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媒體和學術界對於中國模式的論述日漸增多，但一般都是強調中國模式的經濟成就，避談中國模式的制度內涵，甚至貶損中國制度。其實國家發展道路的模式必然含有制度的內生動力。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根本不可能有中國成功的發展模式。中國模式的核心是中國制度。
今年4月，胡錦濤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2011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指出，“歷史和現實都證明，實現經濟社會發展，必須找到符合自身實際的發展道路。亞洲人民深知，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這個論述，深刻揭示了各國根據國情選擇本國發展道路的必然性。中國對發展模式的探索與選擇，正是遵循了人類社會發展的這個客觀規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60多年，就是破除對“放之四海而皆準”發展模式迷信的60多年，是“找到符合自身實際”發展道路的60多年。特別是1978年以來實行改革開放的30多年，中國的年經濟總量由3645億元發展到2010年的397900億元，增長了109倍，創造了世界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長時間、高增長紀錄。在世界各國經濟總量排位中，中國從1978年的第十位躍升為2010年的第二位。2011年5月，全球語言監測機構公佈的21世紀十大新聞中，中國崛起高居榜首。在這段時期內，亞洲曾發生了1997年金融危機，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為穩定亞洲金融市場、戰勝危機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援。2008年發端于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是1929年大蕭條以來的全球性經濟災難，發達經濟體、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相繼陷入嚴重困境。中國及時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從消費、生産和建設等諸多領域擴大內需，發展對外貿易，堅持“互利共贏”的合作宗旨，堅持決不趁人之危、決不損人利己，與各國和地區通力合作，共渡難關，並最早實現經濟回升向好，對全球經濟走出困境作出了重大貢獻。
對於中國和平崛起與持續、快速發展的做法和經驗，有人稱之為“中國模式”，或叫“中國發展模式”。美國前國務卿亨利 基辛格于2011年6月在接受中國《參考消息》記者採訪時指出：“中國的發展模式，無論對中國自己還是對世界其他國家都具有重要的意義。”但也有人不同意“中國模式”，或者認為不存在“中國模式”；更多的人則把中國模式與中國實行的制度分割開來，認為中國經濟發展是成功的，但對中國實行的社會政治制度則質疑不絕。其實，任何一種發展模式都離不開對應的社會政治制度，一個失敗的制度不可能産生成功的發展模式，世界史上的這類國家比比皆是。制度的設計和實施與模式的形成和發展如同土壤與植物的依存關係：制度造就的環境滋生了發展模式，模式的成長又豐富和完善了制度，它們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考察世界各國的發展史都可發現，不同歷史時期出現了形式有別、作用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和與之對應的社會政治制度。它們應運而生、因國而異、應時而變，為各國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擔當了不同的角色、發揮了各自的作用。世界也因此豐富多彩，生生不息。
模式是客觀存在，是社會物質生産和精神生活的綜合展現，是基本成型又不固化的發展路徑，國家發展的模式必定是擁有經濟、政治、文化等制度內涵的社會經濟結構。檢驗模式成功與否的客觀標準，是能否促進生産力發展、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改善和社會進步。模式是呈現在公眾面前的真實形象，不需要刻意打扮，也不應任意塗抹。
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多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地域遼闊，自然資源稟賦差異懸殊，經濟基礎落後又發展極不平衡，實現長期、快速、持續發展，決不是一時、一地的偶發現象，或僅僅得益於若干權宜性舉措，而是具有更深層次的原因，核心是作為內生動力的制度因素。中國的實踐證明，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根本不可能産生中國的成功發展模式。把中國的和平崛起、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改善和社會進步稱為“中國模式”，是一種科學概括，不存在謙虛不謙虛的問題。現在要探討的是中國模式與中國制度的關係，應把兩者作為一個整體來分析、來探討，研究它們之間的對應關係和相互作用，研究它們的成功和不足所在。在一個佔有全世界1/5人口的大國，這種探索和實踐是人類社會的偉大創新。這不論從什麼意義上講，都是一件具有極為重要意義的大事。
中國模式的成就，充分顯示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有效功能。在處理公平與效率、長遠與當前、全局與局部的關係上，社會主義制度可以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做得更好。中國制度在中國模式形成中的作用，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科學分析和正確把握中國國情。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歷經挫折，堅持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形成並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根據中國實際，明確中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生産力的快速發展，國家日益強盛，社會全面進步，人民享受越來越好的物質文化生活，都成為社會主義制度日益鞏固的強大基礎。
二、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核心作用，特別是黨的中央領導集體的崇高理想、雄才大略和為國為民的濟世精神，國家機器的有效運作，既民主又集中的領導體制和運作機制，可以最為廣泛地調動、組織和協調各種資源，全力以赴地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個領導核心在全民中享有崇高聲望，成為中國模式和中國制度在各個領域推進的核心力量。
三、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不斷激發社會活力和人民的進取精神。對於模式形成和制度完善中出現的種種問題，特別是體制缺陷和機制弊端，對於外來的正面和負面的影響，能夠運用改革開放的力量，運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配置作用，不斷進行調整，確保模式與制度不僵化、不停滯，確保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得到充分發揮。
四、穩步推進符合中國國情的民主法制建設，堅持中國共産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引導輿論和社會力量，尊重民意，依法監督，妥善處理各類矛盾，創造和諧發展氛圍，營造穩定的國內環境，確保國家發展進程不致中斷和被破壞。
五、堅持和平、發展、合作理念，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積極參與全球經濟合作與競爭，推動建立世界經濟新秩序，與各國一道建設和諧世界，構造有利於中國發展的外部和平環境。
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制定國家的現代化目標。這個目標植根于中國的歷史文化，植根於人民大眾的理想和追求。新中國成立前，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實現民族解放、國家獨立，成為建立新模式、新制度的政治前提。新中國成立後提出的溫飽生活、小康社會、基本實現現代化，都是繼往開來、相互銜接的階段性目標。從第一個五年計劃到第十二個五年規劃，以舉國體制解決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問題，興建跨越多個五年計劃的長江三峽、南水北調、青藏鐵路等世紀性工程；組織發達地區對欠發達和遭受重大災害的地區實行對口支援，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集中優勢，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強大的物質技術基礎。中國的執政黨、人民代表大會、政府、政治協商會議、各民主黨派都依法按時實行換屆，而中國實施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藍圖從未中斷，重大政策連續、穩定，政府、社會、企業直至個人都從長期發展中獲得多種利益，中國共産黨執政的合法性得到最廣泛的認同。
以上這些，既是“中國模式”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制度顯示作用的突出表現。它們之間互為條件、相輔相成。把中國模式與中國制度割裂開來，既不符合中國發展的實際情況，也不可能正確解釋中國發展的成功原因。縱觀中國歷史特別是18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上半葉的歷史可以發現，中國之所以長期停滯、沒有發展，根本原因是反動、落後的封建制度，是帝國主義國家侵略壓迫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治社會制度，是這個制度導致了中國不斷遭受外部侵略和內部壓迫，社會長期動亂，民不聊生，國家停滯不前。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證明了消除這些基本因素是中國模式獲得成功的首要選擇，是制度變革和制度建設的出發點與落腳點。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産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産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産關係。這些生産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中國模式與中國制度的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體現了人們的物質生産活動與上層建築之間的相適合關係，是馬克思主義發展觀的重大創新。
各國的發展模式都有顯著的本國特色，同時也來自向外部世界的學習、借鑒。凡是成功的模式，都必定具有開放包容的理念，重視吸取人類不同文明的成果。中國模式既是中國人民智慧的結晶，也是對外開放帶來的各種文明成果的融合。中國決不拒絕學習外部世界的成功經驗，也從不把自己的模式與制度強加於人。中國模式與中國制度並不是盡善盡美的，而是像其他任何一種模式和制度一樣存在缺點和不足、面對各種內外挑戰，但這是成長中的不足、是歷史進程中的問題。重要的是中國社會有必需的動力和機制，中國共産黨、中國政府和人民能夠正視問題，堅持推進改革，在發展中解決問題，在解決問題中發展。建設和諧世界，呼喚各國按照本國國情完善發展模式與制度，通過相互學習、交流、取長補短，把本國的事情辦好，共同推進人類進步事業。(作者陳錦華 為原全國政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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