷協調。”為此，三國都成立了由兩名專家和一名政府官員組成的工作小組，定期召開會議，用英語、俄語、中文三種語言進行溝通。

　　雖然困難重重，陳同濱介紹，此次中國方面不僅完成了本國工作，還主動承擔相應的國際職責，成為跨國申遺最重要的推動力量。

　　在最終公佈的《評估報告》中，世界文化遺産的專業評估組織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認為，三國跨國界申報，是“將絲綢之路列入世界遺産名錄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且“將為未來絲綢之路的系列申報奠定基礎”。

　　“申遺都是為了共同的目標和發展繁榮，”陳同濱認為，這次申遺成功，也為今後跨國管理、文物保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是申報成功就沒事了。這不是結束，是新的起點。”

　　跨國申報的本意是促進對話

　　讀+：中國為何利用吉爾吉斯斯坦的名額申報？

　　陳同濱：從2002年開始，世界遺産委員會規定，每個國家每年只能申報1項世界文化遺産。經抉擇，中國在2014年申報大運河為世界遺産。而絲綢之路因為是跨國項目，所以使用了吉爾吉斯斯坦的名額。

　　讀+：使用吉爾吉斯斯坦的名額，是否會對絲路文化遺産的所屬權産生改變？

　　陳同濱：不會。根據世界文化遺産跨國項目的規定，聯合項目可以用任何一個國家的名義進行申報，同時不影響該項目的所屬權。這也為中國以後的跨國申遺，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讀+：絲路跨國申報的意義在哪？

　　陳同濱：國際組織推動絲路申遺，“一方面是希望吸收更多來自中亞的遺産點，因為中亞是全世界最不為人所知的地區之一”；另一方面，“部分絲路遺産點十分脆弱”。跨國申報的本意，是體現絲綢之路價值中的“促進國際間的對話”。

　　訪談

　　我國古代著名東西方貿易通道“絲綢之路”，東起我國長安(今西安)，西經甘肅河西走廊、新疆、中亞、西亞，西抵歐洲黑海、地中海。(資料圖)

　　記者鄭汝可

　　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由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

　　自1988年開始，聯合國共進行了五次考察：1990年從西安到喀什的沙漠絲綢之路、1990-1991年從威尼斯到大阪的海上絲綢之路、1991年中亞草原絲綢之路、1992年蒙古遊牧絲綢之路，以及1995年尼泊爾佛教絲綢之路。

　　李希霍芬所指絲綢之路，後被稱為沙漠綠洲絲綢之路。

　　沙漠綠洲絲綢之路的興盛，與2000多年前，東西方兩個重大的歷史事件相關。西方是亞歷山大東征和羅馬帝國的興起，東方則是漢武帝時期的張騫通西域。

　　西元前336年，亞歷山大大帝征服並統治了希臘，隨後佔領了印度的大部。亞歷山大去世後，他佔領的土地被他的部將分裂成了若干國家。

　　西元前139年，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但張騫一齣西域就被匈奴人所囚禁，若干年後逃回長安。西元前119年，張騫再次前往西域。這次，張騫偕同副使、將士等三百餘人，攜帶牛羊萬頭、金幣帛數千萬從長安出發，在到達烏孫(今之新疆)，後派副使、副手去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國(大宛相當於費爾幹納，康居相當於撒馬爾罕，大月氏也在中亞地區，大夏位於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帶)。

　　這樣，一條在沙漠戈壁裏行走、通過一個個綠洲連起來的絲綢之路就基本形成了。

　　通道形成後，絲綢之路沿途的國家或部落之間的使者、商人、僧人等，都開始在此通行，所有東西方的商品通過這條通道進行交換。由國家主導的軍事力量也開始管理和維護絲綢之路的暢通。這種情況一直到阿拉伯興起，特別是在高仙芝一戰之後，唐代放棄了對絲路的經營，中亞落入伊斯蘭的手中，沙漠綠洲絲綢之路逐漸衰落。

　　(記者鄭汝可 整理)

　　連結

　　陳同濱

　　沿線遺産保護上升到國際標準

　　讀+：“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與絲路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哪？

　　陳同濱：主要有6個方面：官方基礎建設保障體系；一系列中國皇家宮殿遺址；佛教的傳播；除佛教以外的多元宗教；定居聚落與遊牧聚落匯合的城鎮；以及多樣且精心設計的大型水資源管理體系。

　　讀+：國際遺産評估專家們最看重的是哪一點？

　　陳同濱：除了肯定了文本中對於遺産價值的評估，在此次多哈召開的第38屆世界遺産大會上，“絲路”項目的評估專家蘇珊提出：申報文本中所選的遺産點，體現了本廊道最傑出的文化價值，十分清晰地展示了與絲路的整體關聯。突出絲路的普遍價值，必須與特定路段相關聯。同時，遺産地為保護遺産也做了大量努力，管理規劃也全面到位。

　　讀+：申遺成功對於沿線各個申報點的意義在哪？

　　陳同濱：所有的申報點的保護管理水準都獲得的了極為顯著的提高，甚至可以説，如果不是通過此次申遺，我們絕大部分遺産點的保護管理，與國際標準都存在很大距離。

　　比如，各個遺産點全都配置了先進的監測設備，文物本體得到保護修繕，周邊環境得以整治等等。例如新疆的遺産點交河故城，完全由生土夯築而成，這樣的建築方式歷經千年風雨和戰亂摧殘，部分城址風化嚴重，面臨坍塌危險。當地按照申遺工作要求，進行了搶修。

　　類似這樣的事例還有很多。對於一些觀賞性較差的考古遺址，我們在展示方面都做了很多嘗試和努力；申報點的考古研究或基本檔案建設都有長足的進展……這些，都將有助於公眾對遺産價值的理解。

　　申遺成功只是階段性標誌

　　讀+：這次申遺的過程，你有哪些感觸和收穫？

　　陳同濱：來自工作的感觸有很多。從專業角度講，最大感觸是要創新。以此次文本編制的過程為例，雖然關於絲路申遺的策略，已經有國際專家做了專題研究，但那只是概念性的、指導性的。在實際情況中，還是要作出很大的探討和創新。比如我們自創的地理——文化區域劃分和申報點類型劃分，都在最後的評估會議上，被認為對闡釋遺産價值和理解遺産認定起到了極好的作用，獲得了國際專家的充分認可。

　　讀+：絲路申遺成功的意義在哪？

　　陳同濱：絲路申遺是中國首例跨國聯合申報、並獲得成功的世界遺産項目，具有里程碑作用。絲路還是當今第一例申報成功的“絲綢之路”遺産；《世界遺産名錄》中規模最大、歷史文化內涵最豐富的文化線路；同時也是中國最具國際影響力的超大型文化遺産。

　　人類文明與文化史上，絲路的意義是無與倫比的——它在西元前2世紀至西元16世紀期間是古代東西方文明與文化的融合、交流和對話之路，其交通交流規模跨越了亞歐大陸，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文化線路。所以，它對於我國經濟和外交戰略的調整以及未來世界政治格局的轉變來説，提供了歷史依據和現實途徑，具有不可估量的社會效益。

　　讀+：你曾説“最終目的還是加強保護”，能否具體談一下？

　　陳同濱：“世界遺産”的概念，本身就是基於保護的目標建立的。聯合國設立《世界遺産名錄》，就是為了把人類最有價值的文化和自然遺産提交世界予以保護。所以申遺的過程，其實質是按照國際標準提升遺産保護與管理的過程，成功與否，僅僅是一個階段性的標識。國內現在普遍對申遺成功與否看得很重，對遺産保護管理的能力提升缺乏關注。

　　讀+：未來絲綢之路還有一系列申報，具體有哪些？

　　陳同濱：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將絲路分成54個“廊道”，用作申遺參考。但實際的遺産申報，還是取決於遺産所在國家的準備情況和決策。未來還會有更多的絲綢之路項目陸續申請列入世界遺産名錄。中哈吉三國的申報機制和工作模式，三國應對問題與挑戰的決策與思考，為後續的絲綢之路申報項目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成功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