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三書（增訂版）

　　“（錢）穆年七十時，已患青光眼，目力日衰，終至失明。但一向下筆千言，字甚工整，極少改訂，晚年目盲，展紙落筆，亦僅偶有疊字，故仍能撰述，惟不能親改，必賴夫人誦讀，口授訂正，是以仍能著述不輟，最後出書曰《晚學盲言》，雖雲自謙，亦屬紀實。”在《錢穆傳》一文中，歷史學家嚴耕望如此描述他的老師、天才史家錢穆先生晚年失明後的學術生活。此文已收錄於世紀文景近日出版的《治史三書》增定版一書中。

　　1990年8月30日，錢穆去世，享年95歲；9月6日，74歲的嚴耕望撰寫萬字長文《錢穆賓四先生行誼述略》紀念恩師；4年後又將《行誼述略》一文改寫為2萬字的《錢穆傳》，刊于臺灣“國史館”編印的《國史擬傳（第五輯）》（1995年6月刊）。後此文版權歸臺灣商務印書館所有。為豐富《治史三書》增訂版內容，便於讀者深入了解前輩學人的治學為人之道，世紀文景特購入此文簡體版權。

　　據了解，世紀文景之所以要推出《治史三書》增訂版，是因為今年恰值歷史學家嚴耕望先生誕辰100週年。關於嚴耕望，同為錢穆弟子的歷史學家余英時有過這樣的評價：“他的規模弘大承自（錢穆）賓四師，辨析入微取諸陳寅恪，平實穩健尤似陳垣，有計劃而持之以恒則接武呂思勉……耕望是史學界的‘樸實楷模’。”

　　嚴耕望：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

　　嚴耕望生於1916年，安徽桐城人，1941年畢業于武漢大學歷史系，著名歷史學家，臺灣“中研院”院士，專治中國中古政治制度和歷史地理。正是在武大學習期間，他與老師錢穆相識，此後師生情誼延續近半個世紀。

　　對他的這位學生，錢穆也是敬佩有加。1973年6月，他在一封給嚴耕望的信中寫道：“大陸流落海外學術界，二十餘年來，真能潛心學術，有著作問世者，幾乎無從屈指。唯老弟能淡泊自甘，寂寞自守，庶不使人有秦無人之嘆！”

　　最能説明嚴耕望“樸實”、“淡泊自甘，寂寞自守”、“潛心學術”的例子有二，其一是他的《唐代交通圖考》。他在1984 年寫序言時説，已為此書“付出三十七年之歲月”。用余英時的話説，“像《唐代交通圖考》這樣的大計劃，在西方或日本都只能出之於集體實踐之一途，即由計劃的主要執行人指導一二十個助手分頭進行。現在耕望則以一手之力完成之，他的恒心和毅力真足以驚天地而動鬼神了”。

　　第二個例子即是《治史三書》。用大陸史家虞雲國的話説，嚴耕望之所以著述此書，是因為“他發現包括錢穆在內的前輩大師述作儘管繁富，‘但教人治學的文字並不多見’，而‘薪火相傳，成功不必在己’，故發心撰述。”

　　兩岸三地歷史院係公認治史入門首選

　　《治史三書》由《治史經驗談》、《治史答問》以及《錢穆賓四先生與我》等三部分構成。這三個部分原先都是“為後學現身説法的小書”：其中，《治史經驗談》出版于1981年，《治史答問》出版于1985年，《錢穆賓四先生與我》出版于1992年；直至1998年，這三本“小書”才合併成《治史三書》。無論如何，這幾本書問世後，在兩岸三地大受歡迎。

　　虞雲國在寫給《治史三書》增訂版的導讀文章中提到下面這則故事：1980年代，曾有留學臺灣的韓國學生抱怨説，原想掌握中國傳統治學方法，豈料聽到的不是美國式方法，就是日本式方法，於是臺灣學者黃寬重向他們推薦了《治史經驗談》與《治史答問》；1987年，大陸學者黃永年收到嚴耕望轉贈的《治史經驗談》與《治史答問》，次年撰文稱譽這兩本小書是“對後學作‘金針度與’之書”。其後十年，兩書複印本在大陸研究生圈內廣為流傳。

　　在史家羅志田看來，《治史三書》所論諸如歷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具體規律、論題選擇、論著標準、論文體式、引用材料與註釋方式、論文的撰寫與改訂等問題，都是“學子所需，實在而具體”，對初學治史者“非常實用”。

　　披露史學史上的一些重要史料

　　除了分享畢生治史心得，嚴耕望還通過《治史三書》回顧了包括梁啟超、陳垣、陳寅恪、陳垣、錢穆、傅斯年等在內的幾代大師的治學為人之道。正如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傅傑所説，這本書“有橫有縱，既使我們親切而全面地了解作者的治學歷程與治學經驗，也披露了現代學術史上的一些重要史料”。

　　嚴耕望有一條座右銘：“工作隨時努力，生活隨遇而安。”在他看來，要做好治學工作，必須要有淡泊自守的生活修養，否則就會為名利所役，難成大器。正因為如此，他對大師們的回憶與評述，也同時關注工作（治學）與生活兩個層面，既包括大師本人的工作與生活，也包括他本人在這兩個層面上與大師們的互動。這就使得他筆下的大師甚至學術圈有了濃厚的人情味，只是在不同的時代與環境下，這些人情味的表現也有所不同。

　　例如，在憶及傅斯年時，嚴耕望寫道：“我第一次見到傅先生，他給我的印象，與外間所傳的並不一樣。一般都説傅先生脾氣很大，很專制；我倒覺得他對人很溫和，很隨便，也不見得很堅持自己的想法。”這是1945年的事，那時嚴耕望大學畢業已四年，因為戰事的關係，這四年中他只做了些臨時工作，很想找一份不耽誤學習的正職，於是毛遂自薦，大著膽子去見傅斯年，希望可以進傅主持下的史語所。傅希望他能做自己的助手，處理一些文書上的事，但嚴耕望自覺“最無辦事能力，筆下也很凝滯”，於是拒絕了傅的提議。但傅斯年並不以為忤，並且立刻就説：“那麼你就先到李莊史語所去，雖然正式的任命要等待所務會議通過，但應該沒有問題，你先去也沒有關係。”嚴耕望説，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傅先生很有度量”。

　　又如憶及陳垣、陳寅恪時，嚴耕望寫道，就治學言，這兩位先生都是當代歷史考證學的巨擘，但在立身處世方面，“我深愛寅恪先生純凈學術人的風格，而強毅獨立，不為名位誘，不為威武屈”，陳垣先生則自青年時代即熱心世務，“老年乃以毛為師……亦唯其與世浮沉的性格，所以晚年不免為政治洪流所覆沒，在學術上不能再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