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貧攻堅是幹出來的,靠的是廣大幹部群眾齊心幹。”脫貧攻堅到了攻克最後堡壘的階段,幹部狀態決定攻堅狀態。
習近平總書記在東西部扶貧協作座談會上指出,抓工作,要有雄心壯志,更要有科學態度。廣大基層扶貧幹部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生力軍,這些年來,他們按照“用心、用情、用力開展扶貧工作”的要求,紮根農村、心繫群眾、艱苦奮鬥,努力當好貧困群眾脫貧的“催化劑”“助推器”。同時在實際工作中,也有少數扶貧幹部因為主觀、客觀上的原因,狀態不佳,工作不力,産生消極影響。
狀態見心態。本報記者實地採訪、實例分析,梳理出基層幹部群眾反映較為集中的扶貧幹部四種不良心態,提出問題,探討原因,以期推動扶貧幹部以更加振奮的精神狀態、更加紮實的工作作風、更加管用的發展思路,帶領群眾打拼,實現真扶貧、扶真貧、真脫貧。
——編 者
示弱心態
“娘家”沒錢沒項目 心有餘而力不足
本報記者 王 梅
去年9月以來,青海向全省貧困村、後進村選派第一書記和駐村扶貧幹部,他們撲下身子幹,起到了很好的帶頭作用。但是,也有部分幹部因為選派單位資源有限,開展幫扶工作感覺有心無力,以“弱”示人,以致無所作為。
今年年初,某單位兩名幹部,被派往玉樹州稱多縣清水河鎮某村任第一書記和駐村扶貧幹部。
一到村裏,兩人發現與當地村民語言交流有嚴重障礙。他們努力克服語言關,走村入戶、實地調研,發現村裏存在的問題很多:缺水、缺電,還缺房子。該村共有300多戶人家,退牧還草政策實施後,170多戶村民實現了集中居住,但剩下的130來戶村民仍分散在山區,水、電不通,生活極為不便,脫貧任務十分艱巨。
這位第一書記回憶,當地群眾對扶貧幹部的到來抱有很大的期待,希望能夠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但村裏的水、電、房子要配套,必須有資金支援才行。
“手上沒有資金,單位還有紀律要求,駐村扶貧幹部不能輕易離開村子跑項目。”這位第一書記感覺有勁使不出,也不知道該如何使勁,扶貧工作無法開展,部分群眾也漸漸由熱盼轉向失望。
選派單位的實力強弱影響著駐村扶貧工作的開展成效,這是第一書記的切身體會。他説:“比如交通、林業、旅遊、財政等‘強勢單位’,他們可以給貧困村找門路、上項目,脫貧見效快。如果是‘弱勢單位’,本身能調動的資源就有限,加上有些單位並沒有扶貧專項資金,幫扶起來只能是捉襟見肘。”
“我們單位讓職工捐款捐物,一些人也有怨言。而捐來的錢物對於貧困村來説,又是杯水車薪。”另外一位駐村扶貧幹部感慨。
“對能不能聯繫到扶貧項目,能爭取到多少資金,我們一點底都沒有,實在是愧對群眾,心有餘而力不足。”這位第一書記無奈地説。
點評
一些“弱勢單位”選派的扶貧幹部感覺沒有抓手,無能為力從而不作為,是因為這些幹部沒有認清自己的職責——扶貧幹部不是項目經理。
客觀而言,“強勢單位”和“弱勢單位”在調動資源和引進項目方面確實存在差異,但扶貧並不僅是拉項目、送東西。駐村扶貧幹部的關鍵角色應該是當好當地政府的情報員,做好群眾致富的帶頭人;要在精準幫扶措施的實施和發展規劃上下功夫,摸清楚村裏的水、電、路、住房、衛生等基礎設施的短板,摸清貧困戶的真實想法,激發他們的內生動力,讓貧困群眾願意幹、知道怎麼幹。
部分幹部擔憂沒有辦法拉來項目和資金,針對這個問題,青海在全省層面統籌規劃,1622個貧困村都會有項目和扶貧專項資金的安排,只是時間上有先有後。駐村扶貧幹部要規劃好如何把這些資金用在刀刃上,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不能一味抱怨單位不給力,給自己的不作為找藉口。
青海省扶貧開發局調研員 張學忠
跟風心態
啥火就上啥項目 核桃滯銷陷困局
本報記者 姜 峰
陜西關中地區素稱“八百里秦川”,然而在平原地帶的邊緣,往往存在大量的山垣地貌(山區的一種臺狀地形)。
記者在採訪中發現有這樣一個村落,村子很大,7個村民小組、3000多人,由於地處山垣之上,全村4000畝耕地約3/4位於坡地上,耕種困難。因為缺水,只能種些小麥,連玉米都種不活。當地人説,山坡地上的小麥畝産只有400斤左右,養活不了人,村裏很多人只能靠外出務工掙錢。
隨著脫貧攻堅的全力推進,如何讓這個貧困村儘快脫貧,成為當地政府的一項急難任務。3年前,駐村扶貧幹部為該村開出了發展核桃産業的脫貧“藥方”。
為啥選核桃?因為核桃種植是這個貧困村所在縣的主要産業之一,周圍的鎮村都在種,技術是現成的,搞起來難度不大。同時,通過駐村扶貧幹部的協調和爭取,縣農林局還給這個貧困村免費發放了核桃樹苗,每種一畝核桃還補貼200元。有了這樣的政策優惠,該村3000畝山坡地全都種起了核桃樹。
誰料3年後,等來的不是脫貧致富,而是一大堆問題——該縣目前種植核桃總面積已達到30萬畝左右,卻沒有一家核桃深加工企業,近幾年核桃滯銷問題越來越嚴重。這個村進入挂果期的核桃樹,一畝地能産幹核桃450斤,原本市面上1斤核桃的批發價是8元,可由於村子交通不便,農戶把核桃壓價賣到三四元錢才有批發商願意收。即便價格“腰斬”,村裏仍有近一半的核桃賣不掉。
眼瞅著辛辛苦苦種出來的核桃砸在了手裏,一些人開始埋怨駐村扶貧幹部,甚至認為自己“上了當”。當地有幹部坦承,在脫貧攻堅過程中,一些扶貧幹部對當地資源稟賦、市場形勢沒有深入調研,亂開方子,給當地村民幫了倒忙。
現在,村裏一些人已經把賠錢的核桃樹砍了,又重新種起了産出率極低的麥子。
點評
“跟風式”扶貧的出現,主要因為部分扶貧幹部存在著“三不”問題:一不清楚扶貧對象需求是什麼,二不清楚幫扶區域核心資源是什麼,三不清楚最適合當地實際的扶貧工作機制是什麼。
扶貧是系統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首先應以實地調研為基礎,把扶貧政策細到“一縣一鎮一村一戶一人”,使得扶貧需求具體化、數字化。在此基礎上,以微觀的需求目標為導向,逐一制定對應的扶貧方案。
脫貧攻堅工作時間跨度長,容易産生變數,所以應建立效果追蹤和政策調整機制。具體來看,扶貧工作的追蹤和調整機制可由三部分組成:一方面是扶貧單位建立預警—糾錯—引導—回調的工作流程,另一方面扶貧幹部應主動蒐集扶貧對象的資訊反饋。除此之外,還應邀請第三方評估機構,定期對扶貧效果進行評估並公佈結果。相關部門可依此對照檢搜尋問題,避免積小誤為大錯。
陜西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尹小俊
包辦心態
墊錢墊物為過關 幹部幹活群眾看
本報記者 楊文明
“豬仔哪去了?”
“前段過節殺了招待親戚了!”
西部某縣基層幹部孫玉(化名)面對扶貧中是否存在“包辦”的提問,先講了一個自己的幫扶故事:“我給貧困戶送去了豬仔讓他養,過了倆月回訪,一問才知道被吃了。”
孫玉所在的縣,交通非常不便,從縣城到幫扶村落,最遠的需要耗時三四個小時。“有的幹部本職工作就特別忙,選派扶貧之前沒時間調研謀劃。包辦在基層扶貧工作中並不普遍,但也不是個例。”孫玉説。
就舉蓋房的例子,部分住危房的貧困戶沒有經濟能力蓋房,但根據當地政府規劃當年底就要實現脫貧,而且必須住上安全房。咋辦?駐村扶貧幹部不得不替貧困戶墊資蓋房,更有甚者,遇上個壓根不願意建房的村民,扶貧幹部只能親力親為。“個別群眾不積極,工作又有要求,基層幹部不得不出錢出力、一力承擔。”孫玉説。
包辦心態的出現,跟現在脫貧攻堅的考核方式也有一定的聯繫。“一些地方對於扶貧結果卡得很嚴,‘不摘貧困帽就摘官帽’‘不脫貧致富就不調崗’,在這種考核壓力下,不排除有的幹部採取‘非常規措施’。”孫玉還聽説,有駐村扶貧幹部給沒有勞動能力的貧困戶種了幾畝地的莊稼,平時莊稼地都是幹部或者別人在料理,等上頭考核通過後,這片莊稼地也漸漸荒廢了。貧困戶的生活沒有得到根本改善,“數據上倒是脫了貧”。
還有些貧困戶壓根就不想改變生活。孫玉介紹,在他所在的縣,有的群眾雖然住著危房,但覺得“有酒有肉,日子挺好”。他説:“發展産業,説到底還是要有人‘幹’,可有些貧困群眾就是不想幹,也很難做通思想工作,我們也是有苦難言、有勁難使。”
點評
之所以出現“包辦”做法,與駐村扶貧幹部缺少精力、考核過於“用力”、貧困群眾缺少動力不無關係。
貧困村往往較為偏遠,有的駐村扶貧幹部還承擔本職工作,“兩頭挂”導致精力分散,很難有時間去實地調研,於是少數扶貧幹部圖省事,就以包辦方式替代紮實的群眾動員。
有的地方貧困面大,脫貧壓力大,扶貧任務層層加碼,考核嚴格,部分駐村扶貧幹部不得不選擇“包辦”。積極完成任務體現責任心,但農業農村發展有其自身規律,制定目標不能脫離實際,不能因為時間緊迫就一味求快,沒有帶動起貧困群眾一起幹,最終影響脫貧攻堅的實質效果。
建議駐村扶貧幹部結合實際,從貧困戶需求出發規劃脫貧路徑;對於部分五保老人、殘疾人等,應儘快做好與社會兜底政策的銜接工作,還要做好“精神扶貧”工作,打破“越窮越要、越要越懶、越懶越窮”的惡性迴圈;各級政府應結合貧困村、貧困戶實際和農業發展規律制定任務時限,科學考核,避免把幹部逼上“包辦”的道路。
雲南農業大學教師 王國賢
攀比心態
為求“顯眼”拍腦袋 養殖豬仔遭變賣
本報記者 王 梅
青海很多基層幹部都知道,西寧市湟源縣申中鄉廟溝腦村的第一書記魏海平,在村子裏實施了444畝高標準造林、3畝羊肚菌種植和林木種苗繁育等10多個項目。現在,廟溝腦村的林木繁育産業初具規模,那裏的脫貧攻堅開展得紅紅火火。
説起第一書記的扶貧成績,魏海平成了青海許多駐村扶貧幹部學習和羨慕的對象。被派駐到海東市互助縣丹麻鎮某村的第一書記和駐村扶貧幹部也暗下決心,要像魏海平那樣找到項目,儘快帶領群眾脫貧致富。
心底裏較著勁,在脫貧方式上也想標新立異。“魏海平搞的是苗木種植,咱們要不換個家畜養殖?”在脫貧方向的規劃上,這位第一書記坦言並未做太深入的調查研究,只是盤算著家畜飼養比苗木種植回報會更加豐厚,扶貧的效果估摸著也更“顯眼”。
這個村子之前從未養過家畜,在跟幾個村民聊過之後,見沒有明顯的反對意見,那位第一書記和扶貧駐村幹部就拍了板。兩人積極找關係、跑項目,終於引來了一個豬仔養殖項目。
但問題隨之而來。村裏土地本來就少,莊稼種得也少,用莊稼養活豬仔是指望不上了;但如果僅靠飼料餵養的話,養殖成本過高,村民沒錢也沒有信心回本;加之村裏人為了增加收入,大多選擇外出打工,豬仔無人餵養。種種不利因素之下,不少村民悄悄地將分發來的豬仔低價轉賣,或者送到親戚家“寄養”。
這樣的結局讓這位第一書記傻了眼。來到村裏,他們是鉚足了幹勁,一心想著不能落後,不能讓村民失望,更不能給單位丟臉,“原以為今年豬肉價格好,到年底百姓賣了豬,就可以增收,自己也有了扶貧成績。結果辛苦跑來的項目根本發揮不出預期的效果”。
“全省的扶貧幹部都在想辦法、找思路,大家在扶貧一線幹得怎樣,成績和數據對我們來説很重要。但是,可能也因為太在意成效和跟其他人的比較,我們在還沒找到貧困癥結的情況下,就急著出手、爭著拿項目,忽視了當地實際和群眾需求。”走了一次彎路,這位第一書記開始反思之前的冒進決策,“辜負了村民們的期盼,非常慚愧。接下去要吸取教訓,做好調研,謀定而後動。”
點評
駐村扶貧幹部想要帶領群眾脫貧致富的迫切心情可以理解。但是過分追求短期內出成績、比成效,就很容易讓脫貧攻堅走偏。這種攀比心態在一些群眾中間也存在,每當發一些扶貧物品,就會有一些群眾相互“攀比”,出現爭窮比窮、“躺著當低保戶”的現象。
對駐村扶貧幹部來説,首先要做好打硬仗的準備,穩紮穩打、步步為營,應該結合當地實際,找準貧困的根子,綜合運用發展現代農業、尋求産業支撐等手段,合理規劃脫貧路徑,夯實穩固扶貧效果。現在一些駐村扶貧幹部只盯著拉項目和資金,而沒有把精力放在抓思路、抓方向和抓認識上。“攀比”説到底還是不知道該咋幹,沒有找準定位、提出方案,結果自然會面臨許多風險甚至失敗。
青海省委組織部組織處處長 朱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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