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會的中國貢獻 有效推動和完善全球治理機制

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2016年9月4日至5日，第11次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峰會在中國浙江杭州召開。對於發展中的中國意義重大，中國首次主辦和首次主導議題，有利於提高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治理的積極性，也有利於完善全球經濟合作機制。

智庫支撐G20領導人峰會議題 

G20領導人峰會始於2008年，主要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的世界經濟持續低迷。每次領導人峰會之前，G20召開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就促進經濟增長、創造就業、加強國際間合作等領域進行廣泛的交流和磋商，各國智庫和國際智庫紛紛提出議題、探討方案、實施計劃等。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的公報顯示，2016年2月份會議收到了相關智庫的6份報告，2016年4月份會議收到了相關智庫的9份報告，2016年7月份會議收到了相關智庫的30份報告，來自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G20、MDB（多邊開發銀行）、FSB（金融穩定委員會）、FATF（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等，以及聯合提交的報告。

三次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收到的智庫報告中，OECD獨立提交了10多份報告，並聯合其他機構提交了7份報告，主要內容包括經濟評估、經濟增長、貿易進展和挑戰、投資進展和挑戰、結構性改革、金融工具多元化、稅收透明度、中小企業融資等。OECD是國際上重要的智庫機構之一，共有2500多名職員，包括經濟學家、科學家、律師和其他專業人員從事研究和分析工作，直接或間接為OECD各委員會的工作提供服務和支撐。OECD下設約200個委員會、工作組和專家小組，每年有四萬多名來自各成員國政府部門的高級官員參加經合組織委員會會議，進行審議併發揮作用。

儘管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收到的智庫報告沒有顯示獨立的中國智庫報告，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中國智庫發揮了強大的支撐作用，向中國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方案。中國政府積極參與G20各種會議，並提出了一系列中國主張、建議與措施，特別是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等問題，這些都與中國智庫密不可分。例如，在戛納、洛斯卡沃斯G20峰會，中國為促增長和保穩定獻計獻策，先後提出10點建議；在聖彼得堡G20峰會，中國提出發展創新、增長聯動、利益融合等一系列新理念，堅定維護和發展開放型世界經濟；在布裏斯班G20峰會，中國提出了關於創新發展方式、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完善全球經濟治理的三點建議，峰會通過的全面增長戰略中，“中國智慧”佔據15%；在安塔利亞G20峰會，中國作為2016年G20峰會主席國，不僅積極參與了安塔利亞峰會的籌備工作，而且提交了10項重點承諾，內容涉及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金融體制改革、市場活力提升等諸多領域。

中國作為第11次G20領導人峰會的主辦方，各國智庫特別是中國智庫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創新增長方式、更高效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強勁的國際貿易和投資、包容和聯動式發展等重要議題方面提出科學、可持續、可操作的實施方案和行動計劃。2016年，中國專門成立了綠色金融研究小組，並首次將綠色金融議題引入G20議程。只有智庫提出方案和加強國際間合作，才能有效承接歷次G20領導人峰會主旨，促進全球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有效推動和完善全球治理機制

G20成立之初，其宗旨是仍定位於G20峰會是一個國際經濟合作論壇，屬於佈雷頓森林體系框架內非正式對話的一種機制，由原八國集團以及其餘十二個重要經濟體組成。因此，在相當程度上，G20是改良原有的佈雷頓森林體系，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仍繼續維持原有的失衡狀態。

1.G20仍是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延續 

現有的G20體制是，不設常規性的秘書處，而是由上任輪值國、本次輪值國、下任輪值國三家組成臨時性的秘書處；G20實施平等性，採用協商一致的原則運作，新興市場國家同發達國家在相對平等的地位上就國際經濟金融事務交換看法；G20輪值國具有提出一體的許可權，已形成以峰會為引領、協調人和財金渠道“雙軌機制”為支撐、部長級會議和工作組為輔助的架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世界銀行行長以及國際貨幣金融委員會和發展委員會主席等國際組織機構的領導人作為特邀代表主要國際組織被邀列席會議，以便G20與佈雷頓森林機構的緊密聯繫。

2．中國成為G20的建設者和貢獻者 

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對世界貢獻有目共睹，尤其是遭受金融危機衝擊時，中國對世界經濟復蘇、穩定等方面的貢獻更為突出。早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就已擔起負責任地區大國的重任，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避免亞洲區域貨幣貶值和持續動蕩，以自身負責任的行動阻止那場危機沒有演變為全球性危機。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至2013年的五年間，中國貢獻了全球總GDP增長量的37.6%；2014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是27.8%；2015年，在世界經濟整體低迷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仍超過25%。可以説，中國總是以積極姿態應對金融危機，著力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承受動力轉換的陣痛、結構調整的壓力，成為G20的建設者和貢獻者。

在第7次G20領導人峰會上，中國承諾將向IMF提供430億美元。印度、俄羅斯、巴西和墨西哥分別將貢獻100億美元左右，土耳其承諾向IMF貢獻50億美元，其他一些國家提供的資金金額約為10億美元。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行為受到稱讚，彰顯了G20和國際社會在維護全球金融穩定、加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用、預防和解決全球性危機方面的貢獻。

中國主辦2016年G20領導人峰會，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世界銀行行長金墉、IMF總裁拉加德、WTO總幹事阿澤維多、國際勞工組織總幹事萊德、金融穩定理事會主席卡尼、OECD秘書長古裏亞等有關國際組織負責人參加，查德總統代比、埃及總統塞西、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寮國國家主席本揚、塞內加爾總統薩勒、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泰國總理巴育等嘉賓國領導人也參會。我們深信，這次G20峰會將增加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保障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活動權益，在貿易、投資、金融等方面與WTO、IMF等國際組織深入合作，加快貿易和投資的便利化步伐，促進經濟增長和擴大就業，能夠有效推動和完善全球治理機制。

3.加強政策互聯互通，深入實施共同議題 

從G20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G20就是伴隨金融危機而産生的，因此其主要議題離不開經濟增長、包容發展、貿易投資、全球治理等共同議題。從第一次到第十一次的G20領導人峰會的簡要情況，其議題具有共同性，就是經濟增長與發展、全球治理、貿易與投資等，只不過表現形式不同而已。金融危機爆發的初期，主要探討金融危機産生的緣由、應對措施；全球經復蘇與增長階段時，主要探討金融穩定與監管、國際經濟合作體系的改革等。

這些議題都是非常重要的，沒有任何一個經濟體能夠獨立完成，因此需要各國加強經濟政策協調，共同應對金融危機。從一個獨立的經濟體來看，無論是什麼樣的經濟體制，需要經濟政策間相互協調；從全球經濟發展來看，面臨區域性或全球性金融危機等外部衝擊，主要經濟體之間也需要政策間協調，改革相關領域，保障各國政策措施間互聯互通，消除各種不利因素，有效克服外部衝擊帶來的負面影響。

面對金融危機，部分國家復蘇較快，如果相互間實施貿易和投資的保護主義行為，以鄰為壑，加大要素流動成本，就必然降低經濟效率，一些國家就深陷危機之中，進一步拖累區域或全球經濟復蘇步伐。例如，金融危機爆發初期，一些國家實施貿易保護主義措施，鼓勵購買本國貨和實施貿易壁壘，阻礙全球貿易發展，不利於全球經濟增長；近期，歐洲、中國及一些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速放緩，美國討論美元是否加息等，這些貨幣政策顯然不協調，不利於全球經濟發展。

G20領導人峰會取得的成果，還需要各國進一步深入實施，例如發展問題跨年度行動計劃，才能最終實現G20的發展原則，即關注經濟增長、全球發展夥伴關係、全球或區域系統性問題、私營部門參與、互補性、共用成果等。（作者：胡江雲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附表：G20的歷次領導人峰會簡要情況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G20網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