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為什麼要為縱火案保姆辯護？背後原因是這樣

　　事件觀

　　為什麼要給“壞人”辯護

　　總有人喜歡看殺人，要是沒按他們的想法去殺，還要不高興。

　　去年有一場火，余燼到今天都灼痛人心。無人不知，杭州一保姆點著了僱主的房子，讓母子4人殞身火海。

　　2017年8月，杭州市檢察院以放火罪、盜竊罪依法對涉嫌縱火的保姆莫煥晶提起公訴。12月21日，該案在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開庭。

　　原告和被告都沒有等到結果——莫煥晶的辯護律師4次提出“管轄權異議”，被法院裁定駁回後當庭退席，杭州中院宣佈休庭，延期審理。

　　2018年1月8日，杭州中院發佈情況通報，表示收到新的辯護人申請。

　　此人來頭不小，是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法學院副院長。申請為被告莫煥晶辯護時，他的身份是——律師何兵。

　　如果微博的評論有刀刃，那麼這條新聞之下，都是一片血泊。

　　“為什麼她還沒死？”“這種人槍斃得了。”“給壞人判個死刑就那麼難？”

　　“壞人”“槍斃”“該死”——在眾口的刀下，莫煥晶早就被淩遲了千萬遍。而這些“判處”她“死刑”的人，沒有誰在現場，沒有誰參與過案件調查，絕大多數是讀了媒體報道就作出了“公正的裁決”。

　　有網友發問：“政法大學的教授為什麼要給壞人辯護？”

　　法庭從來都不是區分“好人”和“壞人”的地方，審判的目的，是依法判定“無罪”或“有罪”，再依法對有罪者進行懲戒。

　　所以，被告席上沒有“惡魔”，只有可能有罪的人。在法槌落下之前，可能必須也只能是可能。

　　正是因為這種可能性——可能有罪，也可能無罪，辯護制度的存在才分外有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刑事訴訟法》第32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辯護權以外，還可以委託一至二人作為辯護人。”

　　拋開高大的“法的精神”、漂亮的“民主意識”不談，道理非常簡單：判你有罪之前，如果不允許你為自己説話，也不允許旁人為你説話，那麼，判決權和“刀”的擁有者將為所欲為，對有罪和無罪的判定會徹底與“法”無關。

　　1980年，被稱為“中國最偉大律師”的張思之為“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團案”擔任辯護律師。此後，他辯護名單上的“異端”越來越多。有些時候，即使對結果“心知肚明”，即使從內心深處厭惡自己的“委託人”，張思之也“堅決維護他作為人的基本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