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跨領域研究學者陳勇撰寫的《中國式突圍》一書,近日由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正式出版。本書以通俗的語言探析當前金融危機的來龍去脈和對全球化進程中的中國不同區域、企業的影響。作者在書中提出面對金融風暴,中國必須用一貫的理性和冷靜汲取那些跌倒者的教訓,反思自身發展中的不足與問題,站在産業分工更有利的制高點,尋找走出困境的中國式答案。
本書不僅從宏觀經濟背景、中觀産業政策闡述金融巨變下的政府經濟戰略,更從微觀經營方面,全方位解析了中國企業危機中“突圍”的生存之道。
本書第一部分“全球困局”即探討了此次金融危機的形成機制、它演進到今天的幕後推手,以及這場危機的走向和持續的深度,並集中分析了中國經濟在全球分工體系中所可能爭取的有利地位和再造中國經濟黃金30年的可選途徑。
本書的第二部分“中國機遇”,主要闡明瞭中國經濟在危機中遇到的産業升級機會和獲取世界金融體系話語權的途徑,並通過對東部沿海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等區域經濟升級、轉型等多种經濟發展模式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區域經濟發展的應對之策。對提升我國區域經濟競爭力,保持經濟穩步增長,大有助益。
書中的第三部分“中國企業突圍”,旨在幫助處於經濟漩渦之中的中國企業撥開征程中的迷霧,堅持世界級企業公民的夢想,開拓了多種中國企業應對金融危機的有效途徑,並號召中國企業家在風暴中集聚力量,與中國經濟共同實現新一輪的騰飛。
本書試圖向讀者解開以下懸念:
● “經濟瘟疫”為何週期性地肆虐全球?
“週期性的經濟危機,像幽靈一般遊蕩,它從來就沒有離開過我們。”備受冷落的德國馬克思紀念館最近熱鬧起來,館長笑著説:“我經常聽到來這裡的人們説:這個人説對了”。
● 美國和中國“增長極”是此消彼長,還是共存共榮?
按照“增長極”理論,某個區域一旦形成增長極,將由點到線、由線到面擴散,進而演變成“經濟帶”。美國是一個更大的區域增長極,其經濟輻射全球,使得許多國家變成了它的“衛星國”。中國最有可能打破這種單極格局,並乘勢“全球定位”,成為世界經濟的第二極。
● 中國能否率先突圍?
龍永圖認為:中國經濟“就像飛機剛剛起飛,誰也阻擋不了。”若要再造30年輝煌,需要安裝怎樣的增長引擎?
● 金融危機的最壞結果是什麼?
樂觀者認為,世界經濟將呈V型復蘇;悲觀者認為,世界經濟將呈L型拖累下去;中庸者認為,世界經濟將呈U字型復蘇。還有一種極端論調,認為這場危機可能被“戰爭狂人”利用,為了轉嫁國內經濟和社會矛盾而鋌而走險。
作者簡介:
陳勇 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2005年獲管理學博士,後從事經濟學博士後研究,精通宏觀經濟學,洞悉組織管理,國內少有的跨領域研究專家。曾擔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美國斯坦福大學聯合發起的“國研?斯坦福中國企業新領袖培養計劃”主要執行人。著作成果:《生死轉型》、《世界是彎的》等。
精彩內容選登:
中國下一個黃金30年
中國下一個黃金30年
一、“十七大報告”早已預見全球金融危機
源自美國次貸危機的全球金融危機,其蔓延之勢超過所有人的想像。人們在2007年,甚至在2008年都沒有想像到它會以如此的速度洶湧而來,撲面而至。
當2008年第29屆北京夏季奧運會成功舉辦,人們還沉浸在節日慶典的氣氛當中,無論是西方世界還是東方世界,沒有人想到巨大的威脅已經降臨到我們身邊。可是,當我們清醒地撥開歷史的迷霧,把目光投回到2007年卻驚奇地發現,中國共産黨于2007年10月15日舉行的第十七屆全國代表大會上就已經明確提出,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要特別加強和改進金融監管,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並且未雨綢繆地指出,在未來要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目標關鍵在於:兩個重大進展,一個戰略性調整和四個更加提高。所謂兩個重大進展是指:第一,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第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謂戰略性調整,指的是大力推進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所謂四個更加提高,指的是自主創新能力、節能環保水準、經濟整體素質和國際競爭力四個方面的更加提高。
客觀地講,即使不遇到外部的金融危機,中國的深層次的體制改革和經濟運作方式的調整已然箭在弦上,蓄勢待發。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已經為這場深刻的變革和調整做了充分的準備。從30年快速發展到未來30年的科學發展,必然要經過一個轉變的超越與陣痛。因此我們大可不必對目前金融危機造成的局部困難感到悲觀與失望。即使沒有這場危機,我們也一定要經歷一場新生命的孕育、胎動和分娩。這種痛苦的過程越深刻,未來轉型,中國發展的空間將越廣闊。
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使得這種轉變的外部環境變得格外嚴峻。畢竟中國在全世界範圍內是以對外貿依存度高著稱的龐大經濟體。然而,在這種環境下實現轉變,在加劇困難的同時,也促使我們採取更有利、更大膽的行動,把改革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把未來的命運掌握在中國人自己的手中。而不是像過去30年一樣,將中國的未來更多寄託在海外市場的增長上。
十七大報告特別提到,要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對於區域經濟而言,有一個重大的概念變化,那就是從經濟的增長到經濟的發展。所謂經濟的增長,一般而言,指的是區域經濟出現總量上的變化;而所謂經濟發展,更多的是指經濟結構上的調整。
關於經濟總量的變化,人們通常會關注四個重要指標。第一個指標是一個區域的産業增加值的變化情況。所謂産業增加值,就是我們通常所講的國民生産總值GDP。一個區域在一段時間裏所實現的增加值,也就是GDP總量越高,則説明這個地區的增長速度越快。從增加值的計算方法來講,它反映出來的是這個區域經濟中,企業體稅後利潤加上所納稅金,以及人員工資和折舊之後的總額。其增長得快則説明這個地區的企業單位創造的利潤較多,上繳的稅收較多,發放的工資較多,或者提取的折舊較多。同樣,GDP的概念也包括GDP總量和每人平均GDP。當一個地區的人口數相對固定的時候,GDP總量的上升也就意味著每人平均GDP在逐年的提高。以我國廣東省為例,廣東省的GDP已經超過每人平均1萬美元,我國香港地區則是22 000美元,臺灣地區達到16 000美元,韓國則是21 000美元。當我們比較地區與地區的經濟增長水準時,通常會用GDP總量和每人平均GDP來衡量。
第二個指標通常是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每人平均GDP指的是這個地區國民生産總值的每人平均數,它並不代表這個地區人們的收入水準的高低。而真正反映這個地區消費能力、儲蓄水準和生活水準的經濟指標,則是家庭或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通常統計部門是通過入戶調查、記錄家庭收支情況等方式來進行客觀記錄與反映。這項指標增長較快,則反映某一地區人們能夠支配的物質條件有較大的增幅。反映出人們的消費水準出現較快增長。
第三個反映一個社會的增量情況的指標通常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也就是這個地區從商業的批發和零售角度所實現的總體銷售額。這一指標反映的是一個地區的商業部門擴張的速度快與慢,它反映區域中不同門類的産業在對本區和外區消費者提供産品與零售服務方面是不是創造了更高的水準。
第四個增長指標則通常是財政稅收收入增長。通過一個地區財政稅後收入的增長與變化,我們可以判斷這個地區的經濟總體增長情況以及當地政府所能夠擁有和控制的財力增長情況。而這一指標通常又反映出當地政府能夠用於社會建設、提供公共服務和參與經濟建設的總體實力以及增長後勁。
但是,十七大報告正式提出的從關注增長到關注發展,特別是科學發展,是在告訴人們,不僅要關注産業增加值、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以及財政稅收收入的增長的總量部分,而且還要越來越多地關注增長中的結構問題,也就是發展問題。經濟運作是一個有機整體,如果只講究追求經濟總量,則會導致經濟的片面失衡。如果單純是為了突出追求總量,人們可以將資源和要素畸形地集中到某一個區域、某一個領域、某一個部門,這種短期內的急速集聚很容易拉動經濟總體的增長。但是,因為佈局的不合理、結構的不協調、資源配置的不科學,也會導致這種增長形成泡沫,難以為繼,缺乏後勁,甚至集聚影響社會穩定的金融風險,這不是科學發展觀所提倡的可持續增長。為了實現可持續增長,要求我們科學發展不僅關注總量,還要關注結構。
對於發展的關注通常也有四類指標。第一類指標,是在科學的發展中,如何實現GDP存量與增量的合理變化。在一個區域經濟中,通常都有現有的支柱産業和主導産業,也會有這個區域通過有效佈局,吸引外部資源而希望發展的增量産業。光有GDP總量的增長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清楚地知道,我們所涵養的傳統産業是不是保持增長,我們所扶持和培育的新增産業是不是有更快的發展。增量部分的結構,反映出來一個地區發展的後勁與未來空間,它的價值在很多時候要高於單純地關注一個經濟的GDP絕對值。
第二類指標是指産業結構的優化問題。一個地區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對原有的産業結構進行升級、換代和優化。過去30年中,中國各個地區為了發展經濟,增加財富,創造更有利的競爭態勢,以及更大地解放生産力,都是在改革中勇於創新,摸著石頭過河。鄧小平同志常説,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但是在抓老鼠的過程當中,難免出現這樣那樣改革中允許出現的失誤和不足。30年來,我們一路高歌猛進,但是30年後,我們必須認真地審視走過的路。對已經出現的、阻礙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方式和方法,必須堅決地予以調整,而且勇敢地為未來的發展提供必要的轉型,引導資源向有利於區域經濟科學發展的未來方向上展開配置。這一優化過程,在現實中往往是痛苦的,因為人們通常都會習慣長期從事的工作,形成習慣思維,形成習慣做法,形成習慣套路。要改變這種習慣只有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又必須與經濟生活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相結合。我們不能認為昨天的成功一定能帶來今天的成功;我們也不能認為今天轉型的困難意味著明天還會困難。
因此,廣東省委在2008年之初提出,産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雙轉移”戰略,就是要把處在發展的先進階段的珠三角地區主動升級,主動換代,騰籠換鳥,將不符合生産力發展方向和趨勢的産業和勞動力轉移到珠三角之外的後發達地區,實現産業的順利承接,同時又使得珠三角能夠攀上産業的更高階梯,吸引更高素質的産業從業人員。
然而,改革是如此艱難,因為金融風暴不期而至。但即便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改革沒有退路,不能回避。就像十七大報告中提到的,永遠不為風險所惑,永遠不為挑戰所懼。追求科學發展,某種意義上講,就是追求更大的挑戰。而這種挑戰帶給我們的最大愉悅就在於經濟的升級與騰飛,人民生活的更大改善。
發展所關注的第三類指標,就是不僅看財政稅收收入的總量,還要關注財政稅收支出的結構。區域經濟的財政,通常主要投入到區域的公共服務和維持區域行政管理能力方面,富餘的部分則用來支援區域的經濟發展。財政支出結構展示著一個地區用有限財力投放的方向、發出的信號和解決的問題。經濟要發展,結構要均衡,廣大群眾要受益,未來方向是共富。財政支出的結構承載著沉甸甸的分量,決定著我們二次分配的效果,以及我們社會經濟發展最終品質。它到底是可持續的,還是曇花一現的;是社會大眾的,還是利益集中的,財政稅收支出的結構給人們最多的啟示。
經濟發展的第四類指標,還包括對區域經濟的消費、投資和區域外銷售三者結構的關注。要想提高經濟的發展速度,當然要不斷培育本區域的消費水準。但是,不同的發展階段,區域經濟必然要有所為有所不為。先進地區尤其要注重本地區消費水準的培育、消費市場的管理和消費者信心的維繫,通過消費來帶動生産,通過消費來刺激經濟;而對於一些後發地區、跟進地區甚至落後地區,由於難以維持過高的消費水準,因此很長時間內都要靠投資和區域外銷售來維持本地區的經濟發展。這需要一個過程,會有此消彼長的階段。但是,做經濟工作不能一蹴而就,不能刻舟求劍,也不能完全憑著理想主義;而應該實事求是,準確地對本區域進行定位,合理地搭配這三者的結構,使得經濟不斷發展,本地區消費能力不斷增強,對外提供的産品和服務水準與品質不斷提升,投資效果日益顯著。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研究增長和發展問題並不是簡單地摒棄增長追求發展,而是通過促發展來保增長。只有把發展問題解決好了,能夠實現經濟總量中間存量與增量的合理化,能夠實現産業結構、主導産業和牽引産業的優化,能夠實現財政支出的結構和諧化,能夠實現發展指標之間互動可持續,我們的增長才有後勁,我們的增長才有品質,我們的增長才能夠使更廣大的人民群眾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