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前夕，國民黨正面戰場反遭大敗，又丟棄了40個師的裝備
進入1944年春夏季之後，世界各反法西斯戰場都在節節勝利，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敵後戰場也展開了“遊擊反攻”，惟獨中國正面戰場卻出現了大潰敗。在日軍針對豫湘桂的“一號作戰”中，國民黨軍丟失6000萬人口廣大區域，丟棄了40個師的裝備，一直敗退到貴州獨山。1945年初，日軍又打通了從河南至廣西邊境和廣州的“大陸交通線”，國民黨政府甚至準備遷都到偏遠的西昌。
徐焰認為，抗戰初期國民黨當局還可用武器落後為失敗辯解，1943年以後中美空軍已掌握制空權，國民黨軍得到美國的軍援後裝備也比日軍先進，兵力更一直居於絕對優勢，侵華日軍已是強弩之末，這時再遭慘敗真是無法向人民解釋。
1981年徐焰在撰寫研究生畢業論文時，曾經採訪過中國駐印軍實際最高指揮官鄭洞國，詢問出境的國民黨軍戰鬥力為何遠比在國內高？鄭洞國回答説主要有兩條：一是到印緬的部隊完全由英美供應並得到空中支援，加上訓練良好，各方面都能壓倒衣食彈藥不濟的日軍；二是出國後士兵無法再開小差，打回祖國才有出路。徐焰還查閱了1944年11月兵役部部長鹿鐘麟給國民政府的報告，數字顯示抗戰7年間徵壯丁共1100萬人，其中有重復統計，實際到達戰場者不到500萬人，其餘都逃跑或病故。國民黨軍兵員形成“抓——逃——再抓”的惡性迴圈，戰鬥力可想而知。
腐敗無能終為歷史所拋棄，人心向背既決定戰爭勝負也決定著政權興亡
全面看待歷史的人，都承認中國軍民抗戰的事跡可歌可泣，不過由於當權者腐敗無能，取得的戰果受到了很大限制，沒有能夠從根本上扭轉戰局。徐焰認為，直至日本宣佈投降時，中國戰場上日強中弱的局面都沒有根本改變，國內戰略要地包括北平、南京、上海、武漢直至廣州還都在日軍控制之下。
徐焰分析説，國民黨當局在抗戰時的指揮和施政極差，令人失望，尤其是當權者發國難財，只顧搜刮而不顧民生。抗戰期間蔣介石提倡“新生活運動”，號召不抽煙、不喝酒，力戒貪污，然而，己不正焉能正人？他的親屬和心腹的極度腐化造成上行下效，利用外戰消滅和排斥異己更激起內爭不息。“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和“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諷刺之詞，可謂當時社會大眾對國民黨當局最憤懣的評價。
抗戰期間中國丟失了大部分富庶地區，大後方民眾更為困苦，國民黨當局卻搭上美英戰車，腐化之風更急劇滋長。徐焰舉例説，蔣介石的連襟孔祥熙、內兄宋子文相繼主管國家財政借機自肥，而孔祥熙、宋靄齡之女“孔二小姐”則以走私暴富，賣官鬻爵，連孫連仲升任上將軍銜也要向她疏通。1942年美國批准了2.5億美元對華貸款，馬上有0.8億美元轉存到孔氏家族在美國的私人賬號上。
徐焰認為，軍民關係惡劣，又是影響國民黨軍抗戰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湯恩伯統轄下的河南，民謠有“水、旱、蝗、湯”禍害中原之謂。國民黨軍隊為攔阻日軍進攻掘黃河花園口大堤，淹沒日軍千余人卻淹死百姓89萬人。1944年日軍以15萬兵力進攻河南，湯恩伯部40萬軍隊1月內全部崩潰。據當時第一戰區《會戰之檢討》中承認，湯部敗退時“豫西民眾到處截擊軍隊”。國民黨軍在本土作戰反而沒有群眾支援，根源何在？在於其政權是壓迫人民的腐朽階級的代表。如此不得人心的政權和軍隊，就是舉著抗日旗幟也無力對日軍進行大反攻。
1945年8月，在國際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打擊下，中國的抗戰以日本投降宣告勝利。由於蔣介石政府堅持了8年抗戰，對此中國人民還是給予肯定的，然而這一點並不能抵消其腐敗無能和反人民行徑留下的積怨。徐焰説，由於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權沒有改弦更張，反而將“接收”變為“劫收”，進一步橫徵暴斂，令民怨沸騰，結果剛享受勝利者榮耀的國民黨政府只能是迅速崩潰。1950年1月12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全國新聞俱樂部講話時也解釋説：“蔣介石並不是為軍事優勢所擊敗，而是為中國人民所拋棄。”看看抗戰期間正面戰場和大後方的情況，便可知道這個“拋棄”是必然的，人心向背既決定戰爭勝負也決定著政權興亡。（本報記者 韋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