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不太關注當代文學，當然也不太關注魯迅文學獎。不關注當代文學，是因為作家們都在地上，太鬧騰了。不關注魯獎，是因為第一屆就倒了胃口。記得那屆的全國優秀雜文獎第一名給了《微言集》，那是一冊行政工作報告之類的東西，與文學無關。作者林祖基時在深圳人大主任位上，現在當然下去了，但那個獎勵還記載著，不怎麼光彩，這就累及了魯獎，至少對我而言。

　　對於獲得第六屆魯迅文學獎的周嘯天的古詩詞作品，總體印像是：題材豐富，學養不錯，境界欠佳，詩藝一般，妙句難尋。中國人古來作詩與讀詩都講究“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一部詩集裏沒有一個句子可以回味，景何以寫？情何以寄？理何以道？境何以高？詩何以傳？

　　缺乏悲憫 意識不正

　　根據周氏詩詞的意象與故事等，可以探索到一些隱藏在作品深處的意識。比如《練姐生日口占三絕》、《贈別二首》、《鄧小平與四川竹枝詞六首》對親屬、故鄉、師友乃至國家的感念；《寫鄧稼先》與《人妖歌》歌頌捨身奉獻的精神；《寫澳門賭城》與《何所長歌》對官場腐敗的評點……都可以説是正面、積極的意識。但也僅此而已，沒有獨特的發現、挖掘和表述。像杜甫“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的思境，在這裡是讀不到的。

　　周氏詩詞，意識不正、不良或不純凈者有之，茲舉數端如後：

　　一是缺乏大悲憫。《悼哥哥》一詩懷念歌者張國榮，劈頭説：“世間廢物多不死，天生俊彥天喪之。”按照對比原理，“廢物”顯然指人，而不是指垃圾桶或廣大世界中的無用之什。人之“廢物”就該死嗎？周氏並非一時不小心有此詩行，《海嘯歌》第九、十行道：“陽光海浪沙灘客，未知天譴在頃刻”，雖然有大自然報復人類的意思，但放在人類大災禍的地方，對受難者來説還是太過分了。有宗教或非宗教大悲憫的詩人，不會如此露“兇”。

　　二是政治上的霸道邏輯。《感時》一詩，根據1990年伊拉克進攻科威特時事而寫，“沙漠軍刀舞”，伊拉克活該皮毀羽飛。相關的一首歌行是《代悲白頭翁》，描寫薩達姆“依稀頹齡一衰翁”，為他“遭遇了2003年全人類個體生命最大的落差”而喜出望外。但伊拉克如今是什麼局面？今年，美國政客自己都出來承認出兵伊拉克的錯誤了，但人家國已不國！用自由民主的藉口殺人如麻，就是光明磊落和偉大正確的嗎？為強者唱讚歌很容易，為弱者主持公道顯然需要獨立思維和特別的勇氣。一個真正的詩人，不能跟著新聞思考，尤其是強權製作出來的新聞。

　　三是“窮愁自古擾詩家”的酸葡萄心理。這個問題還真説不出個大是大非來，但詩詞中如何處理，卻是有講究、有門道的。“自古官商能速富，如今教授剩清名”（《寄潘嘯龍》）；“乘時兒輩多先富，教授名高久不肥”（《教師節作》），周氏在不少於十首詩中反覆吟唱，本也無可厚非，問題是，一碰到哪個地方時來運轉了、發達了，就一定先用錢來衡量——《徽州民居》寫當地人民在浩劫中保存了明清建築後，寫道：“時過境遷還故物，前人種樹後乘涼；財源滾滾來行旅，天下始得重徽商”；《泰國行》之“資政一紙逐客令，肥水直流泰王家”；人妖表演到了海南，當然是“觀光客自天外來，一方經濟為翻倍”（《人妖歌》）。可憐詩人，在用眼睛觀景的同時，也忙壞了他手上的算盤珠子。至於文化、生態、生存、人性等更廣更深的東西，都來不及探討了。這就大大削弱了事實本身更重要的歷史關聯與價值追問，也使得“富到唯錢卻是貧”（《贈羅志才》），成了自嘲和虛偽，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格律不嚴 筆力不夠

　　就我所看過的周嘯天的那些文本，可以看出他是懂格律，也是在乎格律的。略微統計了一下，《欣托居歌詩》中，有三十多首作品應該挑剔不出格律上的毛病。但他更多的詩詞，不遵格律、不合格律，拗字、拗句、失粘、失對、出韻的地方太多了。

　　當代人作格律詩，不出兩個路數：一路嚴格遵循《平水韻》（當然，你也可以不用《平水韻》去寫作不講究格律的五古或七古，也稱樂府或歌行體，這不能叫做格律詩，只能叫做古風或古詩）；另一路，可用古格（五七言的絕、律與粘對規則等）而採新韻。所謂新韻，要麼是十三轍，要麼是《中華新韻》，但須註明，否則就亂套了。周氏《司馬相如二首》其二：“梁苑歸來詞客貧，大人一賦氣淩雲。辭章縱令驚天子，所幸狗監是故人。”第二聯對句是個大拗句不説（只有“人”字是個平聲，其餘六字皆仄聲），三個韻字，“貧”在《平水韻》的“真”部；“雲”在“文”部；“人”又入“真”部，這不是用鄰韻，而實實在在是出韻了。奇怪的是，作者在註釋第一行就自注：“此詩依詞韻通押”。詞韻是寫詞用的，近體詩（格律詩）不存在通押一説，唐人寫格律詩好像沒有這麼幹的，他這是自定規矩，破壞了中古以來的格律詩傳統。

　　再看詞作《臨江仙成都活水公園》，對照龍榆生《唐宋詞格律》格二，這首詞至少有“翠”、“十”、“齒”、“江”和“碗”等五個字，是該平用仄，該仄而用平了。

　　作為一個專業人士來説，周氏為何明知而故犯呢？解釋唯有一條：格律不嚴，筆力不夠。（布可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