産業結構還不合理：三産增加值佔國內生産總值比重不足43%
産業結構不優是我國産業競爭力不強的突出表現和長期問題，經濟增長過度依賴第二産業帶動的局面沒有改變，三次産業協同帶動的局面仍未形成。
國家統計局初步測算，2010年我國國內生産總值397983億元，其中第一、二、三産業增加值分別為40497億元、186481億元和171005億元。按此測算，2010年第三産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産總值的比例約為42.96%。
國家發改委報告分析，産業結構不優是我國産業競爭力不強的突出表現和長期問題，經濟增長過度依賴第二産業帶動的局面沒有改變，三次産業協同帶動的局面仍未形成。據世界銀行統計，2007年世界高收入國家服務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産總值的比重超過70%，中等收入國家這一比重為59.3%，低收入國家為47.5%。我國與美、英、德、日等發達國家相差20到30個百分點，與巴西、印度、俄羅斯、韓國、菲律賓也相差10多個百分點。
農業基礎仍然薄弱：全國仍有3.2億勞動力靠農業為生
當前我國農業和農村發展仍然處於一個艱難的爬坡階段，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滯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等問題還相當突出，農業和農村仍然是我國發展中最薄弱的環節。
統計數據表明，我國仍有3.2億勞動力靠農業為生；2004年至2009年，城鄉居民絕對收入差距從6485元擴大到12022元；目前全國近18.3億畝耕地中中低産田佔2/3以上，許多地方還是“靠天吃飯”；全國2.49億個農戶，戶均經營規模只有7.3畝，農業經營組織化、集約化水準低；城鄉基本公共服務水準差距較大，城市擁有70%的衛生資源、廣大農村只擁有30%的衛生資源，農村居民每人平均衛生費用不足城市居民的1/4；農村社會保障水準低，全國還有2/3的農村地區沒有開展門診統籌，2009年新農合籌資水準只有每人每年113元……
國家發改委負責人撰文表示，“三農”問題事關全局。當前我國農業和農村發展仍然處於一個艱難的爬坡階段，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滯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等問題還相當突出，農業和農村仍然是我國發展中最薄弱的環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
區域發展還不協調：全國貧困人口94%集中在中西部
我國不同地區收入差距在拉大，2009年我國東部地區年每人平均收入為38587元，西部地區為18090元，差距達2萬餘元；最高的上海市年每人平均收入為76976元，最低的貴州省為9187元，兩地差距達67789元。
目前全國4007萬貧困人口中，中西部地區所佔比重高達94.1%。區域之間基本公共服務水準差距大，目前西部地區每人平均教育經費支出僅為東部地區的73.5%。中西部地區社會事業發展相對滯後。
繼續深入推進西部大開發，加快中部地區崛起，加大對欠發達地區支援力度，在全國範圍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仍是“十二五”重大課題。
就業總量壓力巨大：每年需就業的城鎮勞動力超過2400萬人
預計“十二五”期間應屆畢業生年均規模將達到近700萬人，總量壓力有增無減。
相關部門預測，我國人口2020年將達到14 .5億。根據人口結構測算，今後一個時期我國每年需要就業的城鎮勞動力超過2400萬人，但在經濟正常增長條件下每年只能安排就業崗位1200萬個左右，勞動力供大於求的矛盾相當突出。2011年將有660萬名高校畢業生、比去年增加30萬人，預計“十二五”期間應屆畢業生年均規模將達到近700萬人，總量壓力有增無減。此外，我國農村還有1億多富餘勞動力，每年需要轉移的大約800萬到900萬；2億多農民工還有很多人工作崗位並不穩固。
社會矛盾明顯增多：每人平均GDP達4000美元後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隨著利益主體日趨多元，統籌協調各方面利益關係的難度加大。如果公共服務不到位，社會治理不完善，社會矛盾和社會風險就會加大。
我國每人平均G D P已約4000美元，即將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成為學術界和政府部門高度關注的話題。從國際上看，從每人平均G D P4000美元邁向10000美元，日本、韓國、新加坡和我國的香港、臺灣地區只用了約10年時間；而南美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和亞洲的馬來西亞、泰國等，在20世紀70年代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後，卻陷入了長期的停滯。一些國家陷入了經濟增長乏力、貧富差距拉大、社會矛盾多發的“中等收入陷阱”。
專家分析，我國正處在人們思想意識開放多元、社會結構深刻變化、利益格局深度調整、社會矛盾日趨複雜的轉型時期。人民內部矛盾呈現新情況、新特點，群體性事件和惡性極端事件增多，消極腐敗現象和嚴重犯罪活動仍然高發。
國家發改委一位負責人公開表示，我國“在社會建設方面，社會發展滯後於經濟發展，就業、教育、醫療、社保、住房、收入分配、環境保護等關係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已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隨著利益主體日趨多元，統籌協調各方面利益關係的難度加大。如果公共服務不到位，社會治理不完善，社會矛盾和社會風險就會加大”。
全國政協委員、原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表示，國家把“社會建設明顯加強”列為“十二五”主要目標之一，全面部署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和諧穩定，這將有利於保持一個非常穩定的發展環境。如果國家經濟再平穩發展二十年，不僅會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將創造一個十多億人口的大國長達半個世紀保持經濟持續發展的世界奇跡。未來五年很關鍵，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發展，各項攻堅任務能否突破，小康社會建設能否實質進展，對國家到本世紀中葉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將有很大的影響。
體制機制障礙仍多：重點領域改革進入“深水區”
目前改革已進入全面攻堅階段，繼續深化改革觸及深層次的利益調整，複雜性和艱巨性明顯加大。
國家發改委分析，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諸多不協調、不可持續、不符合科學發展要求的矛盾和問題，根源在於體制機制的不完善，既有舊體制遺留問題，又有新體制發育中出現的問題。目前改革已進入全面攻堅階段，繼續深化改革觸及深層次的利益調整，複雜性和艱巨性明顯加大。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北大醫學部常務副主任柯楊表示，推進醫改和教改，解決群眾“看病難”“看病貴”，促進教育公平和推進素質教育，創新辦學體制和考試招生制度，還有很多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需要解決，只有加大改革力度，才能真正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和醫療事業。
專家分析，國有企業改革、行政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資源性産品價格和要素市場改革以及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等各方面的改革都需要向“深水區”推進。以行政體制改革為例，大部制改革如何堅定推進，省直接管理縣(市)等體制如何探索，行政問責制如何加強，政企如何進一步分開，政府績效評估如何完善，一系列問題都待“十二五”交出答卷。
觀點
代表委員：央企“紅利”要更多直接造福國民
央企向國家上交的國有資本收益即“紅利”太少，一直廣受詬病。參加全國兩會的代表委員表示，“十二五”時期要從“國強”向“民富”轉變，要讓全國人民共用發展成果，作為共和國“脊梁”的央企責無旁貸，應該上交更多“紅利”直接造福國民。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邵善波表示，近年來，內地居民佔國民收入分配的比例逐年下降，政府收入和企業收入則呈快速上升趨勢。根據國資委公佈的統計數據，到2010年底，全部122家央企資産總額達到24.3萬億，凈資産9.5萬億，凈利潤8489.8億元。央企多交“紅利”，有利於使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更為合理。
而實際情況是，央企上交的“紅利”一直太少。媒體報道，從2006年開始，央企向國家上交的“紅利”累計只有1371億元。國資委統計數據表明，2010年，央企利潤總額約1.13萬億元，歸屬於母公司的凈利潤為5621億元，但測算的國有資本收益僅600億出頭，2009年國有資本收益更只有315億元。央企上交“紅利”的比例也一直畸低，2011年開始提高了相關比例，最高的上交比例也只有15%。
全國政協委員、國家一級演員、國家京劇院表演藝術家鄧敏認為，央企憑得天獨厚的優勢賺了很多錢，有些壟斷企業無疑存在暴利，這些利潤如果都只是拿去央企自己發展，拿去讓央企職工享受高工資高福利，這對國民是不公平的，老百姓會覺得你央企不僅對我毫無好處，還加劇了社會貧富差距。央企是全民所有，央企發展的成果也理應更多讓全民共用。
一些代表委員呼籲，央企應承擔更多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向國家上交更多“紅利”。這些“紅利”雖然不能直接發給老百姓，但可以更多地直接用於改善民生。“十二五”時期國家要努力在教育、醫療、就業、社會保障等很多方面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要大幅增加民生投入，央企多交的“紅利”可以為此提供更有力的財政保障。
在央企上交“紅利”問題上，需要進一步增強透明度。每家央企每年賺了多少錢、上交了多少“紅利”、上交的“紅利”花到什麼地方去了，應該給公眾“曬一曬”，給老百姓一本明白賬。央企實實在在多交“紅利”造福百姓了，也好讓老百姓對央企的貢獻看得見摸得著。央企也可在社會監督之下，不去盲目投資鋪攤子，不去大手大腳亂花錢，一些不合理的高福利高待遇也可調低一點，更好地促進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黃海)
[責任編輯：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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