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鼎”終於重出江湖了。
封筆多年的著名武俠小説作家,年過七旬的臺灣前“行政院院長”、臺灣中華文化總會會長劉兆玄再度以“上官鼎”為筆名,創作長篇武俠小説《王道劍》。“劉大俠”上次發表武俠小説已是四十六年前的陳年往事了,如今重新執筆、再續文緣,兩岸書迷期待已久。
《王道劍》是章回體歷史武俠作品,以明朝“靖難之變”為主軸,並加入近年曆史學者最新考古發現,揭秘明朝建文帝失蹤之謎。書中將儒教與王道精神相融合,另辟武俠蹊徑,寫下一段隱晦中彰顯人性情操的歷史懸案,描繪出一個與真實歷史環環相扣的武俠世界。該書的繁體字本已於今年5月在臺灣面世,甫一上市便在登臺灣各大書店上榜(誠品書店中文類圖書第一名,部落格來武俠小説類第一名,金石堂文學第四名)。簡體字本近日由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武俠名家重出江湖
上官鼎曾是上世紀60年代臺灣紅極一時的新派武俠小説作家,武俠小説大師金庸曾盛譽:“臺灣在全盛時代,前前後後有五百位作家在寫武俠小説,作品大概有四千部之多。而我個人最喜歡的作家,第一是古龍,第二就是上官鼎。”
然而,連很多老讀者都不知道,當年的上官鼎,其實是兄弟三人合用的筆名。劉兆玄共有六兄弟,雖然六人都是理學博士,但劉家自小非常注重孩子國學素養,既要練習毛筆,又要背誦經典。中學時代為掙零用錢,自幼嗜讀武俠小説的劉兆藜、劉兆玄、劉兆凱三兄弟以上官鼎為集體創作之筆名發表武俠小説,隱喻三足鼎立之義。劉兆玄為主要執筆者,哥哥劉兆藜則負責男女之情的描述,弟弟劉兆凱則專寫武打部分。1960年兄弟三人合寫的《蘆野俠蹤》,讓“上官鼎”一舉成名。此後,他們相繼出版了《長干行》、《沉沙谷》、《鐵騎令》、《烽原豪俠傳》、《七步干戈》、《俠骨關》、《金刀亭》等一系列作品,亦曾幫古龍代寫《劍毒梅香》。後來,三兄弟陸續出國深造,遂在1968年宣佈封筆。
出國後,劉兆玄獲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化學博士學位,後曾任臺灣清華大學校長、東吳大學校長、“國科會”主委、“交通部長”、“行政院副院長”,2008年出任“行政院院長”,2009年因“八八”水災所引發的政治風波而率“內閣”總辭,2010年接任中華文化總會會長——期間再沒有從事過武俠小説的創作。
在封筆四十六年後,劉兆玄突然提筆寫作長篇武俠小説《王道劍》——通常武林中的規矩,如果沒有特別重要的理由,“金盆洗手”後重出江湖,將為武林人士所不齒,到底是什麼樣的因緣使得他重出江湖呢?
一段歷史懸案引出的武俠傳奇
2012年,劉兆玄為踐與亡友陳棠華之約,造訪陳棠華生前在福建寧德市創建的公司時,意外見到寧德當地幾名文史工作者,聽到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故事:明朝第二個皇帝建文帝的下落之謎,在寧德有了新的發現。
明史研究中,“靖難之變”後建文帝的下落是一大懸案。燕王與建文帝的權力鬥爭,燕王勝利;勝利者壟斷發言權,永樂宣告:“暴虐的昏君建文已經自焚”,官書就得如此記載。然而,建文逃亡之説,卻在民間廣泛流傳。官方記載不盡不實,頗多扭曲;“野史”內容又頗多虛幻難以取信。於是,“建文史事”成為明代中葉以後,以至清代,史學界努力探討的課題。
2008年,福建寧德發現了一座古墓,其格局特殊,座基採明十三陵中明長陵(明成祖永樂帝陵)的相同座向,雕飾多倣明皇陵規格。墓前有舍利塔一尊,塔上刻有“御賜金襕佛日圓明大師第三代滄海珠禪師之塔”二十個字。按照文史工作者的解讀,“佛日圓明大師”是指明太祖朱元璋,“第三代”是皇孫,“珠禪師”是朱姓禪師的諧音,這個塔文應該是指:墓中的主人乃是有明太祖御賜金襕袈裟的皇孫,法名叫“滄海”的朱姓禪師。而建文帝削發為僧臨終的法名,就是滄海法師。劉兆玄在文史工作者帶領下,還在寧德支提寺見到了一件明代的雲錦袈裟,看到了袈裟上的五爪金龍。
此外,劉兆玄還得知,2010年,浙江鄭義門村迎接來自寧德“鄭岐村”的旁支認祖歸宗,而據考證,該村先祖鄭岐便是“靖難之變”中和建文帝一起失蹤的近臣鄭洽……
所有這一切都指向一個結論:靖難之役後,建文皇帝並未死於皇宮大火,在他人幫助下,他削發為僧出亡東南,落腳于福建寧德支提寺……
回到臺灣後,劉兆玄把這段故事講給朋友聽,大家聽了後都覺得故事曲折迷人。劉兆玄自己則認為“這些資料要在歷史層面翻案,仍然不足,但是用於文化藝術創作之上,則很豐富”。一名友人對他説“何不你自己寫一部歷史武俠小説”。的確,“等人做,不如自己做”,同時也為了紀念亡友,劉兆玄重新提筆,開始創作這部歷史武俠小説。
自17歲就創作武俠小説的劉兆玄,自詡武俠老兵,開始創作時,就打定主意,不僅要寫武俠,更要寫歷史,寫出不一樣于金庸的武俠世界。《王道劍》的寫作歷時一年零三個月,四冊近百萬字,全都出自他親筆手稿,連插畫也不假手他人,“寫小説有半年的時間都活在明朝裏面,過得非常快樂。”劉兆玄説,寫作過程十分順暢,一張稿紙都沒有撕掉過。
關於新創的這部作品,劉兆玄説,過了四十六年多少有點長進,對很多人間的事情看法不一樣,在文字表達上必然會展現成熟度。他的這部武俠小説創造出“一套生生不息、永續發展的新武學”,批評政治文化中的暴力和霸道,宣揚儒家傳統中的道德理想和正面價值,提倡關注民生、族群共處、環境保護等,同時也沿襲了武俠作品傳統中扶助弱小、除暴安良、抑惡揚善,褒揚忠臣義士等正面因素。作者深厚的文史素養和豐富的人生閱歷讓這部作品魅力獨具,不僅想像力十分豐富,歷史的框架嚴謹,還融入了自己的史學觀念和政治理想,于廟堂與江湖之虛實糾葛間,再創新派武俠之巔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