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30年代初期的反蔣派系中，最具實行精神的是馮玉祥。塘沽協定簽字前幾天，馮玉祥即在胡漢民等人的支援下，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奮起救國。第二天，西南派即通電支援，表示願為後盾。塘沽協定簽字後，李宗仁，陳銘樞、蔣光鼐等於6月7日在廣州會談，就反蔣抗日問題達成初步意見。10日，胡漢民、鄒魯致電閻錫山，要求閻公開表態支援馮玉祥，並就近予以實際援助。
本文摘自：《百年潮》1997年第6期，作者：楊天石，原題：《一項南北聯合倒蔣計劃的夭折》
閻錫山生前不僅注意保存自己的檔案，而且還專門設立機構，截收民國時期的各方電報，因此，臺北“國史館”所存閻錫山檔案內容極為豐富，可以説是研究民國史的一座尚待開發的礦藏。
我訪問臺灣期間，曾瀏覽過閻錫山檔案的部分內容，茲就30年代一項南北聯合打倒蔣介石計劃的提出和夭折，略窺該項檔案的價值。
30年代初期，天津是華北的政治重地，各派都派有代表常駐。閻錫山在天津也設有聯絡處，其負責人為傅覺民，任務是與各方聯繫，收集情報，收轉各方文電。當時，各方打給閻錫山的電報常常是先打給傅覺民，再由傅打給山西清鄉督辦楊愛源，由楊加以處理。本文所述，即為此類電報。
日軍侵略華北，胡漢民等加緊倒蔣、拉閻、支馮
1933年3月，日軍侵佔熱河，進攻長城各口。5月31日，中日雙方在塘沽簽訂停戰協定，南京國民政府讓出察哈爾北部與河北東部大片國土，並在事實上承認了日本對於東三省和熱河的佔領。其後，日本帝國主義即在冀東建立偽組織，蓄謀進一步擴大侵略，建立所謂華北政府。
塘沽協定加深了華北危機，也加深了國民黨內的派系糾紛，以胡漢民為首的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簡稱西南派）企圖利用這一時機，加緊反蔣活動，計劃出兵北上。6月4日，傅覺民致電楊愛源，彙報西南情況雲：“塘沽簽字喪權太甚，西南倒蔣，更為積極。惟對出兵事，須另定辦法。”在日軍侵略熱河時，廣東、廣西、福建三省曾組織西南聯軍，以十九路軍抗日名將蔡廷鍇為總指揮，出師援熱，但因蔣介石阻止，師至湖南郴州而返。本電所言出兵，指當時西南方面正在醞釀的新的倒蔣軍事行動。
在30年代初期的反蔣派系中，最具實行精神的是馮玉祥。塘沽協定簽字前幾天，馮玉祥即在胡漢民等人的支援下，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奮起救國。第二天，西南派即通電支援，表示願為後盾。塘沽協定簽字後，李宗仁，陳銘樞、蔣光鼐等於6月7日在廣州會談，就反蔣抗日問題達成初步意見。10日，胡漢民、鄒魯致電閻錫山，要求閻公開表態支援馮玉祥，並就近予以實際援助。電稱：
煥公崛起，請公就近援應，並號召各方，與之一致，無使受各個擊破，是所切禱！閩、桂、粵諸處，人已齊集廣州，商討蔣計劃。乞示我周行，無任遠盼。
西南派是一個複雜的派系，在反蔣抗日上雖然有共同語言，但其內部仍然矛盾重重。傅覺民將此電轉報山西的同時，特別説明：胡漢民等西南元老派、在野的李濟深、陳銘樞與廣東陳濟棠之間，“主張仍不能完全一致，故一時仍不易有開展作法”。閻錫山有鋻於此，決定暫時觀望。
蔣介石和地方實力派之間本來就存在著種種矛盾。在日寇的侵略已嚴重威脅華北以至華東地區部分實力派利益的形勢下，為了自保，不少派系都有投入抗日反蔣潮流的動向。5月下旬，華北各實力派代表在天津會商，山東韓復榘的代表表示，將通電“數蔣誤國之罪”，並與西南方面保持一致。其辦法是：由閻錫山領銜；如閻有顧慮，則請楊愛源及山西將領參加聯署；如楊亦不便參加，則請山西方面“盡力援助”。電發，山西方面沒有反應。
閻錫山統治山西多年，既工於權術，又老於世道。他雖和蔣介石有矛盾，但中原大戰時已有過反蔣失敗的經驗，要他再—次挑頭反蔣，“號召各方”，自然不是容易的事情。
南北兩方計劃會師長江，共討蔣介石
馮玉祥察哈爾舉事之後，南北各派反蔣力量都曾計劃有所行動。南方，胡漢民等準備組織與南京相對立的政府，成立西南聯軍，北出長江；北方，梁冠英等推中原大戰時的前敵總指揮鹿鐘麟為首，準備出兵武漢，與胡漢民等會師。7月6日，傅覺民電楊愛源報告稱：（一）西南出兵刻下積極進行，俟將來到達相當地方時，剿共、倒蔣即雙管齊下。（二）馮玉祥就職多日，大家認清已無良好辦法，但甚望他能支援下去，以待時局之變化。（三）梁冠英、張印相、上官雲相等均有代表往返相商，俟西南出兵到湘，即擁戴鹿瑞伯（鐘麟）進佔武漢。傅覺民並稱，李宗仁、白崇禧已派前同李宗仁夫人來過山西的瞿雨農來津，共商進行。傅電顯示，一個南北同時出兵，會師長江，共同推翻南京政府的計劃，正在醞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