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接受蔣介石與延安聯絡的任務後，在上海找他的姐姐宋慶齡商議，委員長交辦的與中共聯繫的任務還未進入實質性階段，需要派一名使者直接進入陜北送信，與中共中央取得直接聯繫，希望宋慶齡姐姐幫助。
宋慶齡説有一個人可以擔當此任。
宋子文問是誰？
宋慶齡説董健吾呀！
宋子文説董健吾？
董健吾既是我地下黨員，又與宋子文是上海聖約翰大學同學，又名周健吾，江蘇青浦人，公開身份為上海聖彼得教堂牧師，曾經與東北軍將領李杜聯繫，幫助毛岸英、毛岸青赴蘇聯，他有很好的隱蔽身份。
宋慶齡説你不要多問，他保證能完成任務。
宋子文完全相信他的姐姐，答應了。
董健吾行前，宋慶齡為了使他工作方便，讓財政部長孔祥熙委任為“西北經濟專員”，保障旅途安全。
呂振羽與中共北方局接通關係的同時，還同地下黨員左恭聯繫找上海共産黨的關係。兩條線同時與中共方面發生了聯繫。
左恭向上海黨組織報告此事，上海黨組織介紹地下黨員張子華。張子華假稱是中共長江局系統的黃同志。中共上海黨組織決定張子華與董健吾一起進陜北蘇區。
然後，諶小岑請示了曾養甫。曾養甫報告蔣介石同意後，二人同行，千里迢迢前往陜北。
他們到西安後，冰雪遍地，寒風刺骨，無法到達陜北。
董健吾拿他的“西北經濟專員”證件到張學良公館找張學良幫助。
張學良慨然相助，派飛機把他們送到延安。
東北軍派部隊把他們送到紅軍邊防司令部。
紅軍司令員李景林派部隊把他們二人送到了瓦窯堡。
瓦窯堡是陜北的交通要道，是一個物資集散，商販雲集的城鎮。
朔風在雪地上呼叫。
林伯渠、張雲逸、袁國平等在瓦窯堡城門口迎接上海來的稀客。
第二天，林伯渠帶董健吾單獨見了政治局委員博古。董健吾把宋子文的信件交給了博古。
瓦窯堡把上海來人的事情立即報告了在呂梁山區的皺褶中張家塔村指揮紅軍作戰的毛澤東。
毛澤東覺得國民黨方面來人到陜北，畢竟是一件大事。從上海來的兩個地下黨人員彙報的情況，應該讓負責與張學良談判的李克農與聞，他掌握情況越多越好。
2月28日，他與彭德懷從山西前線致電李克農，通報董張二人到瓦窯堡的情況，告訴李克農：董和張説，蔣係的陳果夫是主張聯紅反日；特務頭子曾擴清主張聯日反紅；孫科、于右任、張群、馮玉祥等主張聯俄聯共，蔣介石也有與紅軍妥協反日的傾向。
3月1日，毛澤東與彭德懷軍次石樓北端山溝中的李家塔村。
毛澤東感到從白區來了兩位同志，帶來了蔣介石、宋子文的重要資訊，很不容易，是很重要的事情。
他想親自聽聽白區的情況，了解許多事情，對中央決策有利。
他電周恩來從清澗來石樓。
2日，他同張聞天、彭德懷致電博古，要他和林伯渠、高福源（被俘東北軍團長）、董健吾、張子華一塊來山西前線石樓，聽取彙報，討論我黨的外交問題，對日作戰的戰略和策略，主力紅軍下一步的發展方向等問題。
博古接到毛澤東的電報，找董健吾商量。
董健吾向博古表示，他不可在陜北久待，恐怕時間長了不利，想馬上回去復命。
博古趕快報告了毛澤東。
3月4日，毛澤東收到博古的電報，與張聞天等在山西前線的政治局委員研究，同意董健吾先回南京。但要在瓦窯堡等待把中央的意見帶回。
毛澤東在給博古的電報中説，“同意董健吾先回南京。兄偕高福源、張子華2人來此開會”。
東北軍的駐地與陜甘蘇區毗鄰。紅軍同他們打過不少仗。
在甘泉附近的勞山和榆林橋，徐海東指揮紅15軍團，同王以哲的67軍作戰，俘虜了幾千人，其中有東北軍619團團長高福源。高福源是張學良的親信，脖子上有一個疤痕，外號叫“高疤脖子”，作戰剽悍勇猛。紅15軍團同他作戰傷亡很大。所以，他被俘虜後，徐海東打了他兩個耳光子。他一直待在瓦窯堡。
毛澤東長征到瓦窯堡後，同他談話，問了很多情況。
毛澤東、張聞天等在前線研究決定，讓董健吾帶回中共中央“願與南京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的意見。
博古收到政治局的意見後，立即轉告了董健吾。中共中央的5項意見是：“甲，弟等十分歡迎南京當局覺悟與明智的表示，為聯合全國力量抗日救國，弟等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乙，我兄（指董健吾）復命南京時，望懇切提出弟等下列意見：1，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青紅皂白，一致抗日；2，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3，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禦日寇邁進；4，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5，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計。”這時，紅軍與王以哲軍的互不侵犯與經濟通商口頭協定已經訂立。毛澤東同時把以上意見發給在洛川王以哲軍中的李克農，讓他通報王以哲，由王再轉告張學良。
國共兩黨的這個秘密通道的建立很不容易。
第二天，董健吾帶著中共中央的意見啟程回上海。
3月，董牧師回到上海後，到宋慶齡公館，向宋慶齡彙報他的陜北之行情況。然後説，去年12月，張學良來上海秘密會見了東北抗日義勇軍將領李杜。張學良委託李杜幫助尋找中共中央的關係，商談聯合抗日問題。
宋慶齡聽後，想起史沫特萊和艾黎曾經送一位“周先生”來她的公館躲避警察搜查。“周先生”是個很有學問和閱歷的共産黨員，很合適去辦這件事情。然後就讓董健吾約“周先生”見面。
“董周”一見面，雙方都認出來了，所謂“周先生”者乃中共特科工作人員的闕尊民，是四川南溪人，在浙江省立高等工業學校學習期間加入青年團，在歐洲留學時經朱德介紹轉為共産黨。回國後在上海中共中央軍委保衛局和浙皖蘇區從事秘密工作。
二人哈哈一笑，開門見山。
董健吾問闕尊民可否代表張學良找中共聯繫共同抗日的事情。
闕尊民幾年不見董健吾，有點狐疑，怕上了國民黨的當，説他需要找到黨的關係請示，考慮兩天后答覆。
他回去後考慮，張學良找中共，是大事，是大局，即使其中有詐，有危險，自己犧牲，也應該在所不辭。他答應了董健吾，化名劉鼎準備到西安見張學良。
李杜電告張學良：“尋找的朋友已經找到”。
這時，張學良剛剛會見了李克農。張學良很重視李杜介紹的關係，派高級參議趙毅專程去上海接劉鼎。
趙毅順利地把劉鼎接到西安，在金家巷張公館見到了張學良。
沒有想到張學良對劉鼎的作風和談吐印象極佳，他認為他儀錶堂堂，思維敏捷，學識淵博，談吐坦誠，學過理工，留學德國、蘇聯，在上海搞過秘密工作，在蘇區參加過戰爭，見識甚廣，閱歷不凡。
他對劉鼎説：“劉先生的見解不同凡響，你是我請來的朋友，就住在我這裡。”
然後，張學良帶劉鼎一塊到洛川67軍軍部，住了十幾天，天天與張學良、王以哲同桌共餐，品茗神聊，無話不談，國內國外，軍事政治，抗日策略，公事私事，海闊天空，雲山霧罩，只談到餐後不願離席，接著又上了第二餐。張學良覺得遇到了知己。晚飯後，晚照中，他們在城墻上並肩散步。張學良由對劉鼎的好感，延伸到對共産黨的好感。
有時候，他懷疑“劉鼎就是王稼祥吧”？
他交代他的部下考察這個人是不是就是大名鼎鼎的王稼祥。
4月9日，張學良與劉鼎飛到延安。張學良見到周恩來和李克農。
然後，張學良説“我這裡還有一位共産黨的代表劉鼎先生”。
周恩來一陣錯諤。
然後一看，這不是闕尊民嗎？“原來是你呀，想不到在這裡見面了！”
劉鼎1930年從蘇聯回國就是向周恩來報到的。然後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在敵人的眼皮下心臟裏堅持鬥爭。周恩來到蘇區後，4年沒有見面了。
張學良見周恩來與劉鼎都很熟，更覺得劉鼎在共産黨裏是有地位的。
第二天，劉鼎隨周恩來與張學良道別，大雨中先到十里鋪，再到瓦窯堡。向博古等領導彙報了從上海到張學良處工作的情況。
博古立即通報了呂梁山中的毛澤東、張聞天。
毛澤東和張聞天認為劉鼎的工作很有成績，與張學良建立了很好的關係，不容易，決定派劉鼎任駐東北軍的代表，繼續做東北軍的工作。劉鼎出發前，李克農和他約定了兩套電報密碼，試用了幾次，準確無誤。劉鼎再次出現在洛川的張學良面前，張學良喜出望外，説：“我估計你會回來，也盼望你回來，果然你就來了。”張學良誠懇地説：“你在名義上是李杜的代表，也是我的隨從軍官。你要在東北軍內部多活動，多多幫助我。”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大風雪中，博古、林伯渠、高福源、張子華在警衛部隊的護送下，從瓦窯堡騎馬出發，到延川，過黃河，到了山西前線交口鎮。
周恩來已經從清澗過河到了交口鎮。
民房裏，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凱豐、林育英、彭德懷、林伯渠等開會討論與蔣介石談判的條件與策略，分析國民黨各派對抗日的態度，對胡漢民、陳立夫等英美派人物有聯俄聯共抗日傾向的工作問題。
然後，毛澤東單獨同高福源談了話。
毛澤東請了高福源一枝五台牌香煙，説，高團長，希望你多做紅軍與東北軍共同抗日的工作。
高福源説，沒問題，希望我找誰，我就找誰。
毛澤東問，你不怕回去，東北軍治你的罪嗎？
高福源説，我不怕。我們東北軍有國仇有家恨，就是槍斃我，生能為抗日死，亦足矣。
毛澤東拍拍他的肩膀説，好呀，高團長，我對你寄予很大的希望。
然後，毛澤東又單獨與張子華談了話，了解了南京政府高官的派系和白區很多情況。
然後，博古、林伯渠一行離開前線回到了瓦窯堡。
後來，紅軍西征時，彭德懷的前線指揮部在甘泉附近。
毛澤東給彭德懷打電話，説我把高福源送到你那裏，要好好優待他，他願意回去就讓他回去。
高福源一到彭德懷的指揮部，彭德懷就讓高福源同他住在一個窯洞裏，同炕而眠，同他徹夜談心。
甘泉縣城住在一個“垣”上，我軍圍困已經很久，就是打不下來。彭德懷就讓高福源爬在一個墳地裏向東北軍的師參謀長喊話。參謀長不信，説你是被槍頂著呢！要求紅軍同他一起進土城談話。彭德懷就派方面軍政治部秘書長周桓（解放後東北局書記處書記）一塊進城談。城裏有王以哲的電臺，王以哲要他們二人到洛川去見王以哲。
到洛川後，高福源同王以哲談得很融洽。王以哲是黑龍江省賓縣人，曾任東北軍第19師中將師長，“九一八”事變時率第7旅駐守瀋陽，接不抵抗命令後，轉入大山中，向北平方向轉移。張學良率領東北軍進駐陜西後，王率部進入陜西任67軍軍長。這以後，張學良命令王以哲把住甘泉的部隊撤走了。紅軍佔領了甘泉，成為紅軍一個基地(作者根據2009年解放軍出版社版<毛澤東出兵山西>編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