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好些個梨園行裏的人都自家辦這麼一個私寓，這就是招待貴客的，安徽的鹽商，山西的票號掌櫃、煤商等等。馮耿光雖然是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但都是跟梅在那樣的場合裏邊認識。梅小時候就沒過過一天好日子，是在這樣一個五方雜陳、藏污納垢的環境中間長大的，所以宋人説“出污泥而不染”還真有道理。
在梅的出身上你就能夠看出，他是有巨大反差的，一方面是被社會完全看不起，“貧”大家容易理解，什麼是“賤”？我給你舉個例子，要採訪一個梨園行裏的人，梨園行的人説：“電視採訪沒問題，那這電錢誰出？你們家不有電嗎？用我們家電那免談。您能用多少電？”這就叫“賤”！
一方面是出身低微，另一方面是有宮廷的榮耀，梅巧玲也是時不時進宮的，但他在民間，有時是裸著上身唱戲，我們稱之為粉戲。這些事情，都在梅蘭芳幼年成長過程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記。那梨園行裏的老人跟我説，誰三十了還坐人膝蓋頭呢。坐膝蓋頭是什麼意思？就是這男旦款款地扭著這腰身就坐到這豪客膝蓋上了，有沒有人請梅先生坐，有，但梅先生是不坐的，梅先生一輩子沒坐過膝蓋頭！開始學戲第一天，老師就説，“祖師爺沒賞你飯吃。”所以我覺得他是一個內心非常惶恐、脆弱，狀同年輕女子的男旦。
這些經歷勢必對他年幼的心靈産生一些打擊。可我覺得，這是拜時代之賜。民國的出現，對社會來説是一次大的解放運動。因為最基本的禁令——女性不能去戲園，被打破了。梅是在這麼一個氣氛中間，突然亮麗地跳脫而出。
我每次去日本，那些發行公司的老闆老跟我説，我們這兒的市場是一個“femaledrivenmarket”(女性推動的市場)，是被女性推動的市場。同理，不管這些女性來自什麼樣的家庭，青年女學生也好，在家的小使女也好，或者是藏于深閨的千金小姐也好，甚至是姨太太，一旦在燈火通明的劇場中間看到宛如天仙的梅蘭芳，你可以想像她們的心境是什麼樣的。
所以我覺得，唐德剛教授的記載不為虛言，“雨點也似的各種財物就扔上臺去……老爺被別人割走了一副皮袍子都不知道……外國公使們坐在那兒，雖然不懂，但也回頭説一句‘王豆腐’(wonderful)。”
梅一生遇到好多不堪的事兒，為了搶他，兩個班主打起來，自己的親戚還有人受了傷。梅黨赴美之前，頭一個站出來大罵的是魯迅，梅先生沒回嘴。我在梅身上看到最大的力量就是一個“忍”字，他的真實都建立在自保的基礎上。因為地位沒保障，梨園行首先要自保。他也可以一擲千金，堂會賺錢最多的就是梅先生，因為有兩個豪客在底，一個叫張宗昌，這是山東軍閥，一個叫張作霖，是東北軍閥，兩人碼價，最高碼到一次堂會六千塊大洋，那能買十二個四合院。
梅家整日是席開八桌，流水席，各方賓客絡繹不絕，川流不息，梅先生沒有一句話説“他們憑什麼吃我的”，沒有，他是打開大門，接濟、周濟他的朋友們，成功的和不成功的。譬如説，有一次，齊白石先生非常落寞地坐在一家堂會裏，誰也不認識他，但梅蘭芳過去敬茶，引得白石翁事後還寫詩讚頌梅郎，説“而今淪落長安市，幸有梅郎識姓名”，滿京華之中唯有梅郎還識得老朽啊！所以，梅先生不是週到，不是有意為之，他是心到了，眼也就到了。
他是一個天真的藝人，他哪懂政治，邱如白跟他説，“畹華，上臺灣吧”，他沒説國民黨腐敗，只淡淡地説了一句説“那座兒少吧”，他就惦記著唱戲呢，你説説，他就為這個留下了，你從這裡可以看出他是個很平常的人。但是他又有不平常之處，兩位名角是比較決絕抗日的，一個是梅蘭芳，八年不唱蓄鬚明志，黑木大將攻陷香港之後把他請去了，他跟黑木怎麼説，“歲數大了，唱得也不好聽，我就不唱了。”
還有一位，可以説是梅一生的競爭者、夥伴、尊為老師的程硯秋，盧溝橋種地一種種七年。還有一件不能解釋的事情，就是當時日本人曾經跟梅説過，你可以去中國後方，我們網開一面，你去重慶，你別在這待著，“我不去。”我不能夠把他説成他想起一個砥柱中流的作用，他沒那麼偉大，但是他確乎留下歷史上的謎——他沒有離開日本佔領區，但他也不唱。
這就是梅先生成功的原因，這也是我們在電影中希望表達的：他其實一直都是個凡人，他對自己是有這種要求的。所以他在名韁利鎖構成的紙枷鎖的束縛之下，一直心平氣和地面對他所遇到的所有的人生問題和挑戰，與困難共處，從來沒有撕壞過這副無形的紙枷鎖，可以説是完好地把它帶到了萬花山他的墓地裏去了。
我們可以把梅作為一個普通人放到一個更大的背景中間去加以觀察，而不是對他求全責備。比如説前些日子哪個報紙上説：“梅是沒給日本人唱戲，有一天誰家請客來倆漢奸他也坐下就吃了。”那你要求他怎麼著，站起來就走？他是文天祥嗎？他不是文天祥。不能老要求他“零丁洋裏嘆零丁”，他不是這樣的人呀，他是生活在常態的一個人，這才是梅蘭芳特別寶貴的地方，他有他的弱點，有他內心的痛苦，有他的孤單，同時有他的決斷，有他的勇氣，是這麼一個人，這樣才是合情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