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進

　　近年，有好幾個人都聯繫過我，説想來我這裡了解吳宓的情況。我很驚詫，我和吳宓從來就沒有交集啊！他們都説，《吳宓日記》説到你的。前幾天，又有一位以吳宓研究做博士論文的學生給我發信，“希望採訪”。説來慚愧，我還沒有讀過《吳宓日記》呢，這次就打破砂鍋問到底了：“《吳宓日記》在哪談到我呢？”這才知道這篇日記載于《吳宓日記》續編第六冊。

　　1963年7月在西南師範學院外語系畢業後，我留係任教，和俄羅斯老師維娜共同在俄語專業二年級一個班執教專業課。維娜講授詞彙部分，我負責語法部分。那時，西南師範學院在教師裏開展了“教書育人”活動，提倡專業老師要既教書，又育人，我也投入了這個活動中。

　　1964年9月25日下午，西南師範學院召開全院文科教師大會，由潘教務長主持，方敬副院長出席，請了四位老師交流“教書育人”的心得，我也是其中的一位。如《吳宓日記》所記，我的講題是《教書，教人，教自己》。我説，在教學活動裏，教師不要只做“經師”，還應該做“人師”。《漢書紀》卷二十三説：“經師易遇，人師難求。”什麼是“人師”呢，《韓詩外傳》定義説：“智如泉涌，行可以為師表者，人師也。”所以，要做“人師”，教師就要善於“教自己”，“行可以為師表”。教師大會的四篇發言內容被應邀坐在第一排的吳宓教授認真地記了下來。我是繼中文系徐永年老師之後的第二位發言者，吳宓記錄説：“在聽講中，宓作柬與第二排之譚敏，求寫示第二講員之姓名。得知其為呂進。”譚敏時任外語系黨支部書記。

　　吳宓從13歲開始記日記，直到晚年。《吳宓日記》凡20卷，是吳宓一生的學術生涯、個人際遇的真實記錄。錢鐘書先生在序言裏稱道《吳宓日記》説：“未見有純篤敦厚如此者。”這是準確的評價。

　　名人日記是重要的文體，晚清就有“四大日記”的説法：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翁同龢的《翁同龢日記》，王湘綺的《湘綺樓日記》，葉昌熾的《緣督廬日記》。在現代，魯迅、胡適、周作人、吳虞都有日記傳世。而千萬言的竺可楨日記和八百餘萬言的吳宓日記則是篇幅最長的。

　　吳宓精通易經，曾預計他的一生將有3個28年。神奇的是，他的一生完全被他預言得一絲不差。在第一個“28年”，他到哈佛留洋後，回國服務。第二個“28年”是他的高峰期，主編《學衡》雜誌，創辦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執教于多間名校。1950年以後，開始了他的第3個“28年”，也是最後的“28年”，這28年他是在重慶的西南師範學院度過的。其間，他婉辭了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教育部部長蔣南翔的回京工作的邀請，堅持在西師教書，直至84歲離世。

　　我的遺憾是，我十八歲以後就一直在西南師範學院讀書和教書，卻從來沒有接觸過吳宓先生，失去了這麼難得的學習機會。

　　記憶中，我參與過一次吳宓研討會。那是1998年6月，由西南師範大學（原西南師範學院）發起，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等11個單位在西南師範大學共同主辦了“吳宓先生逝世二十週年紀念大會暨吳宓學術研討會”，北京大學李賦寧教授將這個會議稱為“世紀末的學術盛會”。作為學校學術委員會的負責人，我參與了這個研討會的籌備、主持和論文集《多維視野中的吳宓》的編輯出版。

　　吳宓在1910年的日記卷首寫道：“天下之事，不難於始，而難於常，所以毅力為可貴也。日記，細事也，然極難事也。”我也是從13歲起就開始記日記至今，我會記得吳宓先生的話。（作者係重慶市文聯榮譽主席、西南大學教授）