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俄羅斯人科茲洛夫順利找到了哈日浩特遺址，其後幾年，他從古城中盜走大量珍貴文物，一直到目前，由於掌握著這一批中國文物，俄國在研究我國西夏曆史方面仍佔一定的優勢。

　　科茲洛夫（右二）與探險人員。（資料圖）科茲洛夫（右二）與探險人員。（資料圖）

　　黑城子，蒙語哈日浩特，在額濟納旗達來呼布鎮東南25公里處，在額濟納河東岸、巴丹吉林大沙漠西北邊緣。是700多年前西夏党項族所建立的地方割據政權所設立的12個監軍司之一黑山威福監軍司古城。歷史上，西夏在中國西北以寧夏為中心的廣大區域，其疆域“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方圓萬餘裏”，人口250萬，擁兵50萬，與宋遼三足鼎立。從1038年到1227年，歷經190年，1227年為成吉思汗蒙古大軍所滅。

　　西夏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以前對西夏曆史的研究很匱乏，黑城文物的發現與研究，促進了西夏學的形成與發展。黑城文物被盜，教訓是深刻的。

　　據楊建新、馬曼麗在《外國考察家在我國西北》一文中的記述：

　　早在1886年，俄國探險學者波塔寧旅行時，就在弱水一帶進行考察，從當地土爾扈特蒙古人處，得知有一處古城遺址。波塔寧將這一發現發表在《中國的唐古特——西藏邊區與中央蒙古》一書中，引起許多人對哈日浩特遺址的興趣。探險家科茲洛夫得知這一消息後，一心記住這個未被開發的寶庫。

　　1899至1901年，俄羅斯人科茲洛夫第4次到我國西北地區考察，曾派他的助手去考察額濟納河下游，目的是探聽關於哈日浩特遺址的具體情況。當地蒙古人察覺了他們的企圖，對有關遺址的事一字不提，使他的助手空手而歸。此後，其他一些探險家曾多次到額濟納河一帶探察古城遺址，也均未得逞。但科茲洛夫不罷休，他甚至表示願意為哈日浩特獲得的每一件物品償付高價報酬，但都沒能激起當地人去發掘。

　　1907年，科茲洛夫第5次到中央亞細亞考察，在路過額濟納河流域時，哈日浩特遺址的吸引力使他無法離開這裡。科茲洛夫來到額濟納後，備了厚禮去見郡王達什。從達什口中得知哈日浩特遺址的具體位置，達什還允許他們去哈日浩特進行考察活動，科茲洛夫喜出望外。1908年3月19日，他帶了4名助手，輕裝急進哈日浩特，達什還特地為他派了一位嚮導，他終於順利找到了哈日浩特。

　　科茲洛夫在一些破損的廟宇墻壁上發現了精緻的佛像繪畫、眾多的佛像，又找到了大量文書手稿、書冊等，記錄這些文稿書冊的，有漢文、波斯文，而大量的則是以後才被研究確認的西夏文。

　　1909年5月，距離進入哈日浩特後的一年零兩個月，科茲洛夫在探訪西藏東部之後，又趕回額濟納旗，再一次來到古城，進行了持續整整一個月的考察，盜取了更多的文物。他們的主要收穫物來自城外的一座塔中，這座塔高於地面10米左右。這座塔就像一座圖書館，一捆捆書籍、一卷卷畫軸，緊緊地堆放在塔中，還有一些書和手稿，用綢緞包裹著，堆放在下層。塔中還有大量木刻、青銅和鍍金的小佛像以及其他物品，與這些寶物放在一起的還有這座塔的主人——在塔的北墻高臺上仍保持著坐姿的人骨架。他顯然是一位很有學問、德高望重的和尚，塔內諸物，就是他的殉葬品。僅在這座塔中，科茲洛夫所得到的文書就達2000卷以上，各種繪畫300幅。

　　1923年至1926年，科茲洛夫去蒙古地區進行考察時，又到哈日浩特進行過一次發掘，也收穫了數量可觀的珍貴文物。科茲洛夫3次在哈日浩特盜去的舉世聞名的我國西夏文刊本和寫本總計數千種，其編號達八千號，其中百分之八十是佛經。此外，還有不少漢文、藏文、回鶻文、突厥文、敘利亞文、女真文、蒙文書籍和文稿，其他文物不計其數。

　　科茲洛夫從哈日浩特遺址中竊去的文物，是研究我國西夏和元朝歷史非常寶貴的材料。特別是西夏文物運回俄國後，開創了俄國對我國西夏曆史研究的新紀元，一直到目前，由於掌握著這一批中國文物，俄國在研究我國西夏曆史方面仍佔一定的優勢。

　　西夏文是我國歷史文化中一筆寶貴財富，它是倣照漢文篆字創造的一種記錄党項語的文學。西夏滅亡，西夏文也就成了無人知曉的死文字。在科茲洛夫發現西夏字文書之前，我國學者對西夏文所知甚少。哈日浩特古城遺址中發現的文書，不僅提供了研究西夏社會政治、經濟、法律、宗教等方面的大量材料，特別是給識讀西夏文提供了重要線索。在哈日浩特古城中發現的西夏文字典、文字有許多種，特別是古勒茂才所著的《番漢合時掌中珠》，用西夏文給漢字注音、釋義，又用漢字對西夏文注音，既是漢族人學習西夏文的工具，也是西夏人學習漢文的重要工具。從此，對西夏曆史的研究就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科茲洛夫所竊取的這些古物和文字書等，在1909年秋運到彼得堡後，立即轟動了世界。1910年，這些文物被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文字資料被送交俄國科學院亞洲博物館，1930年此館改名為蘇聯東方學研究所，1960年又改名為亞洲研究所。另一部分其他各種文物，被送交俄羅斯博物館，現仍藏在俄羅斯國立愛密塔什博物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