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在去年的哥本哈根會議召開之前,中國政府公佈了降低碳排放強度的指標,並且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但是在今年的上半年,中國單位GDP的能耗沒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這為中國實現在“十一五”規劃當中確定的節能減排目標增加了難度。中國政府將採取什麼措施實現有關減排目標?
答:你問到了我十分關注的一個問題。前四年,我們單位GDP能耗下降了15.6%,但是我們定的計劃是在五年內下降20%左右。今年一季度,單位能耗沒有減少,反而有所上升,這是由於我們在經濟復蘇過程中一些高耗能的産業盲目發展,我們比較早地認識到這個問題,採取了措施。因此,上半年單位能耗水準實現由升轉降。但是,實現十一五規劃的目標確實有很大的困難。
我們已經制定了在今年下半年減少高耗能企業的指標,這其中包括淘汰小火電、小鋼鐵、小水泥等高耗能企業。我們不惜以降低GDP增速為代價來實現這一目標。當然,我們也要實事求是對待這個問題,而不使這項工作流於形式或者弄虛作假。明年3月份,我將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出交代,而且向全世界作出交代。我現在不知道結果會怎麼樣,但是我相信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所應該做的努力我都會做到。
問:中國人口城鎮化率不斷增長,但伴之的是增長更快的土地城鎮化率,通過對農村土地,甚至是耕地的再利用等一系列手段,現在中國城市的每人平均綜合佔地面積已經達到了110-130平方米。有人説,這樣提高城鎮化率的政策是不可持續的,您對這個問題有何看法?
答:中國目前城鎮化率大約是46%,但是這些年確實出現土地城鎮化超過人口城鎮化的現象。一些中小城市,甚至一些大城市的發展,忘記了自己的國情,熱衷於寬馬路、大廣場,大量佔用農田。許多城市原有的郊區農田、菜地,現在已經沒有了,這是應該引起我們高度重視的問題。
我一直認為中國經濟如果出問題,還可能出在農業上。而農業的問題,最重要的可能出在土地上。因此,我們堅守18億畝耕地的紅線不能突破,這不僅維繫著十多億中國人的生存,而且還維繫著中國的可持續發展。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固然與有些地方領導的觀唸有關,但根本上是同制度有關。
制度當中最重要的是兩條,第一條就是農民合法的土地得不到應有的保障。第二條就是我們現有的財稅制度在相當程度上還存在著“土地財政”的現象。也就是説,多用地可以多增加財政收入。這就造成了一手從農民那裏廉價得到土地,另一手又高價賣給開發商。而寬馬路、大廣場又表現出自己的所謂政績,這又同官員的考核制度有關。因此,我們必須從制度上解決這些問題。
問:中國的製造業,承擔了勞動就業的主要任務,但是近期勞動力的成本一直上漲,可能會對企業和産品的競爭力造成影響,中國政府如何看待勞動力成本上升和競爭力這兩者之間的關係?
答:首先,中國相當一部分勞動力成本比較低,需要合理的上漲。今年上半年,有23個省的最低工資增長了接近25%。但是我們必須懂得兩個問題:第一,中國目前的主要矛盾還是就業壓力。我們有1500萬農民工需要進城務工,有2400萬常年城市待業人員。因此,就廣大就業人員來講,首先是工作,有了就業才會有工資。因此,工資的增長要保持在一個合理的幅度,使我們的産業具有競爭力和吸納就業的能力。
第二,我們必須懂得勞動工資的增長要與勞動生産率的提高相一致。産品增加值的增加和勞動生産率的提高才是工人工資增長的基礎。我們要講清楚這個道理,在社會形成和諧的勞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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