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很喜歡讀書學習，也喜歡寫東西”——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

   採訪對象：趙華安 張春富(曾用名張春福)二每人平均為北京市八一學校學生，1969年1月與習近平一起到梁家河插隊。趙華安，1953年生，1970年底入伍，退休前在海澱區市政園林局工作。張春富，1952年生，1971年在延川縣永平鎮政府參加工作，2012年退休。

　　採 訪 組：學習時報記者 邱 然 黃 珊 陳 思 等

　　採訪日期：2016年6月6日

　　採訪地點：中央黨校電視臺演播室

　　採訪組：趙華安、張春富同志，你們是和習近平同一批到梁家河下鄉插隊的知青，對當年的情況有不少了解。請講一講當年知青下鄉的情況。 

　　趙華安：知青下鄉是毛主席當時一個戰略部署。“文革”時期，很多單位都無法正常工作，就業崗位非常有限，而當時城市青年學生的狀況是，畢業生特別多，就業形勢十分嚴峻。那時候，我們所受的教育就是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説讓我們下鄉插隊，我們就毫不猶豫地去。

　　我們與習近平同一批從北京去的梁家河。當時習近平、雷平生、戴明、王燕生、楊京生被分到二隊，他們這個隊是“後隊”。我和張春富被分到一隊，是“前隊”。當時梁家河村子很小，總共就兩個生産隊。

　　張春富：是的。毛主席在全國人民心中有崇高威望，他老人家説的每一句話對我們的影響都是巨大的。

　　回過頭看，知青下鄉對廣大農村有很多好處：我們知青給農村帶去了新鮮事物，有比較先進的生活方式，還有科學文化知識。另外，知青返城後對插隊的地方唸唸不忘，經常給予一定的支援和幫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老鄉們的生活水準。

　　下鄉對我們知青自身也有很多好處：我們在農村鍛鍊了生存能力和認識社會的能力，更加深入理解了國家的現實狀況和最基層農民的生存狀態，這對我們的人生有著深刻影響和啟迪。

　　採訪組：你們從北京到梁家河，一路上的情況是怎樣的? 

　　趙華安：我們在北京火車站乘坐知青專列離京。那是一列綠皮火車，還是那種燒煤的蒸汽機火車頭。火車上的知青很多，車上的知青和站臺上送站的親友們都掉眼淚。

　　我們坐火車一路到了陜西銅川，在銅川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早晨起來，又坐軍用卡車往延安去。卡車路上開得很慢，時速也就40公里左右，主要是因為當時路況不好，車鬥裏坐了很多人。到了延安，我們又休息了一個晚上，再坐卡車經過延川縣到了文安驛公社。我們一下車，就看到當地來接我們的老鄉。梁家河來了差不多二十個人，幫助我們揹行李，領我們回村。

　　採訪組：從北京大城市到陜北農村生活，你們一定有很多不適應的地方吧? 

　　趙華安：從首都到農村，生活差異很大，一開始確實很不適應。窯洞裏到處都是蝨子、跳蚤、臭蟲，我們在炕蓆下面撒66粉、敵百蟲等一些藥粉，但這並不能解決問題，我們還是被咬得全身都起包。

　　有時候窯洞裏面還會進來蝎子、蛇之類的東西。我被蝎子蜇過一次，小腿腫了好幾天，後來還是老鄉告訴我一個偏方才治好了。老鄉特別真誠樸實，他們也充滿智慧。我們當時有個什麼頭痛腦熱的，老鄉就告訴我們偏方，幫我們治病。我有一次上火，嗓子又紅又腫，都説不出話來了，老鄉教我一個偏方，把煮熟的雞蛋在水井裏冰一夜，第二天吃下去，還真治好了這個病。

　　採訪組：我聽別人説起過，有一次習近平晚上去挑水，回來煮飯吃完之後發現裏面有一條蛇?這個事情你們知道嗎? 

　　趙華安：具體這個事情我不清楚，但這樣的事情在窯洞裏是完全可能發生的。我們住的窯洞裏面有時候會進來蛇，這是因為當時的窯洞都是土窯，冬暖夏涼，蛇就喜歡往裏鑽。我記得有天晚上下著大雨，我們房東的孩子王新平來叫我們：“你們趕緊來幫個忙，我們家進來一條蛇，就在我們炕上呢!”我跑上去一看，好長的一條蛇，有一米五長，還是一條紅色的花蛇，正在他家炕上盤著，蛇頭伸在外面，吐著信子，十分嚇人。王新平的家人都嚇得躲在了灶臺後面。我當時什麼也沒想，就趕緊拿了一條被子給蛇給捂住了。我想把它打死算了，省得再跑出來嚇人。王新平的家人説這東西有靈性，不要打死它，還是把它放走吧。我就冒著大雨拎著蛇走了好久的路，把它扔到了一個溝裏頭。經過這一件事情，老鄉和我們的感情更親了。王新平一家人把我當成自己家人，對我們特別好。那時候農村都很窮，吃不上什麼東西，他們平時有什麼吃食都會叫我去。王新平現在還和我們保持聯繫，仍然像一家人一樣來往。他來北京玩，我都是請他住在家裏。

　　採訪組：請你們講一講在梁家河生活和勞動的情況吧。 

　　張春富：我們剛開始吃農村食物，真的很不習慣。當地人用糠做的糠糰子，黑哩吧唧的。一開始，我們覺得挺新鮮，就想嘗一嘗，結果吃了一次就再也不想吃了。這糠糰子非常幹，難以下咽，噎得人吃不下去。當時，國家給我們知青有專門的供應糧，我們比老鄉吃的稍微強一點。

　　趙華安：在農村插隊，我們這些半大小夥子都要自己料理生活，像縫補衣服，之前都沒幹過的活兒，現在都要自己幹了。衣服破了，我們都不怎麼會縫，就學著縫，穿針引線，補得歪歪扭扭，也不在乎好不好看，補上窟窿就行了。我見過近平有一次縫自己的一件衣服，針腳挺長，不過好歹縫得還挺整齊。

　　後來，很多知青離開了梁家河，村裏就把前隊、後隊的知青合在一起，都住在一排知青窯裏。文安驛有集市，我記得是十天有三個集。近平去趕集的時候，從我們窯洞門口路過，就給我們打招呼，問問誰願意一起去，就結伴同行。近平不是那種話很多的人，他性格隨和，對人友善，喜歡交朋友。通過接觸，我們也發現他這個人性格直率，説話直截了當，講什麼事情很清晰、很明確，也非常入情入理。

　　我們一般去文安驛買牙膏、牙刷、肥皂等日用品，還有像信封、信紙一類的文具。買煤油也得去文安驛，不過要憑票購買，最多只能買半斤。因為每次去文安驛買東西花費的時間比較長，我們臨時需要買什麼東西都覺得很不方便。這也是近平後來在梁家河搞代銷點的原因之一。有了代銷點，大家買東西就方便多了。

　　張春富：剛開始時，我和近平一塊在基建隊打壩、修梯田。我在坡上挖土的時候，看見近平用架子車拉土，他幹活非常賣力。砸夯是很累的體力活，四個人用石頭拽著石頭夯的四個犄角，中間一個人扶著把，往下砸。近平打壩時，我就在半山上掏土。雖然打壩很辛苦，但一場大雨就可能把打好的壩衝垮，我們只好反覆地打壩。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每天早晨起得太早了，雞一叫就要起來，那時候天還不亮，我們就一擔一擔地把豬糞、羊糞、牛糞往山上送。我們那時候挑擔子都不會換肩，實在累得不行了就把擔子放在那兒，歇口氣再重新挑起來。

　　採訪組：請你們講一講當時知識青年在農村的學習情況。 

　　張春富：插隊期間，農村經常搞社會主義路線教育活動，我們晚上經常在一起學習，通常一兩天就要學習一次。我們知青都在一起開會、學習。有時候，我們還要去文安驛開會。去文安驛開會的時候，都得早起，走很遠的路才能走到。並且那個時候開會可不像現在有會場、有座位，大家都在公社大院裏面，都是站著聽，通常都要站一兩個小時。

　　社教運動的時候，我們就都聚集在一間窯洞裏面，點著馬燈，學習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有的時候唸唸老三篇，有的時候唸唸報紙，講講當時的國際形勢、國內形勢。那時候，我們學這些東西一點都不煩，還是很有積極性的。

　　趙華安：在窯洞裏的時候，近平就在炕桌上、炕沿上寫字。天氣暖和的時候，他就搬一塊石頭，坐在石頭上，趴在磨盤上寫。他寫字的姿勢挺有意思，把紙斜著放，手也順著紙的角度，斜著寫字。後來我也試過一次那樣寫字，感覺是比較順手。近平寫字很規矩，一筆一畫地寫，每一個字都整整齊齊，清清楚楚。

　　近平很喜歡學習，平時也很喜歡看書，喜歡思考，喜歡寫東西。他帶來不少書，不僅自己經常看，也把書借給別的知青和村裏的老鄉看，他也從別的知青那裏借書、找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