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

　　今年春天,我有機會去大涼山核心地帶美姑縣做一次探訪,為期近20天。方式是食宿在彝民家中,就近感受了解大涼山日常的生活形態。此前,我對大涼山的了解基本限于媒體傳達的危機性內容:毒品、艾滋、貧窮。實地探訪一方面印證深化了這些內容,但在另一方面,也改變了我的一些理解:在被外界聚焦的危機、斷裂性之下,大涼山生活仍有其日常性的根基,包括勞動、起居、情感、習俗,以致和外界同樣豐富的人性內容,而這一面往往被忽略了,使得大涼山成了某種“異類”,歷史進程中的“化石”。需要一種更內在的視角,才能夠理解大涼山日常生活和毒品、艾滋、極度貧困等斷裂性危機之間的關係,二者往往不可分割地伴生依存。在危機之下,也蘊藏著一個族群延續的生命力,與破解困局的希望。對於陽光和土地的信任無間,在歷史罅隙中保留下來的敏感與自尊,人性的某種渾樸自在,既可以造就貧陋荒涼的外觀,也包含了值得珍視的內在價值。另外,現實的改變也正在發生。雖然時間匆促,但我希望能夠更靠近大涼山土地上的人,更內在地傳達他們,而不只是一個外來的打量者。本文係“大涼山生活:日常的和憂患的”下篇

　　“在大涼山,人群總是晾曬在陽光下,黑暗匿在土屋中。日常的和憂患的,像塵與土難以區分。”

　　塵土

　　正午時分,大家都躺在曲筆石布家門前的地上。

　　下雨天,穿過院子走向石布的家門很艱難。地上堆積腐殖質的糞土,化為稀泥,一直延伸到門邊,來源是大門旁的兩個豬窩和院子對面的牲口棚,牲口拉下了糞便,又將一切成型之物踐踏為污泥。

　　在金固吉哈和阿達母子家門前,情形更為困難,對於外來者來説,幾塊糞水中的跳石成為唯一的途徑,稍微幹結一點的靠裏半截院子被一隻充滿敵意的大狗佔據,它看護著羊群歸家的迂迴道路。

　　這已經是改觀後的場景。數年以前,牲口還在屋裏豢養,把家門前作為漚糞場地是山裏的傳統。

　　眼下豬群在門前進食之後,石布的母親會趕著它們到屋後通向金固吉哈家的小路上去排糞,這條路上橫亙著的全是豬大便。沒有用來漚肥的豬圈。有時候,石布的母親會把小豬和懷孕的母豬叫進屋裏去喂食,以免爭搶。

　　人沒有廁所,遠遠近近地到地裏去解手。打工的青年和上學的孩子,在“上廁所”與“就地方便”之間來回切換,果果和五牛這樣的年輕人回家之初會覺得不適,“但沒有人去修”。

　　中午的陽光強烈起來,門前的糞土曬乾了一些。歇晌的人們鋪開查爾瓦躺下,或者席地而坐,幾個孩子坐在院子旁邊的柴垛上。每個村子都能看到或坐或躺在地上的人群,散漫地聊著天,話題時有時無,隨風聚散。幾個婦女在縫著手中的查爾瓦,一件精工的羊毛裏子查爾瓦要費上半年功夫,只能在明亮的陽光下完成。即使是在美姑縣城裏,也四處是這樣的情形。

　　陽光是大涼山最好的東西,遠勝於此時屋頂下的黑暗。只要太陽一齣來,人們就會席地而坐,聚集在陽光下。陽光和塵土一起塑造了彝族人臉上的顏色,和這裡微紅的土層近似,難以分離。

　　下午變天下起了小雨,人群都散了,各自去幹活,石布的三弟留守在院地上,一動不動。身邊光著下身的小弟弟哭泣起來,被阿媽抱走。老三仍舊坐在院地,直到小雨過去,天色將暮。

　　索布家的門前,中午聚集了十來個曬太陽的人,媽媽和大大小小的孩子,外婆和嬸嬸,幾個鄰居家的大人小孩。一直在感冒的外婆側躺在一張破舊的查爾瓦上,同樣在感冒的嬸嬸躺在高高的柴堆上。小弟弟躺在門前鋪的一件衣服上,鼓起高高的肚皮,照顧他的大妹對著他的肚臍吹氣。一會又背起他,躬身在石板上玩一種切野蒿遊戲,像阿媽切豬草的樣子。二妹則在門口的豬欄上攀爬上下。小妹妹從媽媽背上放了下來,躺在縫查爾瓦的母親身邊。老五仍舊光著屁股,和老四在土裏玩梭壩壩遊戲。

　　“小弟弟躺在門前鋪的一件衣服上,鼓起高高的肚皮,照顧他的大妹對著他的肚臍吹氣。”(作者供圖)

　　一會兒,感冒的小妹妹哭了起來,一時無人照看的她拉了屎,並無人覺得應該為她擦屁股,任穿開襠褲的她四處蹭乾淨,只有家裏的黑狗感興趣地嗅了嗅她的屁股。光著下身的老五又開始流鼻血,和臉上的塵土粘在一起。二妹妹的鼻涕還挂在上唇一伸一縮。有一會老六無人照顧,在門前地上大聲哭泣起來,直到大妹妹想起了他,回來哦哦地哄,把他抱起來背著。

　　大豬從豬欄裏牽走,拴在大門旁邊的坡上,在陽光下舒服地睡覺,傍晚再回到門前進食。

　　從這裡望下去,整個村子袒露在陽光下,明顯沒有更靠近低山的覺力家一帶乾淨:小路被牲口踩成了爛泥,烈日也沒能曬乾,糞水橫流,蚊蠅嗡嚶,各家小院都漚著糞泥。路口扔著一堆堆啤酒瓶子,是節日縱酒的陳跡,無人回收。白色的梨花觸目地盛開在高處,和地上的情形似乎全無關聯。

　　在一處墻角,三個小姑娘躺在塵埃裏,像是在天然的襁褓中,全無戒心。臉龐和頭髮的塵土近於透明,天生清秀的面目之美,像是節日極盡艷麗的服飾,與觸目驚心的臟污合為一體,難於分解。在索布的媽媽和兩個妹妹的身上,也有這樣的強烈反差,似乎天生如此又令人不安。

　　家裏沒有毛巾、洗衣粉,以及其他和洗滌有關的東西。水管在門前嘩嘩流淌,但沒有人想到去洗臉。以前需要走過山坡去挑水,兩年前政府出資,各家自己出力把水管接到了門前,但習慣了與塵土相處的人們,多半並不覺得需要改變習慣。

　　石布的小叔叔有一雙塑膠拖鞋,晚上會穿過院子去衝腳。雖然沒打過工,他卻是村裏第一個開始洗腳的人。出門打工的果果和五牛,會在一個盆子裏洗腳,阿媽和弟妹並不仿傚,雖然他們跟著學會了看電視和手機遊戲。

　　下午,索布的嬸嬸躺在自家的院地旁邊,比昨天更為衰弱。她的感冒加重了,但並不打算去醫院或吃藥。村裏沒有衛生室。覺力的父親當年就是突發肚子疼,因為沒有醫療過世。

　　酒是通常的應付之道,昨夜的酒燒雞蛋或者糖酒,已是精心調製的藥劑。感冒一般靠自愈,村中幼兒園的教室裏,時常有一半以上的孩子因為感冒缺席,覺力和索布所在的學前班也不能免俗。

　　對於更嚴重的病情,辦法是做畢摩。索布前幾天請了一天假,外婆前一段一直頭疼,阿媽請了人做畢摩。

　　對於大涼山人來説,做畢摩是把日子過下去的條件。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可以做畢摩:從感冒到臥床到輕重疾病,運氣不順,天氣反常,衝犯邪祟,祈求牛羊豐足,婚喪嫁娶,或僅僅是每年例行的祈禱平安,祭祀祖先。按事情的大小、隆重的程度來區分,畢摩需要的時間和報酬也差別甚大,從治頭疼腦熱的幾個小時到驅鬼的三通夜,從殺一隻雞待客到宰一隻羊、送幾百塊錢。索布外婆做畢摩的代價就是一隻雞。

　　石布和阿薩在山上放養的爺爺,是村裏最老的畢摩師傅,也教會了石布的爸爸和叔叔做畢摩。靠著畢摩的能力,爺爺不缺肉吃酒喝,常有零花錢,還能掙到糧食幫襯家裏,在村裏的威信也高。至今他一月要被人從山上請下來四五次做畢摩。

　　索布外婆做畢摩的報酬便宜,也是由於來做畢摩的是索布的一個家族叔叔和爺爺。兩人都住在村莊的下方。叔叔有一副挂在家裏的行頭,斗笠帽子和花紋鑲邊的上衣,外披查爾瓦,最重要的一副長長的野豬獠牙,是他從村後石山上狩獵而得,打磨得锃亮。把獠牙戴在嘴唇上,似乎獲得了野豬的某種神力,叔叔開始敲響手裏的鈴鐺,念誦古老的經文,再從手中的木筒中掣出簽條,用於占卜吉兇。一本發黃的手抄經文卷子還保存在叔叔家裏,用於最疑難的驅鬼法術,是爺爺傳下來。

　　在叔叔和爺爺對外來者的展示中,畢摩似乎不再那麼神聖,具有了某種表演性。但它對本地人的權威仍是不可懷疑的。資歷更深的爺爺,家中雖然有八個孩子,伙食仍能吃上開花白麵包谷面兩摻饅頭,明顯強于資歷尚淺的叔叔。他的庭院則更符合一個老式彝族人的傳統:糞水溢流,觸目皆是黑色,似乎完全不擔心病菌孳生侵襲。

　　沒有人覺得,人們頻繁的感冒和孩子的大肚子,和塵土或糞垢有關。在山頂上的火窩小學,支教老師們準備了牙刷和牙膏,要求孩子們吃飯後刷牙,進教室之前洗手。但在學校和村莊之間,隔著一道深深的塹壑。

　　家裏最漂亮乾淨的東西,是每戶門楣或顯眼處挂著的照片。相框裏的人們穿著艷麗的服飾,在照相館佈置的花草樓閣前留影,個個乾淨漂亮,似乎是特意儲存起來的另一個世界,不能輕易觸動。

　　艾滋

　　友色住在村莊的高處,像一個隱士。

　　他的住處,是妹妹家用來儲放包谷芯子的垛子,四條木柱承著一個木條釘的櫥,帶一個遮雨的頂,每家都有一座。友色棲身的這座,頂子齊整,加蓋了寬大的石板,看起來是專門翻修過。友色的被褥鋪在堆滿了木櫥的包谷芯上,一條查爾瓦做枕頭。另一條被昨夜風雨打濕的毛巾被,晾在木頭圍欄上。

　　十多年以前,友色在村中第一次艾滋病毒檢測中被查出攜帶病毒,當時他已有多年吸毒史。從那以來,毒癮和病毒以外的一切,都漸漸離友色而去。

　　因為吸毒,友色被勞教兩次,進過幾次看守所;家裏的房子賣掉了。妻子憂愁之中開始酗酒,幾年前上吊身亡,村中人懷疑她傳染上了艾滋病;大兒子十九歲時摔死,大女兒出嫁,次女被親戚接走,小兒子在縣城愛心班上學,從不回來,友色成了徹底的單身漢。妹妹提供了這個安身之處,伙食也靠幾個妹妹周濟,和自己打零工解決。

　　友色隨身帶著政府發放的免費治艾藥物,近五年來堅持按時服用,或許因此,他一直沒有發病症狀。但毒癮並未放過他,往往在午後時分來襲,驅趕他從棲身的垛子上下來,下山去街上尋找吸一口的機會。失去了經濟來源的他,吸毒只能靠借和蹭,吸上一口海洛因的價格高大300——400元,而這已經是大跌一半後的價格。

　　這是由於吸毒者已經大量發病死亡。友色不是村子裏唯一的艾滋單身漢,他的一位同伴雖然沒有賣掉房子,卻同樣失去了家人和財産,妻子染病自殺,剩下的兒女被親戚接走,屋裏除了一堆供躺臥的松針空無一物。緊鄰的親哥哥房子空無一人,兩個兒女先後死亡,妻子身亡,男人絕望之下跳了山下的大河,屍體十多天之後才被發現。

　　友色妹妹家的墻上有一張闔影,相片上友色和另外兩個年輕人站在一起,身後是打工所在的廣州街景,卻不經意出現了殯儀館字樣。站在當中帶著太陽眼鏡,褲腿鬆鬆垮垮的表弟已經死去六年,他是當年和友色一起初嘗海洛因到共用針管的夥伴。身處異鄉,三個年輕人大大咧咧的姿勢像是在隱藏什麼,又在拒斥什麼。

　　“吸毒的人好像是有錢,有面子,特別是請人吸。另外,譬如表兄吸上毒了,讓表弟也上癮,這樣比起只有自己吸,就不害羞。”村中一個老人描述。似乎在白粉的煙霧之後,可以暫時隱匿被格格不入的異鄉碰傷的自尊。直到被毒癮挾持到今天的境地,在生身之地成為寄居的外人,友色的眉宇間才散去了照片上的豎紋,透明的眼神裏空無一物,看不出親人生離死別的痕跡。

　　表弟留下了妻子和五個孩子,住在村莊最靠下坡的土屋裏。長女阿惹記得父親發病到去世的情形。父親去世前一段臉色非常不好,嘴唇脫皮,掉頭髮,手臂上的血管都鼓脹起來。常常咳嗽,沒有力氣幹活,還總是從媽媽身上拿賣玉米的錢去買毒吸,或者借錢,“那段時間家裏最苦,媽媽和我們只能吃玉米。”

　　毒癮發作的時候,爸爸渾身顫抖,脾氣很大,媽媽因為不肯給錢還挨過幾次打,阿惹和弟妹們都很害怕。“勸他不要吸了,他也想,但戒不了。”有時候爸爸又哭泣説對不起家人,家裏人也哭泣起來。

　　去世那天,媽媽睡著了,阿惹和妹妹也已上床睡覺,爸爸對她們説你們要聽媽媽的話。睡意朦朧中的阿惹正在困惑,爸爸拿起種玉米的農藥喝了下去。等到叫醒媽媽準備送去醫院,爸爸已經斷氣了。

　　爸爸去世後沒有送上山,就在門前的樹林裏燒化了,只遺留兩塊堆柴的石頭,看不出骨灰拋灑的痕跡。幸運的是,媽媽經過多次檢查,沒有感染上艾滋病毒。平時阿惹和妹妹喜歡坐在爸爸留下的一張木椅子上,這張做工結實帶雕花椅背的椅子是爸爸自己做的,兩姐妹睡的床也是爸爸生前做的,帶著挂帳子的四根柱子。

　　小女孩爬梯子給住在村中包谷垛子高處的吸毒艾滋患者遞火機。(作者供圖)

　　和爸爸一起吸毒的幾個人,都發病了,有兩個已經去世。阿惹的舅舅説,以前高峰期,一年村裏要死去兩三個艾滋病人。村裏吸毒的人還剩五六個,大都是四十來歲的中年人,把家裏的豬羊牛賣了買毒吸。艾滋的陰影下,年輕人對於吸毒已經不敢輕易嘗試,結婚時要雙方去醫院檢查,沒有艾滋等疾病才結婚。阿惹鄰居家的一個少年去年結婚,就走了這套程式。

　　吸毒對這個靠近昭覺縣的村莊的重創,在眼下仍歷歷可見:村頭坐地曬太陽的人群中,地上坐的兩個男人都吸過毒,一個是喝醉了酒吸,一個曾經開商店,別人拿毒給他吸換取賒貨,商店在一年前垮掉,本人上了癮卻吸不起;一旁站著的村文書自己也有曾經吸毒之嫌。據文書講,自從十多年前毒品傳入村子,在2005年左右達到高峰,共有30多人吸過,10多人死亡。加上連帶導致的各種死亡,幾乎沒有家庭可以倖免。

　　毒癮之外,酗酒和抽煙都是替代。村中的一個年輕人講,喝酒時不要菜,一兩斤酒量稀鬆平常。在外打工時朋友喝酒唱k,酒量一般的他要喝掉五六瓶啤酒,人數多的話,每個人晚上要花1000多塊。過年回家的連日串門,和平時婚喪宴會上,更要一醉方休,哪醉哪睡,成堆的酒瓶在村落中四處可見。友色的“床”上,須臾不可缺的是五塊一包的香煙,一天要抽兩包以上。旱煙桿也常常叼在女人的嘴上,索布的二妹妹已經在學大人吞雲吐霧。

　　坐在陽光下,點燃一支煙,友色臉上看不出悲喜的神色,像是這個村莊的面目,在經歷了如此多的死亡和悲傷之後,仍舊平淡地生活著,領受微風、陽光和出産,也繁衍著眾多的孩子。

　　家住牛牛壩的阿木、阿魯兩姐妹,媽媽和爸爸相繼在數年中過世,原因是爸爸在外地做生意期間吸毒染上艾滋,又傳給一同出門的媽媽。以前家境不錯,爺爺一輩傳下來不少臨街地皮,父親因為吸毒需用錢,都廉價賣掉了,連同自家的土坯房。

　　兩姐妹從出生以後,一直住在臨時的出租屋裏,或寄居在奶奶家。媽媽去世時父親在勞教,家中已經一無所有。阿木和阿魯“覺得自己跟別的孩子不一樣,吃穿不一樣。”今天在兩姐妹身上,仍顯露著營養不良導致身材矮小的後果。

　　爸爸從勞教所回家,身體已經很不好,兩年之後去世。這期間父親終於徹底戒掉了毒癮,起因是阿魯和爸爸之間的一次直接衝突。一個爸爸以前一起吸毒的朋友找他,請他吸粉。為了安撫阿魯還拿五塊錢給她。阿魯把五塊錢和桌上的白粉一起打落,推倒了準備吸粉的爸爸,罵他説,“你還想進監獄嗎?”罵著爸爸的同時阿魯痛哭起來,朋友尷尬地説著“沒事,沒事”,離開了。

　　以後爸爸再也沒吸毒。爸爸很心疼兩姐妹,得病後不再帶著阿魯睡,甚至不讓女兒們碰一下他的臉。有一次阿魯鬧著非要跟爸爸睡,被爸爸堅決拒絕了。

　　爸爸去世之間不久,阿魯曾經一個人陪同爸爸到縣醫院看病,照看了他一個周。爸爸症狀已經非常嚴重,咳血,脫皮,肚子痛,臉色黑得有點瘆人。“爸爸説他好不了了,要死了,讓我要努力學習。我有點不相信,就像媽媽去世前一樣。”

　　爸爸去世以後,按照風俗在山上燒掉了,就在以前燒化媽媽的地面。燒化時不讓孩子在場,但以後姐妹倆會不時地去探望。

　　從奶奶住在牛牛壩後坡的土屋出發,穿過乾涸佈滿淤泥和垃圾的澗壑,經過覆蓋竹葉的小路和開花的苜蓿地,來到一片鐵絲網圍住的集體樹林,姐妹倆熟練地掀起一個縫隙,從下面鑽過去。在有些荒疏的楊樹林中走上一截,就到了父母骨灰燒化的地方。荒草中有一小片地面沒有覆蓋草皮,附近的一棵楊樹似乎在火葬中被燒焦了半邊樹皮,這是僅有的標誌。

　　姐妹倆面朝這片小小的泥土,低頭坐著,任沉默的時光流逝,有時會輕輕跟父母説一兩句話,又像在心裏沒出聲。手裏沒有百合香、酒或紙錢,也沒有一束野花,只有沉默。這是大涼山彝人悼念親人的方式。

　　驚心動魄又飽含痛楚的往事,在微風中消逝了,只留下隱約的氣息。在沙衣和阿惹家屋後的小路上,雨後陽光近於透明,對面山坡似乎在一天中變為深青,失去了幾個子女的外婆倚在攤開的查爾瓦上,瞇縫著眼睛領受陽光,輕輕哼唱古老的彝語歌曲。媽媽在附近縫補查爾瓦,身邊偎著最小的兩個弟妹。沙衣和阿惹攀上了一棵椿樹,採摘初生的椿芽。輕柔的微風和生長的氣息,撫平了昨夜的記憶。

　　彩禮

　　果果的手機裏保存著一個一頭怒發的小夥子的照片,是在打工中認識的男朋友,眼下在浙江。但回家後她刪掉了小夥子的qq號,兩人已經兩個月沒聯繫,“媽媽不同意”。

　　媽媽不同意的直接理由是,小夥子家相距兩個鄉,果果結婚後不方便回家幫著幹活。

　　果果服從媽媽的意願,“如果實在媽媽不答應,就算了”。在大涼山,即使一些年輕人在出外打工中開始自由戀愛,仍舊要納入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的程式。否則就是“拐”,會引起極大的家庭矛盾直至危機。現實中很少有年輕人自作主張,原因是彝人在打工的他鄉很難紮根,必需依託家鄉的根基。

　　另一個原因則是,婚姻上附加了沉重的砝碼:回娘家和彩禮。

　　曲筆阿薩的小叔叔已經結婚一年,卻過著單身生活。媳婦以前不認識,只在婚禮上見過一面,當天就回到娘家,未曾同房。只有這邊有幹活和年終畢摩之類的重要事情,才能請人去叫。但媳婦並不願意前來,而小叔叔也不想去叫,“不喜歡她”,平時兩人一個月打不上一次電話。

　　按照傳統,婚禮上夫妻雙方甚至可能沒有機會照面。媳婦回門之後,需要在娘家呆上三四年,與丈夫只是偶爾相聚,夫妻雖然結了婚,還存在嚴重的身體禁忌。如果丈夫始終不能抓住機會取得突破,最主要的是使女方懷上孩子,則婚姻有可能成為畫餅。沙衣鄰居家一個姑娘,嫁人四年仍然呆在娘家,眼下22歲,要等到25歲才真正過門。

　　結婚時一般並未辦理結婚證,保障則在於,女方悔婚需要償付數倍于當初男方交付的彩禮錢。譬如沙衣鄰居家的大姑娘悔婚,收的四萬彩禮賠了十六萬。

　　彩禮錢是一筆高得令人驚心的數字。眼下像五果這樣的女孩出嫁彩禮達到二十多萬元,略有文化或有工作的則接近三十萬。每年彩禮的價碼都在提升,像起樓房一樣一年上一層,前年還是十三萬,去年漲到十七萬。在靠近西昌的地方,彩禮價格更高。而在五年前,價碼還在三至七萬不等,16年前阿惹的父母結婚時,彩禮數字是五千元。難以想像,這些高不可及的數字怎樣與煙熏火燎的貧陋土屋相聯。

　　很少有小夥子能通過自己打工掙到足夠的彩禮錢,彩禮的來源一般要依靠姐妹出嫁的收入來調換。娘家在火窩村的沙吾果大弟弟數年前娶親,花的7萬多彩禮中有一半是沙吾果出嫁的彩禮,小弟弟娶親的13萬元則一半靠家裏,一半靠自己掙。石布小叔叔娶親的13萬元彩禮錢,連同婚禮花銷超過20萬,則來自於家中兩個妹妹出嫁彩禮的積累。他的新房床頭貼著四個姐妹的照片,媳婦闕如。

　　在女孩子這頭,果果和五牛打工掙的錢,除了平時幫襯家用,積蓄出嫁時是否可以當陪嫁帶走,也要看父母的意願。媽媽給五果出嫁打造的,是一副價值一萬多元的紅瑪瑙挂飾,另外是一副苗銀手鐲。

　　假如一個家庭缺少女孩子,男孩眾多,娶媳婦就成為幾乎不可能的任務。曲筆石布和弟妹們未來就面臨這種困局:五個孩子中只有一個女孩,和索布家中情形顛倒。吊詭的是,恰恰是借女孩出嫁索要重禮來保障男孩娶親,造成了困局。

　　對於更為貧窮的人家來説,為了免除彩禮的負擔,保證男孩娶到媳婦,調換親和娃娃親是一種便宜之計,甚至會出現三家調配。沙衣和三弟未來的婚姻,爸爸在去世那年安排好了,和家在西昌的二姑家對調:三弟娶二姑家的一個女孩,沙衣則嫁給二姑父哥哥的一個男孩。這樣三家都不用支付彩禮錢。這門娃娃親顯然讓正在上初一的沙衣壓力極大,提起來臉上就浮現陰雲,但更成問題的姑表近親結婚,似乎無人介意。

　　由於懷上孩子婚姻才算真正落實,這裡每家孩子數目眾多,幾乎都交過計生罰款,不少孩子沒有戶口。索布家超生的四個孩子被罰了一萬多塊,其中一歲多的弟弟罰得最多,現在家裏還欠著債。阿薩最小的弟弟和妹妹超生,罰了3000元。

　　石布的大叔叔家最小的孩子沒上戶口。和阿惹、沙衣姐妹一起放羊的阿牛,媽媽一直住在外婆家,只是偶爾過來,他家一共六姊妹,包括在外打工的哥哥姐姐,只有兩個哥哥上了戶口。十歲的阿牛給別人家看著羊,他並不知道,除了貧窮,自己還缺少一份生存的憑證。

　　上學

　　火窩小學建在高坡頂上,被支教老師們稱作“雲上學校”。

　　爬坡到校的孩子們,也像暫時脫離了家中的泥土地面,過著“雲上的日子”。對於這座山區來説,學校像是一座飛碟,降落在他們的生活中。

　　幾位年輕的支教老師分別來自幼教、工程設計和財會行業,帶著來自外界的新鮮氣息,教著相對寬鬆的學前班課程。此起彼伏的咳嗽聲中,年齡跨度巨大的孩子們一起學習著從認字數數、做手工到唱歌跳舞的課程,盯著老師照貓畫虎的姿勢羞怯又奔放,有一種在外界不多見的虔誠。

　　一年以前這裡還沒有學校,除了極個別富裕家庭送孩子去鄉里,絕大多數孩子目不識丁。入學半年後,覺力已經能夠工整地寫下全家人的名字,雖説他數數字還要掰手指頭,不過對他和很多孩子來説,跨進教室門檻本身就是意義。

　　學校裏的一切都是新奇的,課本之外,還有五顏六色的積木,手工籃球乒乓球,公共廁所和牙刷,圍墻上的圖畫,音箱裏的歌曲。週六週日仍有不少孩子來校打球或者找老師玩,帶來山坡叢生的紅白野花,以致從陡坡冒險攀摘的索瑪花,難以阻止。

　　時常有打工回來的年輕人來到學校張望,回娘家的沙吾果站在學校操場上,望著學生們集體繞圈跳《小蘋果》,從早晨站到中午開飯,微風吹動她裹著青色查爾瓦的身影。在相似的年齡,她從來沒有機會見過學校,腳下踩著的操場,是她當年放羊的草地。

　　學校也帶來了實惠,國家營養餐補貼和公益組織配合,給學前班和幼兒園提供了免費午餐,雪白的米飯和頓頓有肉的菜,是孩子們在家裏無法經常享受的,這也成了家長把大大小小的孩子送往學校的一個動力,他們很多已是幫襯家庭的勞力。

　　火窩小學由公益組織興建,具有公辦資格,但全體老師是支教人員,按年度接力。這種體制上的某種不正式其實帶來了新鮮氣質,附帶外界密切的關注,譬如孩子們有公益組織統一提供的校服。而這是達洛小學的石布和同學們沒有機會享受的。兩座學校中的鮮明色彩和一片灰黑對比明顯。

　　土生土長的達洛小學,是鄉中心學校的教學點,只有四個老師,由於教師和教室不夠,有兩個年級斷檔。課堂上,前兩排的幾個好學生能夠對老師對提問作出反應,後幾排則表情茫然。和火窩小學一樣,這裡沒有彝文教學,但老師授課時會間雜使用彝語。

　　學校下半年打算新招一年級,負責人説打算放寬年齡段,招一些過了入學年齡的孩子。由於是在教師宿舍充當的臨時教室上課,只能招20個人。

　　曲筆石布算是過齡孩子中的幸運兒,去年還在家裏喂馬砍柴,背上負著弟妹的他,今年得到了和弟弟阿薩一起上學的機會。相比高一級的阿薩,石布的語文落後,卻也能背弟弟班上教的幾句唐詩,譬如“遠看山有色”,數學還學得更快。每天來回四個多小時的山路,下雨天衝斷道路的山洪,也阻斷不了他對於上課的興致。

　　從學校的附近到遙遠的山間,到處可見驅趕羊群的失學兒童。阿達和相鄰放羊的兩個小姑娘,都只能在電視上學習漢語,他們和父輩一樣,説得最好的一句漢話是“聽不懂”。

　　外來的支教公益努力,對這裡極為重要,火窩小學和沙衣所在對一座慈善學校都是例子。沙衣就讀的慈善學校專門針對單親兒童,提供一日三餐和換季衣服被褥,管理極為嚴格。在涼山,支教者受到普遍的尊重,可以得到交通的便利和旅店的打折,“你是來幫我們”的意識已經滲透到普通人心靈中,火窩鄉政府對幾位支教老師也甚為照顧。

　　但前一段發生的“最悲傷作文”事件導致的索瑪花支教機構的困難,也體現了公益、輿論在和當地體制、民情對接時的複雜敏感之處。索瑪花機構的一位成都出資人透露,他們眼下正在逐步修復因為“最悲傷作文”事件受損的局面。

　　對於孩童一代來説,教育的改變比不久前的上一代甚至只是年長幾歲的哥哥姐姐,要實質得多。阿惹一直記著爸爸臨終的吩咐,她和班上最好的同學約定,將來一起考上大學。沒有妹妹訂的“娃娃親”,她的人生前景上少了一項負擔,還可以夢想當“歌唱家”,偶像是電視上的TFboys和選秀少年。

　　她是學校全年級中考成績的第一名,得到了一張由美姑縣委縣政府頒發的“優秀學生”獎狀和三百元獎金。獎金交給媽媽,換來了家裏的兩袋大米和化肥。週末,借著大門進來的陽光,她和妹妹在兩隻米袋子上攤開家庭作業。

　　這比當年的爸爸幸運不少:爸爸小學成績一直很好,卻沒有學費上初中,在五年級輟學。沙衣的學習在班級中也處於前列。

　　教育帶來了觀念的默化。提到家裏過年做的“畢摩”,阿惹説是一種“迷信”。她和妹妹都不喜歡查爾瓦的服飾,覺得買來的防寒服和運動服穿著方便。覺力和索布也更喜歡學校的校服。

　　但是在披起青色或黑色的查爾瓦,戴起高挑的“英雄髻”或雞冠帽的時候,他們會和父母一樣,顯出某種不同的氣質,不同於在田壟中或火塘邊塵埃裏的他們。似乎這片土地古老的氣息,歷經受挫,備嘗跼踀,卻並未完全失落,在時光輾轉中尋求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