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網路的日子

　　作者：劉暢

　　責任編輯 王鵬、吳晨光

　　來源：“一點晨光”微信公眾號

　　提要：突然斷網了。面對空白的手機螢幕，他發現：不知要做些什麼，不知能做些什麼。

　　1992年1月20日，深圳國貿大廈。在如雷的歡聲中，88歲的鄧小平登上大廈49層的旋轉餐廳，發表了廣東視察中最具分量的話：

　　“只要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條路，都是死路。”

　　一個多月後，這位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講話由《深圳特區報》刊出，“東方風來滿眼春”傳遍中國。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市場經濟道路，成了1978年確立改革開放之後的又一個全新主題詞。

　　大約一年後，金山科技的雷軍被朋友帶進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所有間名為Internet的機房。機房內古拙的電腦屏上，Unix作業系統如瀑布般傾瀉而下。時年24歲的雷軍第一次有了“網”的概念。而在25年後，他領導的小米公司在香港上市，市值2770億港幣，靠的就是網際網路。

　　就在這間機房，1994年4月20日，中國大陸通過一條64K的國際專線,實現全功能接入國際網際網路。從此，這個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國度，成為世界上第77個擁有全功能Internet的國家。網際網路的接入，是改革開放帶來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但在當時，人們尚未意識到網路即將爆發出來的無所不在、排山倒海但又潤物無聲的能量。

壹

　　1990年代中期，在城市家庭的客廳裏，電視機依舊是最核心的資訊窗口。

　　央視的臺標還是藍綠色，最受歡迎的節目，是週末二套的《正大綜藝》和週二晚上的《曲苑雜壇》。

　　節目間隙，周潤發深情演繹著洗髮水的廣告，李連杰揮舞刀劍代言著步步高VCD。

　　每家每戶的茶几上，幾乎都有一份《中國電視報》。

　　有孩子在電視上點播《貓和老鼠》花掉幾百元話費，被父母追打。他們對文曲星上《英雄壇説》的癡迷，不亞於當下的“吃雞”遊戲。

　　電視之外的娛樂和資訊獲取，則來自報紙和書籍。以《北京青年報》《華西都市報》為代表的都市報正在崛起；山東日照，一個普通地級市圖書館一天的進出人次，高達1.6萬人。小城的中學生，在街邊書店讀到了人生中第一本《丁丁曆險記》和《機器貓》。

　　人們之間的通訊，則停留在BP機和電話上。當時的手提電話“大哥大”——如同半塊磚頭一樣的體積，售價超過2萬元。有人計算，如果加上入網費和預存話費，花費將近2.8萬元，在今天能買下4部蘋果X手機。

　　所以，人與人的聯絡，總要慢上幾拍。

　　校園裏，學生們熱衷於結交筆友，他們記錄雜誌裏的交友資訊，寄出信件，傾訴煩惱。幾番往來，總有人在結尾寫道：下次能寄一張你的近照麼？

　　直到1990年代末，很多大學班級依然會分配一個信箱。老家寄來的匯款單的附言上，還會寫上幾句天冷加衣的叮囑。

　　廣播裏播放著李春波的《一封家書》。1995年，中國個人信函數量達到79.6億件，到1999年仍不低於70億件。

　　畢業前，年輕人端出紀念冊、同學錄。他們緊握鋼筆，用雋秀的字體，寫下歌與詩。

　　那個年代，每一次分別與重聚，都需漫長的等待。返鄉前，丈夫們賣力蹬著自行車，后座的妻子抱著孩子。為到火車站買票，他們往往騎行十幾公里。

　　每逢節假日，很多城市只售3天內的火車票。即便售票員加速出票，一天也只能賣出三四千張。

　　北京街頭，跑著黃色面的，能裝五六個人。10公里以內為起步價，之後每多一公里加1元。很便宜，但需在街邊等待。市政府希望“一招手能停5輛計程車”，但沒有大數據指揮的調度，這只是一個夢想。

　　城市裏初來乍到的人們，要麼依靠親朋好友指路，要麼有單位指派的車輛。高速公路的路口，有人舉著“收費指路”的牌子。更多人在烈日下四處詢問，又擔心遇到騙子。

　　1997年，北京的麗華快餐做起外賣。他們定了20部對講機，1部8000元。但因為送餐太慢，投訴不斷。即便麥當勞的麥樂送、肯德基的宅急送，也做不到30分鐘送達。那些黃色衣衫上印著袋鼠圖案的送餐小哥，還奔跑在時代的遙遠之處……

　　那一年，中國大陸只有62萬網民。雖然1998年底，這個數字飆升至210萬，但網際網路仍未觸及日常生活。

貳

　　所幸，時代的腳步越來越快，網際網路巨浪開始沖刷中國。

　　1996年5月，北京中關村南大街上的行人看到一個巨大的廣告牌：“中國距離資訊高速公路還有多遠？向北1500米”。

　　向北1500米是一家名叫瀛海威的網路科教館。在這裡，人們可以通過中文功能表訪問Internet，閱讀電子報紙，收發郵件或玩遊戲。

　　費用是每小時12元，用郵件傳文件再加6元。1996年，只有6000人成為“瀛海威時空”的註冊用戶。雖然他們能做的事情並不多，但人人都認真地握緊滑鼠，就像握緊一個新的時代。

　　1997年10月，中國男足兵敗金州，網友王峻濤在四通利方論壇的體育沙龍上，發表了著名的《大連金州不相信眼淚》。文章48小時後點擊量已達數萬，後來被《南方週末》全文轉載，間接促成了新浪的誕生。

　　門戶時代到來，新浪、搜狐、網易相繼成立。人們意識到，除了報紙，還可以通過電腦看新聞——網際網路給人們帶來的第一印像是“快速、海量”。天涯社區也在1999年3月1日上線，人們開始在上面溝通、交流、爭吵。天涯咫尺，一下子變成現實。

　　1999年9月，有人發起“72小時網路生存”活動。主辦方是個名叫“夢想家”的網站，為每人分別提供1500元現金和電子貨幣，讓他們在陌生的城市，只依靠一台電腦購買生活必需品。

　　他們只想知道，下一步，中國能在網際網路上得到什麼。這個夢想，吸引了五千位網民報名，近萬人投票。

　　當時，北京、上海和廣州，只有幾家商店擁有網頁，店家卻對網路訂單愛搭不理。

　　有挑戰者突發眼疾，在網上寫下求救信，靠網友買藥渡過了難關。一位無線電專業的學生，對上網一無所知，一夜未睡只想搞懂windows95的操作方法，最終在饑餓勞頓中宣佈退出。此前，網友們曾策劃為他送飯，監控室裏的醫生已經做好了救援準備。

　　彼時的網購，更像是郵購。商家最後總是提示，留下電話號碼以便人工聯繫。有人發現，網上除了永和豆漿，什麼都買不到，夜裏只得卸下窗簾禦寒。各地的物流速度，遠無法滿足需求。有人挨了兩天的凍，才通過“特快專遞”買到了被子。

　　3天裏，活動的贊助商、電商網站8848 的銷量增長了10倍，達到數千單。但最後只有11個人拿到了貨物。上海的網購需要用借記卡，廣州的貨款劃不過來。有人手中的電子貨幣“一分錢也沒花掉”，唯一成交的一筆，商家到府時，仍堅持現金交易。

　　為了消磨時間，他們做俯臥撐，從桌子蹦到地上，對著鏡頭搞怪。活動結束後，心理醫生對4名“倖存者”進行測試，發現他們都有因情緒激動導致的焦慮、頭昏、眼花等不適症狀。

　　有記者寫下《目擊魯濱遜網上漂流》的稿件。因為網路故障，拍攝的照片就是無法通過郵件傳到南京的報社。

　　代表著先進生産力的試驗就這樣結束了。19年後的今天，當我們回首這個活動時，會覺得它的失敗顯而易見——硬體設施跟不上，移動化沒有跟上。這就如同為什麼PC門戶沒有擊敗紙媒，而當移動大潮到來時，傳統媒體被摧枯拉朽一樣。

　　但不要著急，全民網路生活時代就要到來了。

參

　　1999年12月18日，北京海淀的電子賣場海龍大廈開業。

　　人潮洶湧，拿貨的商販想從東門穿過西門，需要擠一刻鐘。顧客連電梯都擠不上，樓梯間也有人排隊。路邊打起橫幅：伴你走進資訊時代。

　　週末，人們涌入中關村和華強北，尋找攢機的記憶體條。中學生們開始討論 “誰會成為中國的比爾蓋茨”。

　　央視的廣告中，悄然多了聯想的1+1天琴電腦。1998年3月份，這款電腦賣掉了15萬台。開始有媒體發問：家用電腦離你還有多遠？2000年，中國人一共買下了620萬台臺式電腦。

　　電腦的普及，無疑讓網際網路擁有了深厚的生長土壤。

　　新浪邀請兩會提問過朱鎔基的女記者吳小莉來聊天室。成千上萬網友慕名而來，擠垮了唯一的伺服器。技術員大汗淋漓，網友們失望而歸。

　　很快，網路替代了書信傳情。此前，一款名叫OICQ的聊天軟體問世。人們發現，陌生人之間的交流如此直接。

　　在上網的撥號音裏，人們期待著與陌生人“哥哥還是妹妹”的問候。網吧包夜時間，收銀臺前排起長隊，人們聊到深夜，趴在鍵盤上睡著。

　　2001年，搜狐、新浪與網易爭搶冠名各地的網吧，把網吧的墻上、機殼甚至滑鼠墊都印上logo。

　　網吧裏，人們熱衷於一款叫做《熱血傳奇》的韓國遊戲。2002年11月，遊戲的線上人數突破65萬，註冊數7000萬，幾乎每個中國網民都在玩它。

　　中國的中小城市，有八成以上的網民通過網吧接觸網際網路，他們的娛樂方式因此改變。

　　2003年春天，SARS爆發。搜狐決定讓員工線上辦公，因為有QQ和MSN處理工作，“一切井井有條”。一位媒體的記者感慨，所有工作都可以在家完成，包括郵件採訪。

　　同年5月，阿裏悄然推出了淘寶。害怕出門的人，開始嘗試網路購物。

　　《非典型肺炎不可怕》一書賣出2500本，超過王府井書店的銷量。淘寶和易趣上，口罩、消毒水和維生素的交易額，增加了數倍。

　　同一年，有個叫張濤的海歸，厭倦只能吃到幾個館子單調的菜品。他泡在圖書館，把各類媒體關於上海餐館的資訊，一個個錄入到自己創建、叫做大眾點評的網站。

　　此前，人們只能在BBS詢問當地的哪家餐館好吃。網站上1600多家餐館，無疑是個新大陸。僅僅一年半，網站就在口口相傳中，擴張到三十多個城市。

　　幾年間，報紙的銷量減少了，大家習慣用電腦登錄門戶網站。人們不再為畢業而傷感，而是在校友錄、校內網上找到失聯的老友和新同學。

　　他們去馬鈴薯、優酷網搜索趣味視頻，去迅雷下載電影。他們追逐小説網站連載的《鬼吹燈》，在天涯論壇爭論《明朝那些事兒》的細節。

　　2005年，有超過100萬人通過網路直播觀看了超女的跨年演唱會。2006年世界盃開賽當天，擁有轉播權的網站獲得超過4000萬的視頻點擊。

　　網際網路也在重塑現實世界的娛樂方式。

　　2001年到2007年，攜程網的地推員工在各大城市的火車站、寫字樓免費發放了10億張訂房卡。

　　他們告訴提著行李箱的旅人與都市白領，未來，可以上網預訂酒店了。有人拿到卡片，一口氣訂了80間房。

　　人們就此告別了火車站排長隊、四處找旅館的時光。

　　網際網路同樣改變了表達與社交的空間。

　　幾乎每一個網友，都開始在部落格上記錄自己的故事。職場的白領們，則開始在QQ空間的農場裏偷同事的菜。

　　人們開始關註明星的微博，而不再只看娛樂報道。記者們開始去論壇尋找爆料帖，挖掘新聞。

　　2009年，百度貼吧一則喊“賈君鵬”回家吃飯的網帖，幾小時內引發40萬人瀏覽。隨後，“坐等”“內涵”“圍觀”等網路詞彙，逐漸進入到現實社會。

　　人們從網吧走進貼吧，也從商場轉入電商。

　　2010年，淘寶的“雙十一”大促，創下了單日10億元的銷售額。

　　當天23點59分30秒時，流量超出預期數倍，支付寶的核心賬務系統發出警報。幾百位工程師解決問題，距數據庫崩潰只剩4秒。

　　每一年的這一天，都成為中國網民集體熬夜的節日。實際上，中國人的每一天都變換著模樣。

肆

　　2009年10月30日傍晚，北京下起淅瀝小雨。世貿天階的大螢幕下，擁擠人群不時發出“哇”的驚嘆。

　　這是iPhone手機首次在中國銷售，年紀最大的購買者已70歲。

　　iPhone網購第一人劉欣靈現場回憶，兩年前，同事從國外帶回一部iPhone，整個單位都轟動了。

　　此前，中國最新潮的手機，是全鍵盤的Nokia E61。但現在，智慧手機時代到來了，人們在上面輕輕一點，就能登錄微博，可以隨時隨地收發郵件、瀏覽新聞——這可比PC要方便得多得多。

　　2010年4月某天的早上，雷軍帶著團隊每人喝了一碗電飯鍋煮的小米粥。這一天，他們成立了小米科技。此後，低於1000元的國産智慧手機不斷出現，比如小米旗下的紅米。硬體的發展反推了網路的發展，4G網路逐漸普及，中國人的衣食住行，開始加速觸網。

　　這一年，中國大陸手機網民的數量達到3.03億，比2009年增加近7000萬。從PC網際網路到移動網際網路，又是一個質變。

　　智慧手機和它裝載的客戶端（APP），首先打破了人們社交的空間與時間限制。微信是最典型的應用,也是移動時代最偉大的發明。它讓兩個人之間的交流變得免費，讓多人之間的交流變得方便，它把手機通訊錄裏的人名勾連起來，形成了一個實時互動的圈子。

　　此前，人們會計算著如何節省一個月幾百條的短信包。但從2012到2014年，全球短信量從590億條，縮減至225億條。有人統計通信記錄後，發現某個月自己只打了一個電話，發了一條短信。人們甚至不願再記手機號，“有微信，就不怕聯繫不到你”。

　　手機同樣改變了人們獲取資訊的方式。除了社交之外，移動網際網路區別於PC的第二大特徵是個性化。儘管每個人都關注重大新聞，但需要的資訊其實是不同的——地理位置決定了推送哪條道路上的擁堵資訊；使用的手機是12888元的蘋果MAX還是388元的紅米，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喜歡香奈兒還是廣場舞。你在手機裏的點擊、評論、轉發、收藏，以及搜索、訂閱等所有行為都會被記錄下來；如果是註冊用戶，性別、年齡、學歷、愛好等資訊，也會被寫入APP後臺的日誌裏，形成某個用戶的精準畫像。2013年前後，一點資訊、今日頭條等靠演算法分發的資訊類客戶端誕生，它們會根據不同的用戶畫像推送不同的資訊。“千人千面”的資訊分發模式，代替了門戶網站千人一面的閱讀方式，這是生産力的再次飛躍。所以，這兩個APP在出生五六年的時間裏，分別獲得了6500萬和超過1億的日活用戶（DAU）。

　　2012年11月，下過一場雪後，國貿三期寫字樓的樓下，很少有計程車停下。一位女白領向兩個朋友推薦用打車軟體叫車：“滴滴（當時名為嘀嘀，2014年9月更名為滴滴）一下，馬上出發”。

　　此前，滴滴的創始人程維，時常因打不到車而耽誤拜訪客戶的行程。有一次，他老家江西的親戚來北京看他，下午五點半開始打車，八點時又打來電話，沒車，讓他去接。

　　就是2012年冬天的這場大雪，令人們意識到網約車的價值。這款通過用戶、司機位置和路況大數據，實現智慧調配的打車軟體，大大提升了出行效率。幾年後的今天，已經很少有人在路邊攔出租了。

　　路面上，與網約車同時增加的，還有一輛輛送餐的電動車。隨著餓了麼、美團外賣的崛起，以往寫字樓餐館裏，白領們在悶熱的天氣中排隊點餐的場面，一去不返。

　　約飯前，人們會用大眾點評找到評分較高的飯店，再去團購APP搜一張優惠券，用手機支付過後，再打一輛網約車，直達目的地。

　　開車遠行時，他們用手機做導航儀，在地圖軟體裏輸入目的地，便可安心駕駛，手機還會提示哪擁堵，哪是事故高發路段。

　　逛街時，女孩們一邊看價錢，一邊登錄淘寶比價。跳廣場舞的阿姨，用手機向姐妹講授新的動作。

　　小城裏的父母，得以每天與兒子進行跨洋視頻。身在江南的大一新生，用手機向甘肅的奶奶直播一眼千年的西津渡石路。小城老人遇意外車禍後，家人用手機把CT傳給了北京醫生，獲得了專業的護理指導。

　　人們甚至習慣出門不再帶錢包。各大城市的超市與小店櫃檯，都已貼上藍色或綠色的支付二維碼。一位離開北京留學的年輕人記得，當時的大額支付尚需要借記卡。2016年回國後，他發現街邊買個西瓜，都能用微信支付。當年中國移動支付規模已是美國的近50倍。

　　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大陸成人每天花在智慧手機的時間是2 小時 39 分鐘，已經超過了看電視的時間。如果手機沒電了也沒關係，隨時隨地可以借到共用充電寶，“街電，讓生活永不斷電（網）”。

　　移動網際網路的發展和應用，也是吸引臺胞的重要因素。2015年，由大陸移動網際網路企業獵豹組織的創業活動，挑選五支臺灣團隊參觀北京。最後，有兩支決定“移居北京”。因為他們足不出戶幾乎就可以搞定一切，“可以呼叫計程車，不用排隊，不用去銀行，不用到遠處購物”。創業和網際網路密不可分——如果在臺灣創業，人們更容易聯想到炸雞店和民宿，而不是移動網際網路。所以，去北京的中關村，“就如同教徒去麥加朝聖”。

　　在廈門手遊公司短暫實習的幾名臺灣學生，畢業後也決定留在公司。在臺灣，一款遊戲有幾千用戶已屬不易，但在大陸，他“隨時能感受到上億用戶的誘惑”。他的手機裏早已裝上淘寶、滴滴和美團，並體會到了“雙十一”的打折魅力。

　　去臺灣的博物館，遊客們還要依靠租賃的導覽機；而在內地，掃一掃玻璃櫃上的二維碼，就能獲得自助的語音服務。臺灣很多銀行的服務仍以人工櫃檯為主，在大陸用手機銀行軟體就能快速完成轉賬等操作。2016年，臺灣各家電影院的購票APP尚未打通，且不支援線上支付，只能提前到電影院排隊付款。因為手機購買高鐵票只能用信用卡，當地人更習慣去超市的機器自助購票。

伍

　　2016年7月，有機構在北京發起了“72小時無網路生存測試”。

　　他們關掉房間的WIFI，取走了測試者手機的SIM卡，想要探究離開了網路，人們能堅持多久。

　　他們説，這是對1999年舉辦“72小時網路生存測試”的致敬。

　　60後的女士沒了團購和外賣軟體，要去市場買菜做飯，卻發現結賬都要手機掃碼，只能回去拿了錢包。為了繳納水電費，她先去銀行ATM機取款，然後找到附近的便利店。沒了微信朋友們的群聊，只覺得度日如年。

　　一位90後測試者幾乎崩潰。他上班打不到車，等公交等了30分鐘，最後遲到被扣了工資。因為買不到電影票被女友嘲笑，請客買單卻沒帶現金。所有的設計圖紙都改成手繪，加上無法上網搜取素材，他的工作已經無法推進。

　　無奈之下，他只得躲在家裏。面對空白的手機螢幕，他發現，離開網路的日子，竟然不知要做些什麼、能做些什麼。

　　一個影響範圍更大的事件發生在今年9月8日。因連續多起惡性事件，滴滴出行暫停了每晚11點至淩晨5點的所有網約車服務，為期一週。

　　9月8日午夜，在北京三里屯結束了狂歡的人們發現，打不到平價車了。路燈下，有計程車和黑車停靠在路邊，司機卻不打表，一段原本只需支付60元的路程，變成了180元。杭州的蕭山機場候車區也排起了長隊，數十位工作人員不斷勸説，讓大家乘坐大巴車。一位當晚10時54分在上海虹橋機場叫到滴滴的網友則在慶倖：幸好早到了6分鐘，否則回家都難。

　　正如26年前那個春天引發的巨大變革那樣，大陸居民的生活，早已因網際網路而翻天覆地，手機成為人的另一個器官，大家已經無法接受離開網路的日子。

　　一批勇於站在時代潮頭的人，也已經隨著網際網路成長起來。他們重新定義了生産力、生産關係和生産資料，讓這些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概念與移動網際網路、大數據、人工智慧聯繫起來，並對這個時代的勞動者提出了新的要求。

　　1990年代憾別北京，在小餐館裏對酒落淚的馬雲，讓天下的生意越來越好做了；性格內向，在男女比例7:1的大學深感孤獨的張小龍，因為發明微信讓中國人的社交暢通無阻；一度不斷模倣海外新産品的王興，用最本土的方式，改變了中國人的用餐習慣；而感慨蘋果手機“太貴了”的雷軍，已經讓更多中國人接觸到移動網際網路。

　　網購的壯大，催生了中國數不清的淘寶村，重塑了製造業和物流業的形態，讓城市與鄉村的人們，無差別地享受到便宜的商品。

　　外賣等新興産業的崛起，為傳統産業工人提供了更多的就業崗位，身處其中的網際網路公司，已悄然用技術為餐飲、服務業提效。

　　遇到現實問題，人們開始習慣@人民日報或新華社等官方媒體的微博進行反饋。越來越多的政府機構賬號，開始入駐微博、一點資訊、今日頭條、抖音等平臺，用更高效的方式與網民互動。

　　“網際網路改變了資訊傳輸方式，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也改變了中國經濟運作模式，甚至改變了國家治理方式，”一位長期研究網路的資深媒體人説，“但最重要的是，它改變了社會形態，它所代表的平等、交互、開放、共用、包容，與改革開放的理念相同。”

陸

　　2018年10月18日，參與“首屆海峽兩岸網路新媒體大陸行”報道活動的上百名記者走入故宮，凝望巍峨的宮殿和古老的紅墻。這是此次由國臺辦主辦、一點資訊和海峽之聲承辦的為期17天的活動裏的第一站。

　　數百年前，嘉靖皇帝在這宮殿之中，因倭寇作亂，下令“片帆不得入海”。

　　沿海的各個港口被封鎖，出海船隻紛紛被銷毀，上海的中國商團被指責為“通倭姦民”。封閉的國策延續到清朝，中國在漫長的幾百年間，幾乎與世界斷絕聯繫。

　　而就在中國推行海禁的16世紀，麥哲倫的船隊開始了第一次環球航行，西班牙征服了墨西哥，英國建立了世界第一家股份公司，哥白尼辭世，他的《日心説》開始深入人心。

　　在過往的400年，中國已深知封閉之苦；而在過去的40年，又深感改革開放之幸。中國用網路連接世界，世界也用網際網路擁抱中國。即使是故宮這樣的最深不可測的皇城，也通過新媒體和數字技術對世界展示著它的魅力——因為那張網已經推開了它的大門，再也不會關閉。

　　（本文為首屆海峽兩岸新媒體大陸行特約報道 責任編輯 王鵬、吳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