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當日軍對華北威脅日急時，太炎又給當局獻策，建議將北方之中共力量“驅使出塞，即以綏遠一區處之。其能受我委任則上也；不能，亦姑以民軍視之”。
本文摘自：《原來如彼 南方週末往事版文錄》，作者：南方週末，出版：南方日報出版社
然而，到“九一八”之後，嚴重的外患使章太炎面臨一個身份認同的挑戰：作為“民國遺民”，他可以不認同國民黨政府；作為中國人，他卻不能忽視國家這一實體正在遭受侵略這個現實。太炎最恨政府不抵抗，但他一開始尚處沉默，因為“擁蔣非本心所願，倒蔣非事勢所宜，促蔣出兵，必不見聽”；除了沉默，別無他法。1932年東三省全部淪陷後，太炎終不能再沉默，不得不公開表示“擱置”其“反對一黨專政”的主張，支援中央政府，將其愛國落實到國民黨“黨治”之下的整體中國之上。
當日軍對華北威脅日急時，太炎又給當局獻策，建議將北方之中共力量“驅使出塞，即以綏遠一區處之。其能受我委任則上也；不能，亦姑以民軍視之”。
此計的傾向性且不論，從策略角度看，的確高明。首先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而共擊日本，最合時宜。從國民黨的私利看，若中共得綏遠，即處對日之最前線，此時為自保也不得不與日寇死拼；則國民黨不僅可省下“剿匪”的兵力以對外，而日軍亦必因與中共的交戰而削弱。
但那時的當局者恐怕敵視共産黨不亞於日本軍，太炎此計終未見聽。不過這一次不聽，局勢很快就發展到對國民黨當局極為不利。到1935年，章太炎觀察到：“為今日禦敵計，欲乞靈外援而人不助我也；欲改良政事而時不我待也；欲屈志求和而彼謀求無厭也；欲守險窮山而入不可復出也。”這一分析，實將國民黨政府既不能戰、又不能和的尷尬局面説得透徹無比。太炎以為，雖然第四策“差可茍延祚運”，但也只能是“姑經營以待末路”。
後來國民黨果然退入西南“守險窮山”，其結局也基本如太炎所説是“姑經營以待末路”。抗戰後雖也曾復出，幾年內即不得不退出大陸，“轉進”臺灣。則章太炎當初的預見，實不亞於諸葛孔明之隆中對。1935年時即能有那樣深遠見解的，舉國似未見第二人，實乃名副其實的國器。可知太炎自謂其“于草昧經綸略有把握”，所言不虛。
有人或指責章太炎一生論政，立場反覆，變化頻仍，缺乏原則性。其實章太炎論政有一特定原則，即他自己所謂“但論今日之是，不言往日之非”。這也有其思想基礎，他早就注意到“丘壤世同，賓萌世異”的歷史規律，故“上古以來，百王有政教，各持一端”。這樣，“欲經國寧民者，不得不同於世俗”，而世俗又是在不斷變化的，“昔人所即是非，亦與今人殊致”。民初中國政治局勢變化急劇，既然側重“今日”之表現，則其所論必因時因事而變。
不過太炎變的只是態度，所據的原則其實是不變的。他一向主張中外之別大於國內的派系之分，1925年曾明言反對“廣東的黨政府”。然而在“九一八”之後，當華北的宋哲元欲以“共黨分子”之名制止學生運動時，他又主張“學生請願，事出公誠。縱有加入共黨者，但論今之主張何如，何論其平素”。態度似乎數變，而立場則始終如一。
觀章太炎一生論政，秉持“只看今日，不計以往”的原則，似乎非常實際；而其所論，又常從理性出發，即揆諸當時局勢選出最佳策略而進言。且其論政多從中國整體出發，眼光遠大；所獻之策，常常是最應當做的。不過，實際政治最好也只能在“最應當”和“最可能”之間妥協：上焉者或因不得已而妥協，下焉者根本就選取對當局之個人或政團最有利者而為之。太炎計之所出，有時要求領袖要有天下為公的願望，有一定程度的超越性；而民國政治人物，似又不能不顧及本派本黨利益，實難超越。結果太炎所獻之策，幾乎無一被採納，故給人以所論不中的印象。
有人或者會説：既然所獻之策無一見納，實説明都過於理想而不切實際。其實不然，所謂切合實際，主要看是否具有可行性。觀太炎上述各策，明顯對各當局者有利，且並無太多實行的困難；只是當局者另有所慮，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蓋前述各當局者，派系的私見往往超過理智的判斷：凡事不僅要對自己有利，還希望完全不對他人有利；即使是所謂“雙贏”的局面，也不願接受。結果還是自己吃虧，利了他人。這中間的互動關係相當微妙細緻，此處就不能詳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