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其人
李登輝被迫下臺後，接連以他的名義發表了《亞洲的智略》、《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虎口下的“總統”》等書，詳細介紹了他如何搞垮國民黨、如何推行“兩國論”的全過程。可以説，國民黨失去政權，與李登輝上臺後及接掌國民黨主席後的政策及所作所為有直接關係。
蔣經國統治國民黨13年，用過4位搭檔，分別是“副總統”謝東閔、李登輝，“行政院長”孫運璇、俞國華。4人中，用謝，是為貫徹任用臺籍幹部政策；用俞，則是安撫對政治改革不滿的元老派和保守派；蔣經國有意培養接班的則是孫運璇、李登輝。
有意思的是，蔣挑中的兩位接班人，孫為工業管理專家，李為農業理論專家。李登輝獲得的學位有臺灣“最高學府”臺灣大學農經係學士和美國康乃爾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1972年6月，自在美國獲獎以來一直忙於各種島內外學術活動的李登輝，一步跨入“行政院”，出任“政務委員”。1978年6月，蔣經國就職“總統”後，又把李登輝調任官場最敏感的臺北市市長，1981年12月調任“臺灣省主席”。1984年3月出任“副總統”。從李登輝上臺後的所作所為看，在祖國統一問題上，他令兩岸人民失望，令所有的中國人痛心。此外，李登輝把國民黨視為“外來政權”，上臺之後就開始了削弱國民黨、乃至讓國民黨下臺的陰謀，終於在2000年3月18日的選舉中變成事實，國民黨候選人連戰敗於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之手，國民黨成為在野黨。
蔣經國去世後，“副總統”李登輝宣誓就任“第七屆總統”。
李登輝在同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談話時聲稱：“這之前為止掌握臺灣權力的，全都是外來政權。最近我已不在乎如此説，就算是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呀！只是來統治臺灣人的一個黨，所以有必要將它變成臺灣人的國民黨。”李登輝在《亞洲的智略》中更是把他上臺以後的心情如實托出：對於“外來政權”支配臺灣問題，“我早有所感，也決心要加以解決”。原來，身為中國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對給他本人帶來多少政治權力和榮耀的中國國民黨有如此大的怨恨！所以，當人們看到他自1988年以來對國民黨的所作所為時，國民黨為何在他領導下一衰再衰、一敗再敗，也就不難理解了。
堅持要把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李登輝，他的祖先曾生活在祖國大陸福建永定地區，在清代中葉時移民前往臺灣桃園縣龍潭鄉三河村，後定居在臺北縣淡水三芝鄉埔坪村埔頭坑154號。令人遺憾的是，他出生在中國，卻對一個中國原則有著刻骨的仇恨，要把中國的臺灣地區分裂出去。國民黨讓他當上黨主席，他卻一直在進行破壞黨的活動。
他是一個接受日本教育、深受日本軍國主義影響的人。李登輝出生於1923年1月15日，先是在日本控制下的學校學習，後是在日本京都大學學習，正如他在與司馬遼太郎談話時承認的，他“22歲以前是日本人”。他具有強烈的“皇民化意識”，表現為：一是接受了軍國主義者瘋狂的自大心理；二是在此基礎上經過時間的歷練變成對中國的敵視；三是保留有殖民者的劣根性。
李登輝長期在臺灣大學任教，後到美國康乃爾大學留學，1972年6月突然被蔣經國提拔為“政務委員”，以後任臺北市長、臺灣省主席以及1984年2月16日成為“副總統”候選人並當選，可以説他的一切榮耀都是他後來背叛的國民黨給的。
代理黨主席之爭
李登輝上臺後把目標定在出任黨的主席上。李登輝對時局感到最為擔心的是親蔣勢力。親蔣勢力為阻止黨內和社會上立即出現政治轉向風，有意限制李登輝的權力，阻止其出任黨主席，避免黨權落入其手中。以宋美齡為首的官邸派和親蔣派，準備以歷史上黨政分開的慣例來實現不讓李登輝出任黨主席的目的，並且寄希望於由“行政院長”俞國華代理國民黨主席。
李登輝及親李派非常清醒，李本人資歷淺薄、資本不足，沒有本錢搞黨政分開，如果不任黨主席，只是個被架空的“空頭總統”，在沒有建立自己團隊控制國民黨中央的情況下，無權無勢不説，被更換下臺只是時間問題，因此在黨主席問題上決不退讓。雙方準備在決定李登輝出任代理黨主席問題上一拼高低。
1988年1月19日晚，宋美齡給李煥送來一封親筆信。信中借元老級中評委陳立夫建議，應該考慮集體領導模式。26日晚，俞國華本人也接到蔣經國的三兒子蔣孝勇的電話，轉達宋美齡的意見，並建議推選黨主席推遲到預定於7月7日召開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進行。一封信一電話，表明蔣家和宋美齡的勢力不甘心退出政治舞臺。
俞國華立即與主管黨務的李煥進行會商。兩人經過與關鍵的中常委聯繫後，取得的共識是按原定計劃，推選李登輝代理黨主席。中常委內出現“擁李風”，並非是李登輝的威望有多高，也不是李登輝的勢力有多大，人們當時只是覺得李登輝沒有過大的危害性，選李也無妨。而宋美齡的干涉，實質助長了“擁李風”。黨內外不滿幾十年的蔣家獨裁，對蔣家勢力存在的逆反心理，頗有你説好我就説壞、你説壞我就説好的對抗心態，宋美齡的活動當然起不到應有的效果。
中常會按計劃于1月27日召開。其中，嚴家淦、谷正綱因病請假，宋長志“駐節”巴拿馬，李登輝請假，共有27名中常委與會。上午8點，和往常的中常會一樣，會議正常召開，直到9點，會議因為進行其他議程，推舉代理黨主席案還沒有人提出。此時，有一個人跳了出來，為李登輝勸進，這就是宋楚瑜。
宋楚瑜，祖籍湖南湘潭，其父曾在蔣介石手下服務多年，本人為美國喬治城大學政治係博士，1974年返臺後不久出任蔣經國的英文秘書，以後官職直線上升，1979年出任“新聞局局長”，1984年出任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主任，蔣經國去世前夕轉任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宋楚瑜是蔣經國挑選的青年才俊中的代表人物，深獲蔣經國的信任和重用，他的見解和取捨引人注目。
宋楚瑜在會上突然請求發言。他身為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在中常會上只有列席權，如果不被點名則不能發言，對於宋楚瑜的唐突行為，與會者感到驚訝，作為會議主席的余紀忠出於禮貌同意宋講話。郝柏村是這樣記述宋楚瑜講話的：“然而坐在列席人位上的宋楚瑜心急如焚，突然要求發言，陳述推黨主席案如不提出，‘對黨、對國傷害一天大過一天’、‘多拖一天，多對不起經國先生一天’，然後憤然退席，留下在場中常委一片愕然。”
宋楚瑜的發言，影響極壞，等於把全體中常委逼到只有同意李登輝出任代理黨主席的邊緣。結果擁護李登輝代理黨主席成為一邊倒，會議一致同意李登輝出任國民黨代主席。至於宋楚瑜的舉動，他意識到在李登輝時期已無多大揮灑空間，只有及早劃清與蔣經國的關係，漂洗身上的親蔣味，為迎接“李登輝時期”的到來、為投靠李登輝而創造條件。
“代理黨主席之爭”的實質是權力之爭，是失去蔣經國後的蔣家勢力還想捲土重來，控制國民黨。但是，蔣經國信任的親信紛紛背叛而去，無力再戰。師出無名、戰而無將，結果輕而易舉地被蔣經國所挑選的“接班者”李登輝所擊敗。李登輝也趁機打擊自己上臺後的最大威脅——蔣家勢力，使得親蔣勢力失去了主要旗幟。“代理黨主席之爭”，揭開了蔣經國去世、李登輝上臺後國民黨內政之爭的序幕，也成為李登輝削弱國民黨的第一仗。
重組權力核心
李登輝抓到“總統”和代理黨主席大權後，開始了鞏固權力與政治清算的鬥爭。一是鞏固擁李派的權力，儘快佔據權力峰層；二是削弱親蔣派的權力，消除威脅。在這一場實質是國民黨內蔣經國去世後的權力大轉移中，李登輝運用“本土化”、“民主化”策略，見招拆招，鬥而有序，爭而不敗，將親蔣派為主體的非主流派徹底擊潰。
臺灣最高權力中心——“總統府”國民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是國民黨退據臺灣近40年來面臨重大政治轉折和空前挑戰的背景下召開的一次會議。
李登輝的重點是如何實現權力中心的大轉移，把權力中心由蔣家陣地轉移到李家陣地。為此，他一是嚴把黨代表關，出席會議的大部分代表必須是切斷蔣家臍帶、能夠支援李登輝的人；二是嚴把中央委員關，李登輝通過對半數中央委員候選人的提名及操控選舉，控制中央委員會的目的已經達到；三是嚴把中常委關，親蔣的中常委中有12人被換掉，中常會完成自第七次代表大會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改組。上述一切，都是在發揚“黨內民主”的旗幟下進行的。
此時，親蔣勢力出現分化。最為關鍵的中央黨部秘書長李煥倒向李登輝，蔣經國信任的宋楚瑜更是充當倒蔣與擁李的先鋒。而且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本土化”趨勢十分明顯，首次由本省籍人擔任黨主席，首次在中常委中本省籍成員超過半數，首次中央委員中本省籍成員超過1/3、由上屆的近20%上升到38.3%。“本土化”開始於蔣經國上任之初，當時是為了緩和已經相當激烈的省籍矛盾。李登輝的“本土化”，著眼點是把國民黨視為“外來政權”，為了改造“外來政權”，必須以本土勢力來取代外省籍，鞏固權力基礎，同時為推行“兩岸分裂分治”、建立“臺灣中華民國體制”做準備。
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後，李登輝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得到鞏固，他開始全方位、多層次打壓黨內的所謂非主流派勢力，國民黨內從此不得安寧，臺灣政壇從此不得安寧。
耍弄權謀
被蔣經國當做“鎮島大將軍”的郝柏村，已成為李登輝不得不防的人物。郝柏村于1981年12月調任“參謀總長”，1986年3月進入國民黨中常會，成為中常會中惟一的職業軍人。按照島內軍界的規定，“參謀總長”任期2年，可郝柏村竟然連任4屆8年。李登輝擔心的就是郝任職“參謀總長”時間過長、積累人脈資源過多。更讓李登輝不放心的是，在蔣經國去世後，蔣家成員、特別是宋美齡女士對郝柏村分外信任，來往甚多，頗有把郝柏村當成減緩“非蔣化”進程保護神的涵義。郝柏村成為李登輝整治的重點對象。
1989年11月22日，郝柏村的“參謀總長”任期再次到期，李登輝用國民黨中常會的名義決定郝柏村出任“國防部長”，遺缺由“空軍總司令”陳齡接任。李登輝把郝柏村從具有調動、指揮軍隊權力的最高軍令長官“參謀總長”的職位上拉了下來。
李登輝全方位、多層次的清理異己、鞏固權力行為，激化了黨內矛盾，逼得一再遭到排擠的親蔣勢力起身反撲。1990年2月21日，又是國民黨臨時中央全會提名新一屆正、副“總統”的日子。“總統”換屆，成為親蔣勢力反撲的極好時機，當然會以“民主選舉”、“參選競爭”為名進行拼死一搏。
在整個“總統”選舉過程中，李登輝很有章法，步步為營，將親蔣勢力的進攻一一擊潰。李登輝先是在1990年元月2日放風要讓李煥出任“副總統”，在遭到痛恨李煥投靠李登輝的親蔣派的激烈反對後立即終止。再是阻止蔣緯國競選“副總統”。親蔣派利用此次機會準備把蔣緯國扶上臺，以限制李登輝的權力，在擁蔣一方為蔣緯國大造聲勢、廣泛活動的喧鬧聲中，李登輝宣佈將與“總統府秘書長”李元簇搭檔參選正、副“總統”。
對此，親蔣派決定公開抗爭，這就是在國民黨演變史上影響深遠的權力鬥爭——“二月政爭”。在政爭熱潮中，親蔣派被稱為非主流派，李登輝的親信勢力被稱為“主流派”。在2月11日舉行的國民黨第十三屆臨時中央全會上，非主流派提出要以“不記名投票方式”決定候選人，主流派提出依照慣例“起立、舉手方式”決定候選人，最後主流派的意見獲得通過，“雙李配”獲得黨內通過。這次會議是國民黨逃臺40年來黨內爆發的一場最大的公開權力鬥爭。以這次會議為標誌，國民黨內部分裂成“主流派”與“非主流派”兩大政治派別。
1990年3月21日，李登輝、李元簇在“總統”、“副總統”選舉中分別以高票當選。這是臺灣在結束蔣氏父子“強人政治”後第一次“總統”選舉。李登輝在“國民代表大會”間接選舉投票中高票當選，標誌著大陸籍“法統”勢力主政時代的結束，以李登輝為首的“本省臺獨”勢力主政時代的正式確立。
李登輝當選“總統”後，立即改組任期還不到一年的“李煥內閣”。原因很簡單，那就是要李煥退出政治中心。非主流派為了保住本派的利益，為了防止本派地盤再度縮小，所以不能再讓出“行政院長”的職位。在整體利益面前，非主流派只有一致對付主流派。李煥及其支援他的人馬，採取一連串“院長保衛戰”。4月28日，“立法院長”梁肅戎出面邀約李煥、林洋港、郝柏村等非主流派大老餐敘，以迂迴手法向李登輝表態支援李煥。以中生代增額“立法委員”為主體的“新國民黨連線”，也頻頻展開造勢活動，發動一百多名資深和增額“立法委員”連署，向李登輝展示李煥在政壇的影響和實力，聲援李煥連任。林洋港也三度公開表示支援李煥留任，向李登輝挑戰。
李登輝一年前調升李煥到“行政院”，並非是重用李煥，主要目標是為了先除掉“接班四人幫”中的俞國華，再把李煥調出黨務系統予以架空，為最終撤換李煥埋下伏筆。李登輝見非主流派反對情緒過強，只有利用非主流派來打擊非主流派這一用過多次但十分有效的手法，接受元老陳立夫提議，任命內心極為反感的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長”。
清除郝柏村
1990年5月2日，在星期三的國民黨中常會例會上通過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長”的提名。郝柏村出馬，讓絕大部分媒體和關心政治的人士跌破眼鏡，民進黨和一些輿論都抨擊這是“軍人干政”、“恢復軍事統治”。但是人們馬上從李登輝的決策中覺察到了李登輝的用意：堵住非主流人士的嘴，拔出眼中釘李煥，封殺林洋港，可謂是一石三鳥之計，這正是李登輝政治手腕高明之處。他不顧民進黨和社會上的反對，在5月20日宣誓就職時，提名郝柏村為“行政院長”。自此，李煥離開決策中心，如俞國華那樣，開始過起“政壇閒人”的日子。
郝柏村上臺後，針對臺社會治安持續惡化、民眾普遍感到不安和恐懼的情況，以“強勢治安內閣”為口號，實施鐵腕統治。一時間，治安狀況有所改善，社會秩序漸入正常，“臺獨”氣焰有所收斂。“李郝體制”在這一時期的合作，正如李登輝早先對“立法委員”所説的達到“肝膽相照”的境界，“總統府”與“行政院”度過一年多的“蜜月期”。但是，對於郝柏村，李登輝並沒有就此住手，還是要徹底清除。
俗話説“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李登輝為實現“一石三鳥”，把郝柏村扶上臺，並違心地對郝大加讚揚，現在要郝下臺，何患無辭。1991年8月以後，因為李登輝不讓郝柏村參加軍事簡報會議兩人開始起矛盾。1991年下半年，“立法院”總質詢時，“立法院”次級團體“新國民黨連線”明顯支援郝柏村，主流派的“集思會”若干“立法委員”則以猛烈炮火攻擊郝柏村。臺灣政壇上特有的“代理人戰爭”打響了。在關於蔣仲苓的授銜“一級上將”和劉和謙出任“參謀總長”問題上，兩人發生直接衝突。1991年6月，就職剛滿一年的“郝內閣”爆發“華隆案”，李登輝信任的“交通部長”張建邦因與翁大銘有財務上的糾葛被傳訊而辭職，新任“交通部長”簡又新上任不過半年，又因“榮工處承包十八標工程案”，所屬8人被法院提起公訴，主流派趁機大做文章。
李登輝和郝柏村的矛盾正在不斷加深。1992年3月，兩人終於在關於“修憲”中的“總統選舉”問題上，是用民進黨主張的“直選方式”、還是用國民黨主張的“委任投票直選方式”問題發生嚴重對立。李登輝站在民進黨的意見一邊，郝柏村站在國民黨意見一邊，這讓李登輝十分不滿。“總統選舉方式之爭”，是國民黨內主流派與非主流派自1990年“二月政爭”以來最激烈的一次政爭，郝柏村的轉變深深激怒了李登輝。同年12月，李登輝又準備把“閣員”、“國防部長”陳履安調任“監察院長”，直到3個星期後才由“總統府秘書長”蔣彥士通知“閣揆”郝柏村，此事則是深深激怒了郝柏村。至此，雙方的誤解和對立已經很深，李、郝關係到了攤牌的地步。李登輝暗中部署，籌劃逼郝下臺方案。1月18日至1月28日，李登輝和郝柏村10天見面3次，屢屢正面交鋒。李登輝面逼郝柏村下臺，郝柏村當面抵制。
然而，李登輝運用手中的大權，結合民進黨勢力，還是擊敗了“軍事強人”郝柏村。1993年元月29日晚，一敗塗地的郝柏村只得發表辭職聲明。2月4日，郝柏村率“內閣”總辭，同時出任國民黨“中央政策小組召集人”。2月10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了連戰出任“行政院長”的決議，連戰在李登輝5年間主導的第四次“內閣”改組中成為新的“閣揆”。李登輝與郝柏村由“肝膽相照”到“肝膽相裂”，是一場活生生的權力鬥爭，其結果，以郝柏村被迫繳械而告終。
郝柏村的下臺，是李登輝策劃、推行的“非蔣化運動”的結果，是非主流派的重大挫折。自此，非主流派全面退出國民黨決策圈，國民黨內失去了有效制約“國民黨臺灣化”、“李登輝獨裁化”的力量，失去了避免國民黨在“兩個中國”、“一中一台”路上越滑越遠的剎車功能。自此以後，李登輝利用國民黨，放手推行“本土化”和“臺獨”政策，也埋下了日後國民黨失去政權的重要根源。這才是國民黨的悲哀，這才是臺灣人的悲哀。(環球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