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年前，原國民黨93師從中國大西南敗退到泰緬寮邊區，伺機“反攻大陸”。隨著形勢轉變，先後兩次撤往臺灣後，餘下數千人，輾轉流落在叢莽裏。他們前無出路，後無援助，靠為泰國政府征戰，換取在泰北荒山的生存權，最終在美斯樂紮下了根。
14歲的常麗芳，匆匆到鄉公所見了父親一面，關在鄉公所的父親叮囑她快跑，去找常家世交、原國民黨騰衝縣縣長，抗日時期曾任滇康緬遊擊第二路縱隊司令的劉紹湯。常父説，劉紹湯一定會收她入伍，要她無論如何要自保，保住常家的血脈。
那是1950年5月12日。
第二天，她的父親、三叔、小叔、二哥，在全城的鬥地主大會上被就地正法。常家是騰衝大戶，每年光收租子就能收四萬多鬥米，“是該被鬥爭清算的人民公敵”。和常家男丁一同被處決的共有20多人，也都是當地大戶。
那時，新中國剛剛成立7個月，雲南騰衝解放才5個月，新的騰衝縣委在徵收公糧時受到種種阻撓，還發生了暴亂。從1950年5月起，騰衝縣委縣政府的中心任務就是剿匪和減租退押。
除騰衝外，中國西南的其他地方也不太平，國民黨李彌部、李國輝部正在暗中集結，跨過中緬邊界逃亡緬甸組建“復興部隊”。雖是各路人馬混雜，因為有抗日遠征軍2 6軍93師底子，他們一直以93師自居。
常麗芳就是在這時找到了劉紹湯。不久，劉紹湯帶著她，和原雲南綏靖公署科長馬俊回、滇東機場守備司令蘇令德等人一併逃往緬甸，投奔李彌。
■ 孤軍出現在金三角
1950年前後，像常麗芳、劉紹湯這樣，先後投奔李彌的雲南籍人氏、前國民黨殘軍、邊境兩側土司、往來于邊境的馬幫，多達6000多人。這些人在緬甸、寮國、泰國交界的原始森林中暫時駐紮下來。
1950年初，李彌帶著蔣介石的親命從臺北飛回緬甸。李彌要在三國交界處建立“反共抗俄救國軍滇南邊區第一縱隊”。12月，李彌任“雲南省人民反共救國軍總指揮”。 從臺灣回到緬甸的李彌，還從香港帶來了原國民黨39師少將師長、抗戰時期武漢衛 戍區司令段希文。段出身雲南講武堂，是朱德和胡志明的校友。
不久，這支受美國資助的軍隊開始由清邁向中緬邊境轉運。待殘軍在人員、補給上得到初步恢復，1951年4月，李彌指揮部隊向中國邊境上的解放軍發動進攻，以失敗告終。
於是，李彌便不再急於反攻雲南，將精力放到休養生息上。為了給部下灌輸反共思想，他開辦了反共抗俄大學，自任校長。同時他還開展多種政幹培訓，常麗芳就在1952年接受了這一訓練，並被分配到政幹隊第三區。
這一時期，李彌還做了一件對日後影響較大的事——修建了機場。
從此，緬北森林邊這片空曠場地上，經常有不明國籍的飛機出沒，投下食物、軍械。有時飛機會在這個簡陋的機場降落，走下幾名穿美軍制服的男人，到森林中考察。
在緬甸薩爾溫江以東地區，到1953年已形成了國民黨軍事區，培養了近兩萬人，對外號稱十萬大軍。這十萬大軍不僅背負著“光復大陸”的使命，還聽命于美國中情局，聯合欽族、印度雇傭軍等緬甸反政府武裝向緬甸政府發難。
緬政府軍在戰爭中慘敗後，以國民黨部隊侵佔緬甸領土，危害緬甸主權為由，狀訴聯合國。聯合國做出了令李彌部撤軍臺灣的決議。
1953年7月，蔣介石派蔣經國飛到泰北看望部隊並傳達指示：“擇佳機，圖反攻。”
1953年底，臺灣當局在撤走5000多人後，對外宣佈精銳部隊已悉數撤離，餘下不聽命的部分，不再與臺灣有關。但事實上，在緬泰老邊界的余留人馬，還是為反攻大陸準備的。李彌歸臺後，1954年臺灣派柳元麟赴中南半島上泰老邊境地區江拉重組“雲南人民反共志願軍”，共分五個軍，五軍軍長就是李彌當年從香港帶來的段希文。
臺灣派來專員整訓“志願軍”，擴充軍械，壯大人員。這支武裝為了地盤和毒品生意，經常和緬泰的各種勢力發生武裝衝突，與中國邊境的解放軍也時有磨擦。緬甸政府再一次向聯合國提出控訴。
1961年，蔣介石宣佈第二次從泰國撤軍，這次又撤走了5000人。
泰國北部還餘下4000人。他們的後代，今天向我講述這段歷史時，會不約而同地提到一份“密令”，要求“只撤老幼、精幹全留”，踞此地建立反攻大陸的“復興基地”。
留下來的是雲南籍軍人居多，在臺沒有勢力和社會關係的3軍和5軍。他們在政治上被孤立後，又被斷絕了臺灣當局和美國方面的經濟支援，徹底成了孤軍。
常麗芳也成為孤軍的一員。這一年，她25歲。
正是1961年的第二次撤軍，讓《自立晚報》的編輯柏楊得知了這支懸在泰國北部的國民黨孤軍，以鄧克保的筆名寫成《血戰異域十一年》(後改為《異域》)一書，將這群身處死地的軍人推進了臺灣民眾的視野。沒過多久，這部披露了臺灣當局拋棄殘軍的小説就成了禁書。但它的影響力仍在不斷擴大，影響了臺灣幾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