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來，我將自己所有的愛都傾注到了中國文學之中！”這是顧彬寫于2008年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中文版序的第一句話。這位德國學者自1967年首次接觸李白的詩以來，從此對中國文學癡迷有加。

　　當得知國學大師錢穆1955年在香港辦新亞書院時講授的《中國文學史》，60年間從未以任何形式公開面世，最近，其87歲弟子葉龍將60年前的筆記整理成書，獨家授權本報以連載的形式首發的消息後，特別是錢穆在《中國文學史》講義中直道：“直至今日，我國還未有一冊理想的《中國文學史》出現，一切尚待吾人之尋求與創造”，顧彬對錢穆這種省思頗感興趣，並欣然接受本報記者採訪，加入了“再提‘重寫文學史’”的討論中。

　　今年已近古稀之年的顧彬，係德國著名漢學家、詩人和翻譯家，1966年起學習神學，之後又轉學漢學，兼修哲學、日耳曼學及日本學，並於1973年以《論杜牧的抒情詩》一書獲波鴻魯爾大學博士學位。1981年在柏林自由大學以《空山—中國文人自然觀之發展》一書獲得教授資格。自1995年起，顧彬出任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教授至今，現還擔任汕頭大學文學院講座教授等職。其研究領域以中國古典文學、現當代文學及中國思想史為主，著述、譯作頗豐。主要作品和譯著有《中國詩歌史》、《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魯迅選集》六卷本等。同時，顧彬還擔任《袖珍漢學》和《東方方向》兩份重要德文漢學/亞洲學期刊的主編。

　　尤要一提的是，顧彬對中國現當代文學時有犀利的批評，因此使他不可避免地成為中國學界頗有爭議的人物，甚至引起極大的討論。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顧彬幾十年來對中國文學進行了孜孜不倦的研究和探索。在他主編的十卷本《中國文學史》中，其中三卷(詩歌、戲曲、20世紀中國文學)以及散文卷中的將近半部都是由他親自執筆的。

　　他表示，德國漢學界在中國文學史研究方面可謂碩果纍纍。從1902年以來，德國漢學家一再探討中國古典文學的形成和發展，其中不少漢學家也將哲學和歷史納入其中。“因此，作為作者和主編，我只是這無數漢學家中的一位，絕非‘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我想，之後的來者不再會想寫一部整個的中國文學史了，而只是斷代史，以及具有典範作用的有關古代，或中世紀，或近代的文學史。我和我的前輩們在文學史書寫方面最大的不同是：方法和選擇。我們不是簡單地報道，而是分析，並且提出三個帶W的問題：什麼，為什麼以及怎麼會這樣？舉例來説，我們的研究對像是什麼，為什麼它會以現在的形態存在，以及如何在中國文學史內外區分類似的其他對象？”

　　深刻的思想決定文學的價值

　　《文化廣場》：推動文學演進的因素，既有文學自身發展規律的內部因素，又有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影響，以及地理條件等外部因素。在目前所見的各種各樣的文學史版本中，尤其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著，大多數還是以外部因素為主要參考係來編撰文學史。不知您是如何看待“文學史”這種著述體裁的？

　　顧彬：不少歐洲漢學家把中國當代文學看成社會資料。通過作品他們希望能多了解中國的情況。原來我也是這麼一個漢學家。到了2000年前後我的研究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那個時候我多寫作，開始出版我的文學著作，經常跟作家見面談談文學的本身。因此我十年來越來越多地從美學，而少從社會來看中國當代文學的價值。

　　不過，德語國家的讀者恐怕他們還是老樣子。德國讀者大部分是女的。她們想多了解中國婦女的情況。因此所謂的美女作家在德國非常成功。

　　《文化廣場》：若把“文學史”進行拆分，即是“文學”和“史”。就我個人的閱讀經驗而言，中國內地出版的汗牛充棟的文學史，似乎是通過認識文學的內在嬗變來了解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文學性始終從屬於歷史性，讀後對具體文學作品印象卻不深，就像也有人説是“強調社會變革和政治的鬥爭的主導地位”。在您看來，文學史的編撰核心是要完成什麼目的？哪種方式才是將“文學”和“史”平衡溝通的理想方式？

　　顧彬：能按照國際文學評論分析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的漢學家們非常少。他們大部分喜歡告訴我們什麼書是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被誰寫的等。文學史的本身應該是以著作為主。

　　《文化廣場》：您在1988年開始組織編撰十卷本的《中國文學史》，自上世紀90年代在德國開始陸續出版。而第七卷《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則已在2008年推出中文版。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您在前言中表示自己評價文學的準則在於：語言駕馭力、形式塑造力和個體精神的穿透力。那麼，這些準則依然適用於對文學史的評價嗎？換句話説，有沒有一套理想的文學史編撰的參照係？

　　顧彬：我不是一個典型的漢學家。我上高中學校，我最喜歡的兩門課是古代希臘文與哲學。上了大學後我開始學神學，又學了日耳曼文學等。很晚我才開始學漢學。寫杜牧博士論文時，我用哲學與日耳曼文學的方法來分析他的作品。我的導師不太高興。不過，一個哲學教授支援我。所以我可以畢業。

　　我大概在學校與大學時無意識地注意到文學經典的語言、形式與思想。可是到了2000年前後，我才用這個方式來思考中國當代文學。好的語言、有意思的形式、深刻的思想決定文學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