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垃圾偷倒事件”折射上海垃圾處理困局

　　7月8日17時，8艘運載著建築垃圾的船隻從江蘇省太湖強制隔離戒毒所(以下簡稱“戒毒所”)碼頭出發，于第二天11時到達上海三江口，同上海市綠化市容局、海事局相關人員進行了交接。

　　7月1日，這8艘船抵達位於蘇州吳中區金庭鎮的戒毒所碼頭時，因被發現船上裝載著來自上海非法收運的混合垃圾，被蘇州市海事部門扣留。

　　7月7日，上海市綠化和市容管理局發佈消息，西山島的該消納卸點未在上海市綠化和市容管理部門備案，也不能擅自受納上海建築垃圾。

　　記者梳理公開資料發現，近幾年，上海的垃圾偷運到蘇南地區現象十分普遍。儘管上海出臺了嚴格的相關規定，但是仍有很多垃圾無人監管。垃圾偷運背後，凸顯了像上海這樣的特大城市垃圾處理的困局。

　　違規轉運的碼頭

　　根據蘇州警方調查，這次西山島的建築垃圾是從上海市嘉定區惠賓碼頭和長寧區虞姬墩碼頭轉運的。

　　藻是上海現存的除了長江、黃浦江以外為數不多可以通航百噸級貨船的河道之一。位於上海嘉定區的瀏翔公路，從江蘇太倉市的瀏河鎮一直通到上海市嘉定區南翔鎮，全長23公里。

　　惠賓碼頭坐落在瀏翔公路與藻交叉口的東北角，一扇生銹的鐵門，沒有任何指示牌。

　　7月11日，在惠賓碼頭內的空地上還堆著兩處建築垃圾，但沒有船隻停靠岸邊。工作人員説，7月6日，碼頭的兩個負責人被蘇州警方帶走。碼頭辦公室門口的責任牌顯示，這是一個渣土(泥漿)碼頭。

　　工作人員説，該碼頭一直用於渣土轉机，此前從未運送過建築垃圾。這次運到西山島的建築垃圾，是專門有“黃牛”找到府，然後由小車送至碼頭內的，他們對建築垃圾來源並不知情。

　　上海一家建築公司的項目經理介紹，他們工地上的建築垃圾會有專門的城市綜合管理部門的車隊來回收，繳納處理費是每車600元，每車可載重3噸。該經理也曾打聽建築垃圾去向，有的送到集中消納點，有的會運到需要做道路的單位，也有的用於河道、深坑的填埋。

　　上海綠化市容局廢管處建築垃圾管理科科長劉東生接受媒體採訪時稱，建築垃圾轉運碼頭經營單位要依法取得上海交港部門核發的港口經營許可證。如果運到外省市的，需提供所在地鎮級以上有關管理部門同意受納的證明及消納場所或者場點的租賃合同，並經上海相關綠化市容部門勘查核實。

　　據公開資料顯示，截至2015年年底，上海共有運輸船舶822艘。在市域範圍內，有轉運碼頭37個。

　　上海市嘉定區政府的網站顯示，今年3月29日，嘉定區綠化和市容管理局發佈《關於保留上海惠賓建築渣土轉机碼頭的請示》，但具體內容已不能打開。

　　7月7日，上海市綠化和市容管理局發佈消息，確認本次從上海轉運至西山島的建築垃圾轉運碼頭及卸點均未在上海備案，涉嫌違規轉運處置。

　　能打通各個環節的“黃牛”

　　來自江蘇濱海的船工陳永年説，聯繫他們的是一名“黃牛”，他們並不知道給誰運貨。6月23日，一名姓陶的老闆找到船主，説有一批建築建築要運到西山島。討價還價後最終確定每噸運費14.5元。陶老闆口頭承諾卸貨後付款，雙方沒有簽訂合同。

　　對陳永年來説，貨船來回運費7000多元，加上來回過閘費1000多元，利潤很低。

　　直到6月25日，建築垃圾才順利裝船，第二天中午到達西山島。在陶老闆的引路下，他們把船開進了戒毒所的碼頭。“當時下大雨，碼頭停靠的船隻很多，大家都等著卸貨。”

　　7月1日，群眾舉報後，船隻被蘇州海事部門扣留。

　　據蘇州一位警方人士介紹，陶老闆實際上是個“黃牛”，但這批垃圾又是誰交給陶老闆，為何運到太湖戒毒所碼頭，警方稱仍在調查中。

　　其實，上海垃圾傾倒在蘇南地區的現象不是孤例。2014年11月，無錫市錫山區宛山蕩有船隻傾倒1000多噸生活垃圾。警方介入調查獲知，垃圾源頭來自上海閔行區梅隴鎮。

　　據媒體報道，這些垃圾來自上海閔行區梅隴鎮環衛公司。此前，閔行區的垃圾運輸到閔吳碼頭，由專用船運到老港垃圾填埋場處理。當時閔吳碼頭改造，導致大量垃圾處理不了，才與外運公司簽了垃圾處置協議。

　　按照上海的規定，無論是生活垃圾還是建築垃圾，都必須通過專業有運輸和處置資質的公司和船隻進行處理，並且必須運到指定地點處理。進出所有垃圾必須有賬目核對。

　　現實中，很多外運公司只有運輸資質，沒有處置資質，公司背後是“黃牛”。有黃牛宣稱，他們打通了各管理環節，可以把垃圾直接運到外地。

　　去年5月，有1670噸生活垃圾被傾倒在無錫市惠山區洛社鎮直湖港地塊。後經無錫市錫山區檢察院查明，這些生活垃圾來自上海市楊浦區，涉案人員以污染環境罪被追究刑責。

　　錫山區檢察院的消息介紹，2008年起，上海呈迪實業有限公司負責人徐某與上海市楊浦區綠化和市容管理局約定，由徐某承包處理部分生活垃圾。2013至2015年，徐某在自身無運輸處置生活垃圾資質的情況下，運輸處置生活垃圾4萬餘噸，處置價格每噸48元至78元不等，並在相互結算的報表中，將生活垃圾記為“分類垃圾”等名目以逃避檢查。

　　超負荷運轉的城市

　　上海市建設協會副秘書長胥和生説，根據最新數據顯示，2015年上海工程渣土申報總量是8900萬噸，平均每天24萬噸，“而且是不斷增長的趨勢”。目前，每天上海生活垃圾的産生量達兩萬噸。

　　胥和生介紹，目前，上海的建築垃圾主要在市域範圍內進行處理，但也可以和鄰近省份協調處置消納點。

　　在他看來，除了北京、上海、天津、重慶4個直轄市外，其他省份的垃圾處理其實都可以內部協調掉。而直轄市和其他省份比起來面積小，很多時候沒有辦法完全處理市域範圍內産生的垃圾。

　　“上海的地域面積小，工程量大，所以建築垃圾産生量也大。”胥和生認為，目前上海本地在處理建築垃圾方面已接近飽和，生活垃圾也是如此。“上海這樣寸土寸金的地方，既要解決居住問題，又要解決商業問題，還必須守住國家規定的耕地面積。哪還有閒著的土地。”

　　上海很多區的垃圾處理壓力很大，惠賓碼頭所在的嘉定區就是一個例子。

　　上海嘉定區將垃圾填埋場建在邊界，東南風下風口一河之隔就是江蘇太倉市，河對岸住著20個小區上萬居民，業主們睡覺關了窗戶也沒用，臭味經常鑽窗而入。

　　嘉定垃圾填埋場每天承擔該區近1000噸生活垃圾填埋量，目前一期工程屬於超期使用。去年2月，二期擴建工程經嘉定區發改委批復開工建設，卻遭到太倉老百姓強烈反對。而日處理生活垃圾1500噸的垃圾焚燒發電項目還在建設中。

　　去年10月10日，嘉定區政府公告稱，經嘉定區相關部門研究，考慮綜合因素，區政府取消嘉定區殘渣垃圾填埋場擴建二期工程項目，確保12月底停止一期填埋場的使用，2016年年初對現場進行生態改造。

　　垃圾轉運成為破局之路。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當時嘉定區一位參與處理的官員介紹，暫時的辦法只能通過碼頭，用船把垃圾運出去。“上海現在的確處在一個垃圾處理困局上。”胥和生認為，目前上海的建築垃圾處理有4個問題需要面對：分不清、運不出、埋不掉、用不好。

　　如何解決特大城市病

　　去年12月20日，在沒有地震、暴雨等自然災害的情況下，深圳一處渣土山突然發生大面積滑坡，失蹤人數將近百人。專家鑒定後認為，事故原因是廢棄渣土堆得過多過高，且沒有防護措施。據介紹，深圳市當時年産生建築廢棄物達到3000萬立方米，幾乎可以填滿3個水庫。

　　有媒體報道，2000年以前，深圳建設項目數量相對較少、規模相對小，待建地和低窪地廣泛分佈，余泥渣土排放基本平衡，甚至不需要另建渣土受納場。2001年至2005年，壓力初現。2006年以後，深圳進入余泥渣土排放難的階段。

　　軌道交通建設，房地産市場膨脹，汽車保有量增加，地下車庫激增，開挖的土方大大增加。

　　如何處理這些數量巨大的余泥渣土，成為政府部門頭痛的問題。

　　當時深圳僅有9座受納場，根本無法滿足軌道交通、舊城改造，再加上遍佈深圳的地産開發項目所産生的余泥渣土，這也直接導致偷排亂倒現象猖獗。滑坡事故的發生地——光明新區光明紅坳余泥渣土受納場，正是9座受納場之一。

　　與深圳、上海這樣類似的特大城市，生活、建築垃圾日産之多、處理之難，使得城市垃圾處理陷入困局，這是日益流行的特大城市病。

　　胥和生説，在這次太湖事件發生前，上海市政府已在關注這類課題。

　　胥和生介紹，突出源頭垃圾分類的管理、強調末端處置消納設施的科學性、給予一定的補償機制，以及採用生地變熟地的土地開發方式，都是上海垃圾處理方法中的重中之重。

　　生地變成熟地。比如一個農田裏有稻田、魚塘和洼地，把好的渣土運過去將場地平整好，錢全部由上海有關單位出，場地全部平整好後好再交給對方。“這樣一個補償加聯合開發的綠色機制，當地就更容易接受。”胥和生強調，“不能把裝修廢材料混進去，不能把有危險的土放進去。”

　　胥和生認為，上海目前垃圾轉運的現狀是可以改變的，關鍵是要與當地環境治理、房地産發展結合。

　　“要用生地變熟地的方式，加上盡可能在上海市域內解決。”他透露，目前上海正在做的幾個方案包括，第一是進一步擴大幾個島嶼的填埋工程，第二是上海準備在郊區造5個郊野公園。“現在已陸續開工，對市民而言有一個好的休閒場所，同時又能夠起到一定消納作用”。

　　同濟大學城市垃圾問題專家杜歡政教授認為，要妥善解決建築廢棄物産生的經濟問題有兩種方法，一個是政府補貼，第二個是生産者責任延伸，即産生了建築廢棄物，要承擔一定的處置費。“這兩部分的錢都補貼給處理者，讓處理者能夠賺錢，這樣廢棄物處理才能夠進入良性迴圈”。

　　杜歡政稱，目前上海市正在制定建築垃圾處理的一套制度，現在還沒有實施。而針對生活垃圾的相關政策目前已經存在，“要求已經很嚴格了，現在是能不能做到的問題”。

　　杜歡政認為，垃圾處理應該形成“政府主導、企業主力、NGO助推、公眾參與”這樣的一個系統工程。“要讓所有的利益相關方都找到利益相關點、平衡點，這個事情才能做下去，但現在全國基本沒有建立這套體系”。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 李超 實習生 姚曉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