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啟動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時,廣大農村也被捲入前所未有的劇烈變革當中。上世紀後半葉的“剪刀差”讓農村付出了沉重代價,新時期惠農政策在相當程度上矯正了這一失衡格局;同時,徵地補償不公、污染下鄉等又帶來新的“剪刀差”風險。當年“貧血”的農村尚可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管控體系中保持穩定,但如今階層分化,訴求多元,社會流動和資訊流通加速,權利意識覺醒,使得農村維穩形勢日趨複雜,鄉村治理面臨諸多挑戰,幹群關係有待重構。《瞭望》新聞週刊日前在湖南、江西、山西、安徽、山東、江蘇6省20余市縣對此進行專項調研,以供各方參考和探討。——編者
在眾多局中人和觀察者看來,當前中國農村形勢,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據《瞭望》新聞週刊記者在湘贛晉皖嚕蘇等地的調研,稅費改革後,受益於農民負擔減輕、惠農政策效益發揮等因素,農村形勢保持總體穩定,幹群關係漸趨緩和。
儘管如此,在土地、環境、村級治理等多個領域,矛盾呈集中多發之勢。一些地區因徵地拆遷引發的自焚等惡性事件多次發生,不少農民對周邊環境污染也漸趨“零容忍”。
在“三農”格局快速變革之中,部分地區仍未能及時調整治理之道,管理方式滯後,發展模式仍不科學,有些縣鄉幹部脫離群眾。凡此種種,都為農村的長期穩定埋下隱患。
針對新時期農村穩定的現實矛盾與未來隱患,受訪基層幹部群眾和專家認為,需進一步破除“重城輕鄉”, 加快推動公共服務城鄉均等化,與新形勢相應的鄉村治理新機制也有待建立。
整體趨於緩和
世紀之初問世的兩部“三農”作品《我向總理説實話》和《中國農民調查》,曾引起海內外關注,其時,農民負擔之重,農村變動之劇,達到難以持續的程度。
同一時期,中央政府推進農村稅費改革,以此為標誌的惠農之旅,持續至今。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對東中西部地區100個村莊1700余戶農民的調查顯示,本世紀的頭10年,曾經捲入過衝突或糾紛的農戶比重不到20%,大多數衝突事件雖然具有集體行動性質,但參與規模大於100人的衝突比重極低,出現圍堵、械鬥等激烈對抗行為的衝突也極少。
參與主持課題的鄭風田教授説:“這説明當前我國農村形勢整體上處於一種穩定狀態。大多數糾紛和矛盾僅發生在個體之間,即使是針對政府部門、在某種意義上具有對抗性特徵的衝突,也更多傾向於通過陳情、寫聯名信告狀等制度內方式表達。”
本刊記者在6省20余市縣採訪時,基層信訪、維穩、政法等部門負責人和鄉村幹部群眾均表示,與稅費改革前相比,新時期農村矛盾衝突和幹群關係“明顯趨於緩和”。
湖南省常德市維穩辦主任毛世秋介紹,稅費改革前,市、縣兩級關於農民負擔等農村問題的信訪佔全市信訪總量的80%以上,但到2010年底,這一比重下降到20%以下。
湖南省寧鄉縣道林鎮、江西省豐城市袁渡鎮、安徽省固鎮縣城關鎮張橋村等地,在稅費改革前曾因幹群關係緊張發生過驚動全國的大規模衝突和惡性案件。本刊記者在這些地區走訪發現,近年當地幹群關係發生質變,農村形勢基本穩定。1999年發生過上萬農民衝擊黨委政府事件的道林鎮,2010年還被評為長沙市文明鄉鎮。
多位受訪專家和基層幹部表示,新時期農村矛盾衝突和幹群關係緩和,從根本上歸功於中央一系列惠農政策,如取消農業稅和義務工,實施糧食直補等多項補貼政策,加大對農業生産的扶持力度;以新農村建設和統籌城鄉發展為載體,加快改善農村地區水、電、路、人居環境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狀況;實施了新農合、農村低保、義務教育免費、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等政策。
“過去農民負擔太重,現在不僅基本沒負擔,而且惠農政策還這麼多,我們很滿意。”66歲的袁渡鎮岩上村村民鄒羅德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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